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和王稼祥黄平橘林谈话的情景（ 罗勋  摄）

黄平橘林谈话时间：1934年12月30日 （罗勋 摄）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17日至18日考察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对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红色旧址，要加强系统性保护。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要求。黄平县作为革命老区县，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不断缩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战略转移。11月28日到12月3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伤亡折损过半。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鼎力支持，决定在通道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转兵贵州。12月18日又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样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黄平橘林谈话发生于1934年12月30日，跟随军委纵队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县旧州镇东门城外的橘林进行谈话，两人商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就是通道转兵、黎平会议定红军转移的方向，黄平橘林谈话定中央红军军事指挥人，猴场会议定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确保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一、黄平橘林谈话

    （一）黄平橘林谈话的记录情况

    原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发言：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时，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长征中很多重要战役，四团都是前卫团。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告诉他的。

    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耿飚著的文章《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一文，记录了当时黄平橘林谈话的情景：今天，我要说一件关于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当时我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那个团，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约是1934年12月下旬，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桔子的一个桔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我是怎么会知道上面所说这件事情的呢？因为我们这回过乌江是在遵义开会之前，到遵义就一定要过乌江，当时蒋介石追赶我们的军队都在我们的后面，红军只要一过乌江就自然把他们挡住了，他们即使过得来也要有一段时间，就在红军赶奔乌江边的路上，张闻天、王稼祥随军过路的时候说了上面这番话。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同志、接着刘伯承同志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之后，我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二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当时二师的师长是陈尧，政委是刘亚楼，他们指派我们四团到靠近四川凉峰崖下边离重庆不远的渡口那里，去堵来自四川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在遵义开会。闻天同志这件事过去我没有机会讲，现在我把它讲出来。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历史片断，但却是一个关系到遵义会议的很重要的史实。

    根据《耿飚回忆录》（下）记载：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冬，当时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清水江、抵达黄平一带，闻天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体不太好，所以行军时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这时，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桔子长得又大又好。他们叫担架停在一个桔园内，两人头靠头地躺在一棵硕果累累的桔子树下，然后交谈起来。王稼祥问道：“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76）》：“12月下旬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载：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据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43年11月27日），见《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被放下来休息。这时农历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据耿飙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耿当年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四团是强渡乌江战役的前卫。张、王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前左权(时任一军团参谋长)和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

    傅建文著《红一方面军长征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标题为：桔林里的密谋。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12月30日，中央纵队依计划进至黎平西北的黄平。这天是个好天气，雨后初晴，地面渐干，天空清清澈澈的，太阳显得十分明亮。也许，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这如黄金般稀罕。中午时分，中央纵队驻足休歇，洛甫和王稼祥的担架紧挨着停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这片橘林不下一亩，是南方常见的楠橘树，都有一人多高了，以这种橘树的生长速度来说，橘林的主人经营了不下十多年吧？流传在南方的“摇篮里栽橘”之说，大抵是特指这种橘树的。这种橘树农历三月开花，四月挂果，八月开始成熟，至十一月底仍可停挂在树上。现在，王稼祥和洛甫头顶的树枝上就挂满这种橘子，果实算不得粗壮，比小儿拳头略大一些，但饱满而赋色彩，黄澄澄的亮眼，给人一种垂涎的诱惑。……“不能让他们再继续下去，一定要实质性地解决问题。”洛甫当然不难听懂他的意思：“你是说改换领导？”“是的！”这是一个比改变战略计划更敏感得多的话题，洛甫陷入了沉思中。阳光很好，在橘林间留下白花花的亮点，地上斑斑驳驳。“是全面还是仅从军事指挥上解决问题？”洛甫问。“全面，一定要从全面解决问题，政治和军事领导是不好分割的，一旦分割，就会有后遗症，说不上何时旧病复发。”“在当前却唯军事最关键，我看，我们要尽快把老毛推出来，老毛打仗有办法，比我们谁都有办法。”“这是理所当然的。综观全军上下，全党上下，唯老毛治兵用人无所不宜，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令，智足以应变”……“这次变动还是要像改变行动方案一样，有步骤，有准备。”“当然。”王稼祥表示赞同，又说：“也还是由你通气，重要的军队干部都打招呼，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老毛在他们中间威信甚高，推他出来大家都会投赞成票的。”

