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体现党内民主,组织人事管理的探索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从中央政治局内部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解决转兵贵州后人事调整的组织问题,是党内民主的体现,为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积累了经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
黄平橘林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对组织人事选拔任用的探索。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共十二章,六十九条,其中第二条(一)款“党管干部”,第十四条,组织(人事)部门将初步建议向党委(党组)主要领导成员汇报,对初步建议进行完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沟通酝酿,形成工作方案。第六章讨论决定,第三十四条,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在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应当根据职位和人选的不同情况,分别在党委(党组)、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中进行酝酿。
作为“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非常清楚,他为了挽救中央红军于为难之中,大力支持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同时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让中央红军从被动的局面转变为主动,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但是博古和李德一直没有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他们的初衷。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黔东南,召开黎平会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继续西进,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仍然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中,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博古和李德手中,是很危险的。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先是看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加上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的老本,基本被博古和李德拼光,消耗尽,这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博古和李德一意孤行。他从总政治部这个岗位职责来说,开始谋划人事调整。找谁商量,找最高“三人团”肯定不行。长征途中王稼祥、张闻天和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将他的很多想法告诉张闻天和王。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当时序次排在博古之后,周恩来之前的二把手,只有找张闻天把想法告诉他,同时做好周恩来的工作,通过以会议形式形成决议来落实,才能让想法变成实际,这是共产党员坚持原则,不断探索,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探索。
4.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的橘林谈话是变换中央军事领导富有决定性意义的人事酝酿,作为遵义会议的重要前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黄平橘林谈话凝聚了让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的力量,使得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为会议否决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遵义会议的重大成就作了如下表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黎平会议作出的决议,周恩来当天夜里亲自将决议送给李德过目。李德开始看得比较慢,比较认真,但是看着看着脸色变了,“啪”的一声,把决议翻译稿往桌上一放,随手一拍,发泄心中的不满。原因是这个决议排斥了他的主张。周恩来与他顶撞了起来,周恩来的警卫范金标后来回忆:吵的很厉害,总理(引者注:新中国成立后的习惯称呼)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李德对决议的不满,没有挡住决议的下发和贯彻执行。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12月28日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攻取黄平县城,直扑乌江,进军遵义。
博古毕竟还是中共的总负责人,李德还在指挥着红军。毛泽东认为博古、李德掌握红军的指挥权是很危险的,必须对他们有所制约,这样才能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之一,自己去说服博古、李德,弄不好发生顶撞,不利于团结。他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还是开会,通过决议来制约。同时如何才能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已必须开会,以会议决议来落实。人事问题只得先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提出来,王稼祥以当时的身份,话语分量很重,他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博古之后,周恩来之前的张闻天汇报,酝酿毛泽东的复出,指挥红军。30日中央纵队新“三人团”到达黄平旧州,王稼祥把想法告诉张闻天,张闻天明确告诉王稼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议》共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写道:“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宣告了最高“三人团”的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
黄平橘林谈话酝酿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猴场会议通过决议结束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推动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 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伍修权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回忆的前前后后》,原载《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才有了毛泽东同志讲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
12月12日召开通道会议,仅隔6天,12月18日又召开黎平会议,相隔13天,即在1935年元旦召开猴场会议,再到1935年1月15日召开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在长征路上密集开会,时间相隔短,会议解决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遵义会议不仅在军事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选择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和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危机。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由于军事指挥上“左”的错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挫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中央果断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到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橘林酝酿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准备。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8页“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参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利。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立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我是带着伤发着高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部队。……,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他的巨大意义,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荐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毛泽东纪实(1893-1976(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第236页]]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项英消失,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排在最后的毛泽东进入常委,常委中再进行分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领导岗位,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3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受中共中央委托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角色作了转化,黄平橘林谈话酝酿毛泽东复出,到毛泽东行使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权,变换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决策最终完成。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在于,我们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体。1943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黄平橘林谈话的现实意义
1.传承红色基因
黄平橘林谈话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承载着黄平人民的智慧、勇气和品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黄平人勇毅前行,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素材。
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红六军团转战黄平和西征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四次经过黄平,给黄平留下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同时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这里有红六军团的东坡战斗遗址、一张法文版贵州地图、红六军团指挥部、红六军团临时医院,中央红军智取谷陇、嫁娘坡中央红军黄平战斗遗址、尖山坡红军战斗遗址、红三军团黄平战斗指挥所、黄平整编、毛泽东41岁生日、黄平橘林谈话遗址、红军临时医院、红军济贫大会遗址、中华苏维埃临时银行旧址、红军街、红军桥、红军泉,失散红军林启荣、谢祖安、肖忠臣、吴建开、马崇德、钟兴明、王世龙等7位,红军给群众留下虎掌、包被,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故事等红色文化资源,这给我们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提供原始素材。
2.明确团结协作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张闻天和王稼祥谈话后积极做团结工作,将消息告知其他将领,大家团结一心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这种团结协作精神为黄平在革命年代开了好头,也启示当代人在各项事业中要相互支持、配合,汇聚力量,共同推动发展。
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于都集结,参加第一纵队“中央队”的队列,作战略转移。王稼祥是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在西征途中,王稼祥坐担架,毛泽东也因恶性疟疾
