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州农讲所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开创了中国农民教育的先例。因毛泽东开辟了新式农民教育道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广州农讲所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寻找“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红色地标。

宏开讲舍古无伦，
崛起农民第一功。
合抱英雄树双峙，
年年花发照天红。

    这首诗是老革命家谢觉哉创作的《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气势磅礴，意境深远。前不久我特意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回来后每当想起先辈们曾经问学的番禺学宫，便感受到生生不息的红色火种如同门前木棉花开，满树似火。时过百年依旧灿烂。正如这诗中所赞：年年花发照天红。

    看网上写参观农讲所的视频和感想文章多的是，虽有不少说出我之同感，但总觉的还有不少未尽之意。特别是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担任第六届所长期间，亲自给学员授课，给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历史意义需深度挖堀。

    纵观中国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或许根本没有人从真正意义上关注过农民问题和农民教育问题。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士大夫、地主、士绅们视为没文化、见识短、粗鄙的群氓，这种偏见，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直到近代，在湖南韶山出生的一位农民之子，成了彻底解放农民的大救星，他叫毛泽东，他从六岁起就开始做一些砍柴、拔草等农活。八岁开始读私塾后，早晚要放牛拾粪，农忙收割庄稼。到了十四五岁，他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等，这些经历使他对农民的生活体会是很深的。他偏爱阅读《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小说，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这些书中“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子，他身上一直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性，保留着与农民的思想感情。他研究了近代的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和富人改造社会，他们始终把民众当作被改造的对象。所以，中国社会总是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他在橘子洲头，“问苍洼大地，谁主沉浮？”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决心发动农民，砸烂旧世界，重构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进行真正实现经济上平均政治上平等的社会制度改革。把民怕官变成官怕民。让世世代代受尽富人剥削压迫的穷人当家做主人，让富人怕穷人。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革命学校，它由共产党人主持，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为宗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办了六届共培养了约800名学员，农讲所共有23名主要教员，共产党员占16名。包括萧楚女、彭湃、周恩来、阮啸仙、恽代英等，分别讲授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课程。此外还有许多社会名流如林伯渠、陈延年、郭沫若、谭平山、何香凝等到农讲所作报告或演讲。

    第六届将前五届一直延续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由毛泽东担任所长，原定招收300人增加到327人，学员也从广东及周边省份，扩大到全国20个省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实施全新教学内容的同时，也采取了全新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启发教学，分类研究，深入调查，实际考察，自我总结，不断提高。教员在课堂教学中，采取解说式、直述式与引导式、启发式相结合，促使学员尽快领会革命道理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毛泽东亲自给学生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他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员下乡开展农村调查实习。成立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他还编写了24本《农民问题丛刊》。他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时候，为了把各个阶层的关系讲清楚，还专门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多层塔，从塔基到塔顶，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自下而上逐个罗列出来，他告诉学员们，只要齐心团结，劳苦大众起来斗争，何愁“塔”不倒！

    从广州农讲所走出的学员们，既有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又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在东征、北伐等很多战场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许多教员学员参加了三大起义、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长期的浴血奋战中，农讲所约有1/4的教员和学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是我们党最早正确认识农村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表。他看到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一种伟大的反抗力量。他出席党的三大时，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工人数量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提出我们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农民。出席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中共极大的贡献。”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成为中共领导核心成员，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早在1943年，毛主席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过了一年多，河北绕阳耿长锁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土地合伙组，首创互助合作经营管理模式，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种出中国农民未来“共同富裕”的萌芽。毛主席知道后夸耿长锁是“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1948年1月15日，他在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人民大众的解放主要是农民的解放。在建国后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安平县南王庄村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办社，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题写了“五亿农民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真的地站起来了，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在新中国的广大城镇和乡村，一扫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创了亿万人民激情燃烧，“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红色年代，至1962年形成了“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的相对稳定体制。迈开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自己身上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集体主义意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让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主席坚决不同意退到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包产到户，其根本考虑，就是担心出现两极分化。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他把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看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多次对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或允许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评。到了晚年，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化大革命，提出反修防修，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这是我们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后至今仍在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今天农民的社会境遇如何呢？城里的工人有工资和退休金，农民没有这样的待遇，更不用与官员比了。贪官的一顿饭，企业家的一盒烟，是一个农民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许加印、柳传志们的豪宅是一个农民家庭奋斗一百年也买不起的。他们在医疗、住房、教育三座大山重压之下，六七十岁仍下地干活，儿女们跑城里当农民工，最新数据显示，自1985年至今的40年间，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也缩减近50万个。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100个自然村消失，村庄的减少速度远超大家的想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农民工总量达2.96亿人，留在农村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百分之36。劳动力的枯竭加速了村庄凋零。

    谈农民这个话题，我是有直接感受的，我的老家是河北省东南隅一个三等小县的大浪淀乡，我在那里长大，念完小学当农民，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当兵、当石油工人，常言道富不还乡，我属于没当过一天官也没富起来的社会底层人，每年的春节、清明、中秋等其它有空时便回家看看，每回一趟就象从现代化走进了中世纪，单干后的村风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纯朴和亲情，又回到旧社会各人顾个人的样子，邻居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为钱反目的有之、甚至有儿女不养老人的有之。走到村街上，很少见到年青人，一切变的既熟悉又陌生，与同龄的老人们聊起来，无不怀念那个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程的毛泽东时代。那时候虽然刚建国日子艰苦，但人活的有精神有奔头……

    回想起以上这些，抚今追昔，心潮难平。再观广州农讲所，在明清时期番禺县培养儒生和祭祀孔子殿堂里，仿佛能听到当年毛主席在作《中国农民问题》的演讲，仿佛能听到课堂上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听到了训练场上的嘹亮口号，听到农民运动中的高声呐喊……在穿越百年的时空。

    广州农讲所是一个革命摇篮，它摇醒了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广州农讲所是农民运动的“火种”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广州农讲所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开创了中国农民教育的先例。因毛泽东开辟了新式农民教育道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

    广州农讲所是全国农民永不忘怀的红色记忆。

    广州农讲所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寻找“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红色地标。

    广州农讲所门前的木棉树昂首云天，年年花发照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