    （二）文献记录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比对。

    1994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耿飚著《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一文，文中记录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旧州东城门外橘林谈话情景。该文中关于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与《耿飚回忆录》《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等文献记录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进行比对有新的发现。《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文中记录：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红军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回忆录》（下册）记载：两人头靠头地躺在一棵硕果累累的桔子树下，然后交谈起来。王稼祥问道：“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同样《张闻天传》载：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76）》：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通过比对以后，我们发现《人民日报》刊登耿飚的文章《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记录黄平橘林谈话少了这么一句：“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或“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读者读到这里时引起歧义，看起来有答非所问的意思。应该是作者提供文稿时遗漏了这句话。

    （三）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解读

    黄平橘林谈话的时间据黄平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潘世仁考证应该是1934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长征到黄平，中央‘新三人团’王稼祥和张闻天在旧州东门外的橘林进行的一次变换中央红军领导人的谈话。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唉，也没有个明确的目标，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关于长征的目的地问题，长征是一次撤退，往哪里撤，最终要撤到哪里。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选定的目的地是湘西，目标是跟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之后发现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现了我军的这个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在沿途布下重兵，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就会全军覆没。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接着到黎平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新的长征目的地即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通过这一问一答，主要是张闻天对黎平会议决议是否能贯彻执行的忧虑。在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李德还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挺身而出，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已布置好的罗网，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博古、李德虽然同意红军西入贵州，但并没有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打算。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会上，博古和李德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更密切地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个决议不仅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此外，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在适当时机召开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从湘西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蒋建农著《毛泽东传》红旗人民出版社]]。

    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决议向遵义地区进军，红一军团一、二师12月25日到达黄平谷陇并宿营，27日红一军团二师配合红三军团攻占黄平县城，随后红五军团作为后卫跟进。12月29日中央纵队前进到黄平太翁铺并夜宿太翁铺，30日挺进到黄平旧州。

    黎平会议决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即“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长征目的地。

    在橘林谈话中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是对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担忧，博古作为中央临时负责人是否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担忧，只要博古、李德继续拥有军事指挥权，错误就很难避免，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作了铺垫。

    2.张闻天说“看起来这个仗这样打下去不行。”，由于博古、李德“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在此次战役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一军团减员不少；红三军团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过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负责湘江之战总掩护任务，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敌人包围，最后全师覆没；红八军团，这支诞生于长征前夕的部队，在渡江之后仅剩1000余人。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初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这是张闻天对“左”倾领导者指挥红军的否定。

    3.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这是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客观评价，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观察和比较得出的客观、科学评价，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才能的肯定。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了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决策层，由博古和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采取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结果失败了，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我们”两字代表着的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集体，也包括洛甫本人。

    4.张闻天说“我们是领导不了啦”，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对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尤其是“三人团”已不能胜任中国革命的需要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证明了博古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是错误的，博古不懂军事，军事上全靠李德，李德指挥红军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拼消耗，红军将士伤亡惨重，政治路线上行不通，军事指挥上失败。中央红军转移虽然成功突破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但是伤亡同样惨重，加上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三人团”行使最高指挥权，同样是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指挥中央红军过湘江，带着坛坛罐罐缓慢渡过湘江，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阻挡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几乎全部牺牲，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伤亡最大的一仗，红军将士血染湘江，“造成了当地群众‘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5.张闻天说“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同行，常常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毛泽东启发和诱导王稼祥认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也极为不满，认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他对毛泽东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可见当时他是中央领导的核心之一。张闻天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特别慎重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张闻天在关键时期做出的选择，体现了张闻天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作出选贤任能的历史担当。

    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橘林的谈话，通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加上之前王稼祥已经有过把李德、博古“轰”下去的意见，谈话提出要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是变换军事领导人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提议首先告诉彭德怀和毛泽东，然后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成。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同时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行军途中，停止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而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标准。这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会议召开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

    6.“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消息在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王稼祥早就有“到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的想法。王稼祥问过张闻天：“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张闻天说：“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说“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周恩来明确答复“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嘛，就这样定”。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王智涛[[[]王智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主任教员，中央军委翻译兼防空科长，在长征途中任警备科长负责中央纵队设营工作，红军大学机关枪科科长，干部团主任教员。同时兼李德的德文翻译。 ]]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的回忆录》得到答案，回忆录专门写了一节《我所知道的遵义会议》里面是这样记录的：“毛泽东曾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 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做了洛甫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做别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动了。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 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从黄平橘林谈话的内容来看，主要推动者是王稼祥，把握方向是张闻天，推动黄平橘林谈话落实的关键是周恩来同志。

