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刘亚楼是空军第一任司令员。他青年投笔从戎，驰骋疆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他和我是同乡，都是福建闽西人。他出生在武平，我出生在长汀，两县毗邻，但长汀历史更悠久，文化教育更发达，因此他也是我们长汀中学的校友。不过，他是1910年出生的，我是1916年出生的，他比我大6岁，所以我们是相隔几届的校友，在长汀中学并未谋过面。我们都是1929年参加红四军的，由校友变成了战友，但因他参军不久就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故而我们彼此也不认识。

    长征时，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率该师担任前卫，曾指挥所部掩护中央红军强渡乌江、飞夺沪定桥，因此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我为自己的同乡、校友和战友刘亚楼的战绩而感到高兴。

    1936年6月，刘亚楼被派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1937年1月，我到抗大学习，当时很想能结识他，但一直未能遂愿。

    1939年，刘亚楼被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11月起在苏联红军见习，参加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他的俄语相当好，回国后曾翻译了《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等著作。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49年5月在北京饭店。

    当时北京饭店是接待军以上干部的招待所，四野的首长也住在那里。我住北京饭店是从第四十八军调出，在那里待分配工作。

    有一天四野军务处长通知我说，刘参谋长请你去谈话。我到了刘亚楼同志办公室，他见我去了起身招呼我坐下。他没有问寒问暖，开门见山您兑:“组织上要你去学习，你有什么意见?”我直截了当地说:“我已住过许多学校，抗大、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我都住过，现在需要的不是学习，而是去打仗，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役。”他听我说后觉得有道理，接着就说:“我们再研究一下。”这次谈话刘亚楼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很注意军人仪表，着装整整齐齐，态度严谨，颇有风度。

    过了几天，军务处长又来说，刘参谋长请你去谈话。见了我以后，刘亚楼亲切地说:“组织上决定你到四十二军去当参谋长。四十二军现在安阳，被包围的敌人已接近解决，你去没有多少事。

    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四兵团，你帮我去接收和整顿一下司令部，并把它带到汉口。”第二天我到小红门和王智涛同志办理了接交手续。5月25日，我和王平水同志带十四兵团机关和直属队乘火车由北平出发，6月16日到达汉口，十四兵团司令部驻江汉路上海银行。8月11日、12日我们又将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带回北京，19日全部到达南苑，紧张地投入空军的筹建工作。

    1946年3月1日，我军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所航校的任务是培养飞行、领航及航空机务、通信、气象等专业技术人才。1947年10月，刘亚楼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这个经历，是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原因之一。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快组建人民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正式建立空军的问题。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随后，中央军委批准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为基础，组建空军领导机关。10月25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萧华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第十四兵团机关与军委航空局合并，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军领导机关驻北京，设:参谋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局、财政处。同时，任命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司令员兼工程部长。

    空军初建时期工作十分繁忙，刘亚楼同志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工作，不知疲倦，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第二天照常按时上班。

    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精力充沛，令人钦佩。

    空军司令部成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大办航校。

    当时刘亚楼同志的主张是“先航校后机关”。他把航校比做“母鸡”，要“母鸡”孵小鸡。意思是建空军首先要培养出大批的飞行员，航校要成为飞行员的摇篮。因此，他曾到苏联商谈苏军帮助我们办航校的有关事宜。

    11月下旬，刘亚楼同志要我到满州里去接从苏联聘请的航校顾问和工程技术人员，随同前往的有王雁书，尹琦，张今弓(女，翻译)。我们把苏联顾问、工程技术人员接到哈尔滨，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个航校。

    毛主席说，要办好学校首先要选择好校长和教员。刘亚楼遵照毛主席的主张，把大批的干部投入航校，还大胆地使用旧航空技术人员。他亲自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求从陆军调6个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师政治委员到航校工作。根据当时航校的情况，他提出了“政治委员当家”的措施。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先后成立了7所航校，以速成训…练方式大批培养飞行和专业技术人员。

    航校相继开学后，接着转入机关建设。刘亚楼同志对进入机关的干部，都一一亲自过问。他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切忌“滥竿充数”。他要求干部必须做到三会:一会出点子，二会办事情，三会写文章。干部不会哪一项，都要补课，限期达到标准，否则就要调离机关。当时人们称之为“三过磅”，这个办法对加强空军统帅机关的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对机关建设提出一整套的规章制度，特别讲究军人姿态，非常重视军容风纪，走路要昂首挺胸，精神饱满，不得低头弯腰，敞胸露怀，严禁歪戴帽子、不扣风纪扣。除大院内设纠察外，还经常派出纠察人员到街上纠察，如有违犯当场纠正。他规定办公区内不得大声喧哗，走路要轻，办公室的走廊不许穿钉子鞋行走，进办公室要先敲门喊报告，关门要轻不得乒乓作响，绝对保持肃静。

