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受邀学习访问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

作者受邀学习访问太行山区黄崖洞。

巍巍太行山。  作者摄

    抗战爆发，朱德同志胸怀“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钢铁意志，跃马挥师，驰骋于抗日疆场。从1937年9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1940年春夏离开山西返回延安，朱老总在太行山地区领导华北抗战近3年。3年间，他率领八路军总部和3个师的健儿以劣势的装备抗击长驱直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取得平型关大捷；他组织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太行山区创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新局面；他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促进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有效形成。振奋了民心，稳定了华北战局，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与野心。

    红军改编八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在此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在共产党的倡导和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正确主张。在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尽快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即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动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作；改善人民生活。如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其中就包含“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七·七事变后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7月26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题为“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抗战，抗战到底！”并指出：“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7月，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与日本媾和的幻想，仍然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在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才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红军的改编问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一个核心和关键。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削弱和控制红军，所以不容许共产党军队拥有独立性，并极力压减红军人数，只同意保留少数军队，余者遣散。在中共代表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最终同意红军编为3个师。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军队的名称、番号和编制上，作了必要的让步，但在涉及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中共要求设立总指挥部，并拒绝国民党当局派员来红军任职，但同意派联络人员，以便协同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无理要求，谈判未能完全达成协议。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之时，国民党当局才迫于形势，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这些番号都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已经撤销了的番号。第八路军，由北伐战争中留守广东的粤军部队编成，李济深、陈济棠先后任总指挥。新军阀混战期间，第八路军的番号一直归属粤军。1936年6月，蒋介石中央军势力进入两广，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7月，“两广事变”解决后，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八路军。改编红军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把此番号给了红军。

    八路军下辖的第115、120、129师，原属东北军番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被调到鄂豫皖三省，这三个师协同其他东北军部队奉蒋介石之令，参加了对鄂豫皖苏区红军的“围剿”、对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持续“清剿”及对退出鄂豫皖苏区转入长征的红二十五军的追击和堵截。调到西北后，又参加了对陜甘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阻止三大红军会师的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宁夏陇东战役(即红一方面军西征)等作战。可以说，这三个师一直是红军的死对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避免东北军再度与红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连成一片，将东北军的三个甲种军（三个师）缩编为乙种军（两个师），撤销了115师、120师、129师的番号。红军改编时再灰复番号给了红军。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宣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首战告捷平型关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后，“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于敌手。蒋介石不得不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并决定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实行对日作战。

    1937年8月，八路军115师、120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挺进。朱德一行东渡黄河后，于9月20日进抵晋南重镇侯马后，即乘坐火车，于9月21日清晨到达山西省会太原。紧接着，朱德又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之邀，由已在太原并和阎锡山谈判过的周恩来陪同，前往雁门关附近的代县太和岭口前线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会谈是在周恩来、彭德怀和阎锡山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会谈比较顺利。阎锡山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阎锡山也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会谈结束后，朱德即赶到已进驻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谈的情况。以往的东征红军给山西人民留下了绝好的印象，听说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又开来山西，实行对日作战，无不欢呼雀跃，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八路军的拥戴和对朱老总（朱德总司令）的崇敬。

    当时，国民党军队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敌人面前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为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则在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下，向北挺进，迎战日寇，力挽抗战危局。从这两幅不同图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更觉八路军最可信赖，并迫切期待尽快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但是，八路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人们还心存疑问。朱德却信心十足。他综合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等五个要素，对战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能够打败日军。”有鉴于此，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决计尽快寻机歼敌，在山西先打一个大胜仗，以杀灭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这一仗，就选在平型关。会攻山西的日军东条英机察哈尔兵团、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分别侵占大同和广灵、浑源、灵丘后，又以追击之势，继续南犯、西侵。坂垣师团主力一部兵临平型关下，东条兵团主力一部则陈兵于雁门关附近。9月23日，阎锡山急电朱德，称昨夜间，日军突然奇袭平型关阵地，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接电后，便和彭德怀立即电令正向平型关一带开进的八路军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并且将第115师出击平型关的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15师于9月24日深夜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急进，并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的高地，设下了埋伏，决心在这里打响首战告捷的第一枪。骄横万端的坂垣，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先头部队第21旅团及其辎重竟陷入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1000余官兵当即变成孤魂野鬼，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横刀伫马太行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朱德伫马太行达两年多。期间，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几乎一直转战在沁县、武乡、屯留、潞城之间。从1938年4月至10月的7个月间，由朱德和彭德怀统一指挥的八路军各部队，在当地中共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共作战1000余次，歼敌2万余人，取得了开展与坚持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初步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武汉会战，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在相继实现3次战略展开之后，朱德率领部队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晋西南、冀鲁豫边区、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又以其自然条件为特点，构成南北两线不同类型的战略基地：在北面，从恒山、五台山、军都山至雾灵山一线，是山区战略基地；在南面，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到冀中、冀南、山东一线，是山区与平原相衔接的战略基地。这南北两线根据地的创建和互相配合、彼此策应，就造成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初步态势。八路军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众，猛增至16万人的强大集团军，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日本侵略军改变了其战略方针，即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并将进攻的重点首先置于华北；而对国民党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与日本侵略军遥相呼应，蒋介石国民党亦“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容共抗日逐渐回复到“反共、反人民”的老路上来。