    （四）黄平橘林谈话的背景

    首先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为了保存实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已经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决策层，博古任中央临时负责人，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采取“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大胆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

    其次是湘江战役的惨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战。

    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搬家式的转移，部队行动缓慢。红六军团抢渡湘江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比中央红军少多少，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从江西出发时，都携带了各种各样的能用物件，这不像在战略转移，更像是在搬家。红六军团带上了医院、兵工厂、保卫局关的犯人、石印机、老虎钳等等，杂七杂八的各种东西。湘、桂两支军队后追前堵，红六军团的行进速度却相当缓慢，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见状，果断下令丢弃所有影响行军的笨重物品，轻装前进。最后红六军团在连续三天的急行军下，轻松渡过湘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中央红军人数更多，在8万6000余人左右，辎重也更多。中央红军的行军队形，是一种“甬道式”的，战斗力最强、人数最多的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翼主力开路，新组建的最弱的红八、红九兵团紧随其后为左右翼掩护，强一些的红五军团是全军后卫，最中间的是中央机关和后方机关编成的两个纵队。这样的行军队形，用抬轿子来形容颇为恰当，作战部队是抬轿子的轿夫，抬着轿子里的两个纵队走。红六军团领导把行军路上扔掉辎重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希望能引以为鉴，不要携带无用且笨重的东西转移，会吃大亏的。显然博古和李德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中央红军转移的队伍十分庞大，携带的东西比红六军团还全、还重、还多，行动非常之缓慢。队伍长达80多公里。毛主席曾无奈地形容道：“这是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

    彭德怀当时犀利地批评道：“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这是把革命当作儿戏，真是胡闹！”蒋介石的反应算非常慢了，中央红军每天平均行军二三十公里，没付出什么代价地越过了国军布下的三道封锁线。到第四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反应过来。第四道封锁线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蒋介石计划在桂北的湘江以东地区聚歼中央红军。蒋介石集结了30万大军（国民党中央军5个师，湘军4个师，桂军5个师以及中央军和湘军的6个师）布出口袋阵，在湘江一带的碉堡布置层层兵马，静待中央红军的到来。毛主席四次谏言，希望改变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可李德、博古就是认死了红六军团走过的老路，硬要往蒋介石的“口袋”钻。红军先头部队早早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也在11月26日过了江，可是后面还有长达数十公里的红军队伍没过江。11月27日晚，红八、红九军团在红一、红三后面过了江。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就可以全部顺利渡江，且不会有什么损失，但中央纵队和辎重队伍太长了。红一、红三的前卫部队提前抢占湘江所有渡口和徒涉点，而整支中央红军以湘江为分界线，形成了一条长达100公里的队形。湘江战役真是被迫血战的。此战红军打得相当憋屈，红一、红三军团战斗力极强，但那是在运动中，当下他们守在湘江两岸，根本不能动；一动渡口和徒涉点就会失守，只能硬扛着国军的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这成固定靶了。血战两天两夜只是开始，后续是湘军绕到红一军团侧背后，进行两面夹击。原来军委命令是11月30日止，要求各部全部渡过湘江，可是到12月7日，中央纵队才总算过了江。从11月27日算起，总共10天时间，中央红军流了10天血。

    中央红军从湘江战役前的6.5万人，战役减员3.1万人，其中伤亡1.5万人，被俘6000人，逃散近万人，仅剩3.5万人。红8军团撤编，仅剩的1200人全部编入红5军团。宏观地看，红一、红三军团损失过半，殿后的红五军团只剩一个师，红八军团剩一千人，红九军团剩三千人。红军总人数下降到三万多。再看干部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几乎换了一茬。最悲壮的部队是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几乎整个建制都没了，只有少数幸存者。战损率达到百分之50，实在触目惊心。中央红军没有崩溃，但包括李德、博古在内，整支队伍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挫败、气馁和不自信的感觉，绝大多数指战员都陷入绝望、束手无策之际，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决定转兵贵州。