    1950年6月19日，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批学员为主，成立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编成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团的政委都由师级干部担任。那时的干部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能上能下，从不讲价钱。

    毛主席对空军建设非常重视和关心，空军的报告他都亲笔批示。他几次为空军题词，第一次题司是:“创造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次题词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空军党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并提出了空军的发展规划。从1950年至1954年每年组建4个或5个师，5年之内组建了20多个师。组建的部队，大部分是由陆军调来的师、团机构。刘亚楼同志提出，向陆军来的同志学习，要与陆军搞好团结。有一次他听说有人问空军的一个干部:“陆军大还是空军大?”那个干部说:“空军是老子，陆军是儿子。”他为此非常生气地说:“胡说八道。不知天高地厚!没有陆军哪里来的空军?陆军是老子，空军是儿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帝国主义浸略朝鲜。11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门江进犯。同时，美帝空军对我国东北边境城镇和乡村进行狂轰滥炸，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我党和政府在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下，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国空军当时虽诞生不久，但也组织了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1月21日上午，美空军F一84型飞机20架在平壤至新义州沿线轰炸铁路运输线，我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大队长李汉率6架米格一15飞机迎战。空战中李汉击伤敌机1架。这是我国空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一次空战。一星期后，1月29日，美空军F一84飞机16架，活动于朝鲜定州和安州上空。李汉大队长率8架米格一15飞机出击。空战中，李汉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这是空军在抗美援朝中首次击落美机。李汉是第一个获得空军战斗英雄称号的飞行员。

    刘亚楼同志认为，抗美援朝是航空兵部队实战锻炼的好机会，应有计划地组织歼击航空兵部队到前线去轮战。不久他又决定组织空军机关和军区空军机关的干部到联指见习。部队轮战、干部见习，对空军作战指挥能力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2年12月，得悉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圣诞节前停战，刘亚楼同志派我到安东(今丹东)告诉段苏权(当时联司的司令员)，要他不失时机地抓紧航空兵部队的作战。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亲自到浪头联司指挥部队作战。他善于总结作战经验，亲自到部队搞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年轻的中国空军运用这一战术，与具有丰富作战经ril的美国空军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斗成果。

    刘亚楼同志非常重视空军的正规化建设。他亲自挂帅，组织指挥了空军各种条令、条例、大纲、教程、教材的编写。

    空军成立初期，基本上沿用苏联空军的条令、教材。随着空军的发展壮大，苏联空军的条令、教材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空军的情况了。刘亚楼下决心组织人力编写体现中国空军特点的条令、教材。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为此他调兵遣将。1959年11月，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理论水平较高的人员组成各编写组，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入杭州空军疗养院等地集思广益地进行编写。经过多年努力，至1965年8月，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大纲、教程、教材三百余部，使空军的各项工作都进入了有章可循阶段。他费尽心血领导编写的条令、条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林彪的死党吴法宪发动的火烧“蓝皮书”化为灰烬。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同志因肝癌医治无效在上海不幸去世，这是空军的一大损失。刘亚楼同志对我军尤其是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病后党中央对其病情十分关心，毛主席亲笔给刘亚楼同志写信表示慰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先后前往医院探望。他逝世后中央军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刘亚楼同志与林彪的关系是非同一般，我听姚克佑说过:“刘亚楼同志病重时，林彪派汽车接他去谈了7个小时，汽车里的温度都给调好了。”据我了解，刘亚楼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最听毛主席的话。1954年“高岗事件”，毛主席点了他一下，他马上就转过来了，向毛主席检讨说，我被蒙在鼓里，险些上当。刘亚楼同志有一些错误，但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否定一切不是马列主义的观点。

    我称刘亚楼同志为严师益友，这是我在刘亚楼同志领导下工作15年多的体会。与他共事，我受到许多教益，学到不少好东西，他的领导艺术和工作作风，我是非常钦佩的。刘亚楼同志虽然对同志很严厉，要求严格，态度严肃，发起脾气来是有些吓人，但他对同志是很关心很爱护的，不仅在物质上关心，在政治上更是关心。干部有困难，他让有关部门给予解决;晋衔、调级、提职，他都对同志负责，讲公道话。对与他意见不同和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不搞打击报复，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正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