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习仲勋传》编委会编、贾巨川先生执笔的《习仲勋传》（上卷），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习仲勋其人、其事。叙事、写人、言志，大处着眼，高处俯瞰，以时势为轴，以史料为骨，使一代血肉丰满、形神兼备的老共产党员的形象呼之欲出，引导读者深入到传主的思想深处和内心世界，从更高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老一辈革命者的本色。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革命道路，为什么国家、人民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力量的源头活水。

　　同时，《习仲勋传》（上卷）也呈现给我们西北地区革命史的浓缩版。因为，传主习仲勋就是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一大批革命者，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中的一员，他们的毕生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血肉般紧密联系在一起。

　　《习仲勋传》（上卷）从1913年习仲勋出生写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长达36年。在这一时段，相继发生了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而北洋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解放战争胜利进行，新中国宣告诞生等。在这一时段，习仲勋由“而立”之年走向“不惑”之年。由一位热血青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从陕甘边区走向陕甘宁边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一时期，是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旧中国走向结束，新中国、新纪元开始。

　　要全面认识、了解习仲勋，必须认识、了解西北地区革命史，还必须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陕西。《习仲勋传》（上卷）由此切入，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和一方土地历史之厚之重，反映了习仲勋的前半生同陕西、西北地区和中国革命的有机联系；也反映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与非大博弈的社会环境，优秀的人文传统对习仲勋人生观、世界观乃至整个人生历程的深刻影响。读者在阅读中心灵窗户洞开，“以史为镜”之感油然而生，受到熏陶感染，汲取营养和力量。

　　地处西北的陕西是一方神奇而谜一般的土地。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秦的统一大业和以后的汉唐盛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经济、人文的高度。黄帝陵、秦皇、汉祖和唐宗之陵墓和众多文物古迹，成为辉煌历史的记号。深厚的文化积淀，钟灵毓秀的土地，哺育了崇尚正义、大气、豪爽、包容性格的一代又一代三秦儿女。然而自唐以降，这块土地开始走向衰落，以至成为贫穷、落后、荒僻的同义语。在历史走向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从而使延安成为中国的大本营，承载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从延安到北京，新中国宣告诞生，陕西又一次震惊了世界。

　　包括习仲勋家乡富平县在内，在这一方土地上，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近代，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如同星火，发生在蒲城县的反专制的学生运动，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一曲清王朝灭亡的前奏。辛亥革命、反袁斗争、五四运动在富平县，在陕西呈现燎原之势。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人民革命斗争推向一个全新阶段。富平县德高望重的民主先贤和早期的共产党员，深深影响着满腔热血追求正义投身于进步活动的习仲勋。他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大目标的革命道路。习仲勋终生念念不忘的是参加反抗八国联军牺牲的大伯，他的老师、共产党员武廷俊、严木三以及一起战斗在陕甘边区的刘志丹等战友。了解了陕西、了解了西北地区革命史，我们就会发现陕甘边区的建立，为党中央、中央红军提供了危难之时的落脚点，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党中央的到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陕甘边区”。由此，习仲勋开始一步一步由地方根据地负责人，到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肩负更重的责任，投身到更大范围的革命洪流之中。

　　丰富、翔实的史料是《习仲勋传》（上卷）成功编写和出版的基础。来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以及陕、甘、宁、青、新省（区）的档案资料；通过走访百余名习仲勋的老战友、亲属、有关工作人员收集的资料，阅读参考和习仲勋有关的一些出版物等。汗牛充栋般的史料，在作者匠心运用下，如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各得其用，使“静态的资料”得以激活，放射出光芒。

　　强有力的顾问班子、编委会，是《习仲勋传》（上卷）编著成功的可靠保证。由马文瑞、王恩茂、汪锋、冯文彬等老同志共计50人之多，组成了大阵容顾问班子。这些老同志是习仲勋同志的老战友，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由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担任主任的15人组成的编委会，行之有效地开展资料征集、撰写书稿等事项。顾问和编委会通力合作，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求真求实，审核资料、书稿，以精益求精、严谨的作风确保了《习仲勋传》（上卷）成为一部高质量的信史。

　　值得称道的是述而少论、甚至不论的编写方法，为该传增色不少。“述而不论”是“志书”的编写传统和基本特色。《习仲勋传》（上卷）的编写中，作者重在史料的运用，而很少议论。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支撑，论由史出，也把“论”留给时间，留给读者。这一写作特色和方法的成功运用，有力地增强了该传的社会效果。

　　遍阅全书，掩卷深思，收获颇丰。丰富、翔实的史料，顾问、编委、执笔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进入现实生活，使传主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习仲勋在党组织教育和指引下，把自己的人生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国家的富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特别是在长达二十几年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日日夜夜，以满腔热血，置生死于度外。无论是在学生运动的风潮中，在陕甘边区地下活动期间，还是在延安保卫战的严峻日子里，他出生入死，坚定不移，勇往直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古人先贤推崇备至的英雄气概，在习仲勋等老一代革命者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对人民、国家的深厚感情。习仲勋出身农家，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家乡老百姓饥寒交迫的生存状况和当局的横征暴敛，激发了他对老百姓的同情心和对当局的反抗精神。从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视野从一村一乡一县扩大到全中国，从反对当年的地方当局到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所追求的不再是一方一域一时的利益，而是中华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正如传记所述，习仲勋一生最爱说的话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最爱吟颂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即使身处国家领导人高位，老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魂牵梦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习仲勋等老一代革命家情怀的真实写照。

　　求实务实的优良作风。求实务实是习仲勋一生作风的突出特点。在创建陕甘边区的过程中，在陕甘边区抵制“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领导陕甘边区的土改活动中，习仲勋同志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出、制定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方针，作出重大的贡献。这种求实务实的作风包括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光明磊落的求实作风，使习仲勋同志能够模范地团结同志，同心同德开展工作，成绩卓著。因而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多次接见，与其共商陕甘宁边区土改等方面工作大计。他曾参与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工作，和彭德怀等领导共同肩负保卫延安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