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认识的鬼子兵》:贴切反映日本老兵所思所想

1979年，方军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毕业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当秘书，1991年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天，他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名叫小林勇的老头问他是哪里人，方军回答从北京来的。小林勇说，他l938年在北平五国饭店门口，无缘无故地打了当时的北平市副市长两个大嘴巴。可是，北平副市长还笑着给他鞠躬。小林勇说，当时他们是占领军，占领北平后志得意满，经常坐洋车四处游玩，耀武扬威。直到现在，他还会用中文喊:“洋车！——来！”

这是方军遇见的第一个侵华日军“鬼子兵”。后来，小林勇又给方军介绍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千辛万苦和艰难曲折的采访，方军先后采访了20多位原侵华日军老兵。这些侵华的老兵有的也反思到自己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也忏悔也认罪，有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向方军讲一些他们过去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一般人听了也可能当耳旁风过去了，但方军很敏感，那些故事激愤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他决心把那些侵华老鬼子们自述的侵华事实成文公布于众，于是便有了l995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认识的鬼子兵》和当年在日本一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在华作战老兵和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对话》。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出版后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普遍反映:在中国，反映抗日的书籍很多，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们日本老人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

有位叫宫永正风的侵华日军老兵来信，说:“1945年，我还是中学生，就被征集入伍。那时的日本如同强弩之末、如日薄西山。《我认识的鬼子兵》把我们写得太善良了。不好。当时，我们在北京门头沟抓住抗日分子，把他们捆在树上，切开他们的肚子，让脏体流出来……我们希望震慑其他的中国人，可是，事与愿违。”那封日本老兵的来信，作为战争博物馆应该有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方军赠给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收藏。

有位日本学者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有点不相信老鬼子兵会谢罪，有次方军到日本演讲，他就很怀疑地问方军:“参加过战争的人能和你谈那么多心理上的活动吗？”这时，有位叫伊桥彰一的侵华日军老兵站起来替方军回答说:“我今年81岁了，1938年至1945年参加侵华战争，担当过下级军官。战争中，我们当然杀害过无数中国人，我们日本国应该就战争的罪行给中国人民谢罪。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也使我们日本国民遭受了苦难。战争的发动者是罪恶的根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战争的苦难，正是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亲身体验的，不管是加害一方，还是受害一方。日本战败，我被苏联军队俘虏。我1960年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国，才知道我全家在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中，被全部炸死了。”

那位日本学者听了侵华日军老兵伊桥彰一的回答，马上坐下了。

抗战时期，在关东军医院中有位叫胜间靖子的，她是日军中的实习护士。1945年苏军打到哈尔滨时，满大街都跑着苏军的战车，震耳欲聋。她亲眼看见，老护士接到日军命令，急急忙忙给日本伤兵注射死亡药物，不让伤兵们落到苏军手里。

胜间靖子现已80多岁。她回日本后在一所学校教中文。她读了日文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后又推荐给她的学生们读。她连续8年带她的学生们到北京卢沟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地参观，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教育她的学生为日中友好做积极、扎实的工作。

日本学生们在卢沟桥上问胜间老师和方军:日本是一个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侵略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大的中国呢？

方军回答男女学生们说，日本是东方最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而中国长期闭关锁国，造成政府长期衰弱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国家四分五裂。抗战时期，中国腐败集团的利益居然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才有“先安内，再攘外”的国策。那时的中国还出现了4大伪政府，它们是东北的溥仪，内蒙古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还有300多万伪军，充当了侵华日军的帮凶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