（三）

    陶行知（1891-1946）③的大名，读过书的父亲当然知晓。

    陶行知是安徽人，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师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大师杜威，回国即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成为中国高等学府里的知名教授。他的老师杜威奉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哥伦比亚大学里就设置了像工厂一样的所谓“生活试验室”。陶行知没有食洋不化，他把老师的理论倒转赶来，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走出学校的小笼子，迈进社会这个广阔的大天地。于是他自己率先走出深宅大院，脱下大褂，戴上草帽，走乡入村，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扰封杀，致力于富有创造而又艰辛的平民教育，办晓庄师范、山湖工学团的传奇故事，流传颇广，世人皆知。

1939年重庆凤凰山古圣寺育才学校的校门和学生

    1939年夏天，陶行知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创办“育才学校”，即“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其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育才学校设在重庆北碚凤凰山麓的一所寺庙里，入学无需考试，上学后也没有升级考试，最后也不管毕业分配。学校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点，设立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和社会等几个组，聘请一流学者到该校任教，如文学组的艾青、舞蹈组的戴爱莲、音乐组的贺绿汀等等；邀请享誉全国的名家到学校讲课，如郭沫若、翦伯赞、何其芳等等。学校里还实行独特的“小先生”即“艺友”制，陶行知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学友，我的学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小孩子最好的先生，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他建议凡是学校有一艺之长的人便可招收为艺友。从幼儿园以及到研究所，只要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试行艺友制。可以说，育才学校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所特异的试验学校，有着独特的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也只有这样的学校能向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逃难中学生敞开当教师的大门。

    走进育才学校，走近陶行知，是父亲人生路途上的重要转折点。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1939年8、9月间，我随魏东明一起到了重庆北碚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学校实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试验，学生从小就分音乐、绘画、文学、戏剧、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专科。我在文学组工作，职务叫‘艺友’（即小先生），做辅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等工作。文学组主任是魏东明，艺友还有冯兰瑞、路翎等人”。

    育才学校里人才荟萃，不仅老师优秀，小“艺友”们也不平常。如冯兰瑞（1920-）④以后成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1939年底，胡风介绍徐翤兴给魏东明，其人16岁时因发表进步的长篇小说而被学校开除，陶行知欣赏其才能，吸收到育才学校文学组当艺友，此人即后来胡风集团的主要人物——知名作家“路翎”。父亲因爱好文学与他交往甚多，结识了不少后来的“胡风分子”，解放后因此遭难，被审查一年有余。

    第一次见陶行知的情景，父亲写过一篇《陶行知在凤凰山》的文章中这样描绘：“时值盛夏，陶先生打着赤膊，披着夏布衫，摇着一把芭蕉扇，除了从他的黑框眼镜上还能感到一点学者名流的样子之外，其余的完全像个老农民。我当时不满18岁，还很拘束，有点畏怯。但是他的纯朴、亲切、热情和诚恳，立即感染了我。他很随便地谈到，我写的近十篇剪贴起来的文章，魏东明转给了他，他已经看过，欢迎我到育才文学组去工作；还说，当小先生，教学可以相长啊。”

    父亲多次对陶行知说自己只读过中学，还想上大学。陶行知告诉父亲：不要迷信国民党办的那套传统教育，一个人边教边学，只要持久、刻苦和得法，也一样可以有成就；法拉第当过装订工，一边装订一边读了许多书，靠的就是刻苦，人要有志气。父亲向陶校长讨教自学应该注意什么？陶行知说，学习就像探访，自己找到的地方一定比乘车去过的地方印象要深刻，下次再去更认得路。他鼓励父亲刻苦自学，遇事要虚心加留心，并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念给父亲听：“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名姓，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何故、何地、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名字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向难童赠送漫画

    父亲在古圣寺教书时与诗人邹绿芷（1914-1986）⑤共住一间房，交往甚密，邹绿芷不仅是文学组的老师，还兼做过陶校长的秘书。陶行知喜欢写诗，经常来此聊天，他说：“要把育才办成一个诗的学校，要以诗的真善美来办教育”。父亲理解陶校长讲这番话并不是要求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诗人，而是要努力使学校的学生有诗的感情，诗的道德。陶行知有句名言：“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在陶校长的影响下，育才学校读诗、写诗的师生很多，经常开诗歌朗诵会，陶行知也多次咏诗向屈原、李白、杜甫、莱蒙托夫、普希金等表示敬意，他对学生说，我们要欢迎“诗神同上凤凰山”，要让诗人“进入我们美好的心灵”，在陶行知心里，“诗情”和“美德”永远是不可分离的伴侣。父亲还记得，有一次他写出一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英文诗，高兴得连夜把学生们喊起来，亲自教授这首歌颂人民的美好诗篇。

    文学组主任魏东明非常喜欢读鲁迅的文章，与父亲的志趣相投，他们一起在文学组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陶校长很支持办这样的研究会，并把自己收藏的一部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捐献出来，供大家一起阅读学习、讨论研究。厚重的全集，博大精深，研究会和文学组的师生们仔细地阅读每一篇文章，热烈议论，相互启发，越读越爱，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成为父亲的最爱。研究会还在文学组住所的墙上贴了陶行知写的一首诗，诗云：“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照人创造到天明。”这首诗是1938年6月陶行知为《鲁迅全集》出版时写的祝词，“六百万”，是按许广平编的《鲁迅全集》字数计算的，意为每一个字就是一把“照人创造”的火炬。这段学习研究经历对父亲影响很大，魏东明也一样，他曾撰文自称是“由鲁迅的乳汁与血浆哺育成长的”。

    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大教授、小先生、学生们教学相长，切磋交流，其乐融融，父亲读了许多书，教了不少的课，写了不少文章和诗，学问见长；在这里，更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教师，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讲延安和八路军的见闻，父亲的思想也渐渐变红，与共产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