    湘江战役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左”倾领导在军事战略指挥上造成的。

    三是中央领导集体和红军将领的思想转变。通过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败，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博古同志的变化，博古同志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军事上全靠李德，特别是湘江战役的失败，往日出现在博古和李德身上的自信和骄傲荡然无存，李德曾经的趾高气扬的气势消失不见，后来有回忆录说博古差点举枪自杀，不管自杀这事是不是真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湘江一战之后，博古和李德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并且发现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自己没有能力领导红军。其次是发生在周恩来身上的变化，虽然周恩来是当时最高“三人团”之一，他同博古和李德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他清楚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强，在苏区的长期共事中已经知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红军军事指挥权，到后来的苏区全面崩溃，逐渐认识到战术的勤奋掩盖不了战略上错误。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不仅军事指挥上能力很强，而且他战略眼光和政治才能是博古和李德、张闻天、王稼祥和自己在内都完全比不了的。湘江一战，他终于下定决心支持毛泽东同志。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让毛泽东出山，在通道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转兵贵州，黎平会议同样采纳毛泽东意见到川黔边创立根据地。再次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变化，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毛泽东团结王稼祥和张闻天，形成区别于当时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政治小团体“三人团”，毛泽东的很多想法和意见都同他们进行交换。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最后是刘伯承的变化，刘伯承被博古和李德撤销红军总参谋长后到红五军团到参谋长，直到黎平会议才恢复他的总参谋长职位。

    四是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采纳。特别是通道会议在关键时刻，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转兵贵州，扭转了战局，展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指挥艺术。12月12日，中央一、二纵队进至通道县的芙蓉一带。刻不容缓，当天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在通道芙蓉木林庵召开了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以期迅速解决红军的前进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随中央纵队执行指挥责任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红军总政委)、在中央负总责的临时中央书记博古、中央书记张闻天(兼中宣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除王稼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其他5人皆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还有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通道会议的价值实际上在于把毛泽东在会前早已提出来的改变军事领导和改变前进方向的正确建议付诸于讨论和确认。根据出席者留下的珍贵回忆片段，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肖克部队的计划。在会上，李德固执地坚持原定方案，主张中央红军转向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依靠湘西根据地，向敌人进攻，争取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气愤地批评了这个主张，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结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人瓮”！毛泽东坚决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肖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就会中蒋介石的圈套。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意见，会前已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会上又得到周恩来、朱德的赞同，事到如今，博古没有强烈反对。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坚持的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洛甫、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通道会议决定立即形成战略性战术转兵。通道会议作出转兵决策，中央红军实施转兵西进，实际上拒绝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实质上变更了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和反对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压不倒排斥不掉的巨大影响和领导权威。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和支持，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比较一致的尊重，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通道会议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由于李德、博古并没有完全认错和让位，继续坚持中央红军北上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使红军战略方针的彻底转变还不能够作出明确决定，但是毕竟促使中央多数领导人请回了毛泽东重新参加军事指挥，使中革军委作出了调整前进方向，避实就虚，转兵入黔的进军命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接受，从根本上动摇了陷入“左”倾军事路线而不能自拔的、不可一世的李德、博古的权威，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党和红军战略问题的发言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和红军原来比较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领导作风。这些无疑为下一步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毛泽东的指挥权力和领导作用，拯救处于危急关头的党和红军，提供了先决条件。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有效地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党内领导层的思想不可能马上发生转变，红军也要陷入在湘西北地区同国民党军的恶仗，从而使党和红军彻底解决“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一是要推迟时间，二是可能红军的实力更受损失，转变的难度更大。

    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再次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再次否定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形成黎平会议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改变“左”倾主要领导的错误指挥，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只是需要在一定的会议解决，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条件。

    五是黄平战斗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亲自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以及朱德和周恩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仍然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挥红军将士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样取得胜利。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原则，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突出战争的灵活性。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会议，研究进入贵州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对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揭露和批判，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攻打黄平的决定，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命令。 

    1934年12月28日，红三军团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法，采取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胜利攻占了黄平县城。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长征途中一系列主张的正确性，为红军四渡赤水等战役作了重大的军事演习，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红军攻克黄平后，部队的给养得到了加强。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胜利攻克黄平县城后，将“城市所存布匹购置一空”，“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二、黄平橘林谈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黄平橘林谈话的历史意义