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也坐担架。毛泽东又邀请张闻天同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这就形成了中央队中区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三人团”。
“毛洛合作”是关键,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
一是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甫还效仿毛泽东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二是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和洛一致采取反对的态度。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毛和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洛甫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甫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博古和洛甫的意见分歧,使“博洛矛盾”加深,同时“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三是长征出发前,毛和洛两人在云山古寺坦诚交谈。1934年8月1日,由于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到云石山,军委迁到梅坑。毛、洛的住处都搬到瑞金城西云石山的一座小庙——云石山古寺庙。一侧厢房住毛泽东、贺子珍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甫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互相关心。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倾心交谈,因为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功劳,多次评说“毛洛合作”和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张闻天在回顾遵义会议时,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他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0页。]]
其次,王稼祥功不可没。长征途中,同毛泽东、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1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渡过湘江后,王稼祥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主张,并在高层领导中作了酝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回忆:渡过湘江之后,我因腿伤感染化脓坐担架,有时就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第246页;《回忆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作用》,见《回忆王稼祥》第1页。]]
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关头。王稼祥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大无畏的革命胆识是很难做到的。为了实行这个主张,王稼祥也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中央政治局历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步一步地同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作斗争。[[[] 《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37页-138页。]]
毛泽东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稼祥处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
3.时刻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通道会议已经知道敌人布好重兵,等3万多红军去湘西自投罗网,但是博古、李德还要将三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
红军将士血洒湘江,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有目共睹。会议作出转兵贵州的决定。毛泽东在黎平会议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如果按李德同志原定的计划,继续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钻进敌人早已部署好了的口袋。我们三万疲惫之师要对付敌二十多万大军,无疑是自取灭亡。”
周恩来在黎平会议愤怒斥责李德“不见棺材不落泪”。可见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已经忍无可忍了。周恩来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家祥、洛浦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据长征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标回忆说:“会上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灯都熄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4年11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长征路上,张闻天因与毛泽东同行同住,也经常与毛泽东一起交谈。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毛泽东有时还深入各军团,与干部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李德对毛泽东的这种正确作法异常不满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他们逐渐分裂。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在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一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军委纵队行动。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1931年1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1933年9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1934年第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王稼祥在长征路上一直在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作斗争并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的主张,他是第一个敢于提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去的人。为黄平橘林谈话酝酿军事领导人作了前期的思想准备,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毛泽东复出指挥领导红军,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准备。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他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黎平会议,并说:“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方向转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他还说,“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抛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曲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是李德的记忆谬误,还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上我(编者注:王智涛)是为他做翻译才列席会议的,他当然是参加了。周恩来的回忆文章,不仅证实李德参加了,而且,要为详尽和准确地叙述了李德的战略主张和政治态度,与我(编者注:王智涛)的记忆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敢于斗争,同时还要善于斗争。
4.为研究和保护红色资源拓展了思路
黄平橘林谈话体现了守正创新、实事求是的精神,启示人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顺应时代发展,敢于突破旧有思维和方法,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于“黄平橘林谈话”的研究,其著作有:耿飚著的《耿飚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程中原著《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和《张闻天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金一南著《苦难辉煌》、傅建文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等著作中都专门作了介绍“黄平橘林谈话”,其中《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第二章《长征路上的争论》专门列了一节:黄平橘林谈话,将黄平橘林谈话的情形和内容作了介绍;傅建文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专列了标题:“桔林里的密谋----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介绍黄平橘林谈话的详细过程。对于“黄平橘林谈话”的时间问题程中原著作中提到的时间是“12月20日”,耿飚著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耿飚回忆录》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提到“黄平橘林谈话”的时间为“12月下旬”。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潘世仁同志经过研究和多方考证,确认“黄平橘林谈话”的准确时间应该为“12月30日”。
黄平红色文化内容丰富,“黄平橘林谈话”的工作思路为如何研究和保护红色文化资源,提供创新方法。红色文化研究要根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本着实事求是和守正创新的原则来开展。关于红色文化保护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申报项目来完善设施。红色文化故事通过申遗进行保护,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没有开发利用之前,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普查确认,再逐一逐级进行申遗保护。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种历史遗迹逐渐被破坏,在已经确认的红色文化遗迹基础上保护现状是关键,因为现状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现在,由于资金方面的困难,暂时还没有开发利用的,一定要保持现状,加大保护力度。“黄平橘林谈话”的工作思路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思路,目前将《红军长征过黄平的红色故事》和《黄平橘林谈话》进行申遗保护。随着红色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红色文化将通过申遗渠道进行保护。
资料来源: 1.《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上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周恩来年谱》(1893-1949)上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3.《张闻天年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编 4.《历史选择毛泽东》叶永烈 著 华夏出版社 5.《耿飚回忆录》 耿飚 著 6.《张闻天传》 程中原 著 7.《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胡锦昌 赵焱森 叶健君 主编 天地出版社。 8.《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 9.《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程中原 著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5 10.《毛泽东逆境人生》 夏远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1.《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的回忆录》 王智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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