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的承认滋育起来的国民党的中国旁边，中国共产党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冈瑟·斯坦因

    冈瑟·斯坦因，出生在德国的英国记者，1941年在中国香港加入英国国籍。1944年夏，他与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长达12小时的深度对话。谈话中，毛泽东深刻剖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状与未来，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与历史担当。斯坦因由此清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为人民，这正是“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的动力之源。

    “一个热烈的新社会”

    冈瑟·斯坦因1900年生于德国，1922年毕业于柏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投身新闻领域，以特派记者身份先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工作。因多次发表反对法西斯暴政的文章，他遭到德国和日本的驱逐，最终辗转来到中国。1944年5月，斯坦因以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的身份，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启程，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开展采访报道。

    记者团出发前，国民党政府专门制定《招待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特意加入参观西安青年劳动营及绥远、宁夏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行程，以使记者印象 “不集中共党区域”，还强制要求“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三个月”，妄图借此使记者“发现”与国民党宣传相符的所谓“真相”。然而，这些处心积虑的安排不仅未能得逞，反而弄巧成拙。随着采访逐步深入，斯坦因直言：“我看得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随团的国民党官员见状气急败坏，急催外国记者即刻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却遭到断然拒绝。

    斯坦因在延安住了近半年，在此期间，他不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更认真审视、全面探究了延安政治制度的内涵及其实践成效。他将延安与重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系统对比。在斯坦因眼中，延安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甚至没有公路，所属的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四面围困，但延安并不依赖外来援助，“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这使延安的潜在力量更为强大。“重庆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没有生气了——它越来越厌战、松懈，它的公务员坐在冗员过多的政府机关里垂头丧气。……重庆的痛苦在于被动作战”。斯坦因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中国渡过难关的能力，在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创造力”

     在延安，记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在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这里的人看起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战斗热情”。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无线电设备正从华中、华北的敌后战线上接收着每天的战斗报告”。他们在敌后“有系统地组织起人民从事抗战，动员了人数有增无减的民兵”，所以当“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任何地方必须采取攻势或守势行动时，便自然得到比部队实际人数多好几倍的力量”。

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刊印的延安木刻画：军民携手抗敌（1944年）

    在南洼村——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