    1.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阶段性总结

    中央苏区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保存实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广昌战役1934年4月10日至28日，历时17天。红军伤亡5500多人，约占红军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2700多人，约占全军团人数的四分之一。广昌战役付出沉重的代价，广昌失守，让中央苏区门户大开。国民党军队借助碉堡、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广昌战役的惨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仗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大的！”他们怀念“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彭德怀斥责李德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甚至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时任红军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便已萌生转移念头。莫斯科方面建议：派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主力坚守根据地。可前线的溃败速度远超想象，敌军5个师的刺刀几乎抵住了瑞金的城墙。

    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步步为营”战略粉碎。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留着长须的周恩来主张全军西进跳出包围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出弧线：往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才是正途。红军主力准备“转移”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但是张闻天的文章“透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

    真正的决策核心藏在三人团的密室里，政治、军事由博古和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样博古负责拟定路线，李德执着于计算行军里程，周恩来则默默整理着各军团的花名册。

    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给毛泽东戴了“桀骜不驯”“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等多顶帽子，虽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并不在这次随军远征的名单中。

    毛泽东在9月中旬，离开瑞金去于都，也没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道出了内情：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因而了解实情的伍修权认为，有些人可能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有回忆称：还是因为周恩来在“三人团”中力争，到了这次远征的最后关头，其大名方才被列入随军名单中。“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潭秋、贺昌五人。[[[]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1943年12月1日。]]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7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随后，毛泽东返回于都县城。10月18日傍晚， 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 ，踏上长征的路途。

    “三人团”最初的算盘很精确：等蒋介石在十月调集四十万大军合围时，红军正好踩着时间差从包围圈的缝隙溜走。但是，情报送来时，李德惊了！手里的咖啡也洒了一地，情报说：白崇禧的桂军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封锁线。十万火急的军令，10月10日深夜发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5000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叶剑英任司令负责；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 、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各军团匆忙打包包括印刷机和兵工厂等设备，中央纵队甚至来不及销毁更多的文件。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中央苏区落实蒋介石，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有4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的总人数8.6万多人，按照李德的“设计”，部队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一军团，其后为九军团；右翼为三军团，其后为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五军团。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7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约有4700人，为军委总司令部各局和总政各机关。以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又称“罗迈纵队”，约有9800多人，司令员是李维汉(罗迈)，包括党政机关和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在行军时，光是“罗迈纵队”，便长达十多里！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呼拥着的轿夫。如此前呼后拥的队伍，加上5000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而为了躲避敌军，只能走赣粤、湘桂交界那些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如此驮着全部“家当”的“象队”，行军的步履比老头、老太婆散步还慢！

    前三道封锁线，没有遇上激烈的抵抗，慢吞吞地行军，还不觉得什么。可是，当蒋介石明白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就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5日，这支“象队”在湖南道县一带渡过了潇水，便朝广西东北部进发，面对着全州、灌阳、兴安那个三角“口袋”。

    当时在南昌行营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蒋介石：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位置，计算红军实力。陈诚自调预备军总指挥后，基本上是待在蒋介石身边，帮助策划。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我阅后凡属重要的即交给蒋的机要秘书汪日章摘要转给蒋看。蒋认为红军已经是“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令何健、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蒋介石布置五路大军，在湘江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蒋介石给部将们下达的命令中，引用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40万大军组成的“铁三角”，要把“流徙”的红军全歼于此！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据统计：主力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3700余人，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余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余人，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损失3.05万余人。[[[]尤大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人员损失概况》《中央红军长征大事文集》，陕西省党史学会1988年自印。]]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伤亡折损过半。红五军团第34师作为红五军团的后卫师，作为全军的后卫师，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死于押往敌人指挥部的途中，全师只剩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深入深山打游击，大部分死于深山中。

    1934年12月12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广西龙胜县东寨、坳头向桂黔边的龙坪的“西进”途中，中央决策层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飞行会议”。这个会议没有什么正式名分，也就是个“碰头会”。后来人们所说的“通道会议”。从中央苏区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在这一路上就基本上没有开过会，所有决策都是由军委“三人团”作出。这次“飞行会议”就不一样了，除了“三人团”成员外，参加者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那个被人戏称的在野“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34年２月１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选举毛泽东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通过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 、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又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1934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时还有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关于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 … … 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 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 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 “中央三人小组 ” 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
电：“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 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 ，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 。

    最终，会议听取了毛主席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 ，“应坚决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2月19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月底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施秉、黄平地区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从黎平到遵义进军，我以为有以下特点：第一，战斗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力和机动性。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入黔后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杨尚昆著 《杨尚昆回忆录》第五章 长征（上）第116-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2.促成毛泽东的复出

    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陷入困境，黄平橘林谈话中提出请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达成共识，并将此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消息在刘伯承、林彪等几位红军将领一传，大家都赞成，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大家达成共识，为毛泽东复出创造了条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

    长征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张闻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政治局委员的排列次序中，张闻天排在第三位，在博古、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在周恩来之前。在由四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中，张闻天排在仅次于博古之后的第二位。]]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 ”中李德、博古（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五次反“围剿”中又拒绝采纳他的正确主张，长征前他正在养病，长征时也乘担架同行，我们在休息和宿营时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我向毛泽东同志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赞同。他考虑了当时情况，又担心地说:“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我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很赞成。”并要我多找几位同志商量商量。我先找张闻天同志，向他谈了自己对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央会议的意见，张闻天同志正巧也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有同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接着，一贯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随后，我还找了几位军队的负责同志，谈了我的看法。正好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腿伤感染化脓也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我把上述看法和聂荣臻同志谈了，得到他的支持和赞同。[[[]《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王稼祥长征时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说的“物质基础”，是有道理的。王稼祥、张闻天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作战方针早有意见，广昌失守后，意见激烈，现在对西征中的错误指导更是忧心忡忡。毛泽东则向他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很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央队“三人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由这种思想基础转化为物质基础的。

    广昌战役的惨败，宣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为了保有生力量，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仗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大的！”他们怀念“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彭德怀斥责李德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甚至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六个军16个师合围，脚山铺阻击战五天五夜，敌众我寡，且受敌机轮番轰炸，红军官兵血染湘江，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包括湘江战役前，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红军因打仗、掉队、逃亡造成的减员2.2万人在内)，湘江战役牺牲的人员情况：担负后卫阻击的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1800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6000人皆损失殆尽，红一军团在脚山铺（又称觉山铺）阻击战中损失3000余人，红三军团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损失1000余人，红五军团在新圩阻击战中另损失1000余人；渡江后，红八军团由近万人锐减至1200余人，红九军团由上万人减至3000余人，红三军团少共国际师（第十五师）由7000人减至2700余人。

    渡湘江时，骑在骡背上的李德、博古每天都要收到红军一、三、军团等各路部队发来的“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报告危急战况并催促中央纵队尽快过江，请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江”。红三军团还发电要求对他们的作战任务和行动方针作更明确的指示。李德、博古收到电报，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名义“指示”：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劳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开辟西进的道路……

    湘江岸边被染成了红色，村民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搬运完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江中漂着太多的尸体，村民们看着顺流而下的尸体，无可奈何，尸体太多竟然堵在了下游，村民们看着此情此景，流下了眼泪。从此，“当地群众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惨痛的损失，唤醒了指战员们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指出：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多，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1931年1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苏区，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苏区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长征时聂荣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刘伯承深刻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以后，我军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进行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随军委第一纵队于11月30日渡过湘江。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转兵贵州。

    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书面决议《中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建立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正式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个决议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红军的命运开始改变，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除，标志着博古、李德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

    黄平这个地方为王稼祥和张闻天酝酿毛泽东的复出，改变红军命运提供舞台。红一军团1934年12月25日进入黄平谷陇。根据陆定一《长征大事记》记录：12月25日，阴，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经平寨，到翁古拢（编者注：翁谷陇）。赖传珠（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日记》12月25日，从平兆出发经江西街到翁古龙（编者注：黄平翁谷陇）宿营（65里），部队半夜才到齐。12月29日，阴，军委纵队到达带翁铺（编者注：太翁铺）。根据《红军长征全史》（第二卷）和《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记录：12月29日，五军团离王坳经指足坡、谷陇抵黄飘。红军总部经罗朗进驻黄平以北太翁铺，夜宿太翁。伍云甫（长征期间，伍云甫同志任总参谋部<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局政治委员兼副局长）《长征日记》 记录：十二月二十九日，阴，由施秉出发，经马路一段至罗浪，大翁铺(编者注：太翁铺）一带，宿大翁（编者注：太翁）。

    根据以上的史料记载军委纵队1934年12月30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新“三人团”进入旧州，才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黄平旧州东城门外的橘林谈话。长征路上从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采纳，到正式酝酿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过程是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