    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按照六中全会确定的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并针对敌人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夺山地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朱德和彭德怀一起命令第120、第129和第115师主力，分别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进抵指定战略区的三个师主力部队，即在地方党组织与抗日武装的协力配合下，开展了广大而猛烈的游击战争。驰骋于冀中的第120师主力，在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7个月中，总计对敌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5400余人，打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攻”，创造了一系列模范战例，大大振奋了冀中民心。同时，协助冀中党、政领导机关开展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协助冀中军区整编了武装部队。出击冀中的胜利，既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又加强了八路军第三纵队，也使第120师本身得到了扩大。展开于冀南的第129师主力，一面分遣部队，向敌出击，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与“扫荡”；一面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根据地建设，壮大抗日力量。从1939年1月到3月，与敌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军3万兵力的大“扫荡”；同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分化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挫败了敌人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破灭了反共顽固派夺取冀南地区的阴谋，巩固了平原抗日根据地。转战于山东地区的第115师主力，首战樊坝告捷，继之发起陆房战斗、出击梁山地区，歼灭日伪军近3000人；尔后又乘胜前进，深入鲁南，相继打破了日顽军的多次进攻，开创了鲁西、鲁南地区的抗战局面。对敌、伪、顽军的胜利进击，巩固了冀鲁边、鲁西等抗日根据地，同时建立了冀鲁边、清河等军区，使山东解放区成为箝制敌人重兵，有力策应与配合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战略枢纽。与冀鲁平原和山东地区的三师主力相呼应，留置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同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密切合作，依靠组织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不但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而且在巩固中得到了发展，成为支撑山地和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强固基地。

    坚决打击顽固派

    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朱德和彭德怀严格遵循毛泽东确定的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斗争原则，部署和指挥了华北抗日军民的反顽斗争。整个斗争，可概括为四打：一打张荫梧；二打阎锡山；三打石友三；四打朱怀冰。结果四战四捷。

    号称“磨擦专家”的张荫梧，继任河北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之后，国民党当局于1939年10月又给其加了一顶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的桂冠，成为河北省反共顽固派头子鹿钟麟的打手。他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柴恩波事件”、“深县事件”，公然扣押八路军干部、战士100多名，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名，对抗日军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张荫梧，竟然在杀害抗日志士之后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邀功请赏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朱德和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反击，于1939年6月22日一举歼灭张荫梧所部2000余人。

    对山西阎锡山发动的旧军进攻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朱德、彭德怀部署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取得了胜利，不仅使阎锡山的军事实力受到重创，其第19、第61、第33军及骑一军都遭到惨重损失，而且在地域上亦完全失去了对晋东南、晋西北的控制，其统治的地盘缩小到仅剩晋西南的10余个县份。阎锡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了个“丧师失地”的下场。

    1938年12月底，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颁发命令，1939年2月和3月，委任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和冀察战区副总司令。他不仅坚持破坏抗战，而且公然勾结日军，充当汉奸。1940年2月3日，在掌握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坚决歼灭后，即在日军的掩护下，率部逃到卫河以东。3月4日，八路军总部发起旨在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共毙俘石友三部6000余人。石友三则因犯叛国通敌罪而被执行枪决。

    第97军朱怀冰部是冀察战区的主力。当山西的新旧军冲突暂时缓和，“十二月事变”趋于和平解决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北的反共气焰却进一步升级了。此时，因张荫梧叛国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而且，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41、第71两个军到河北，以强化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力量。鉴于反共顽固派进攻的重点还在太行、冀南，又考虑“单由第129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和彭德怀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豫根据地的斗争”。朱怀冰部在奉调归属冀察战区后，其实力居于河北反共顽固派军队的第一位，因而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任其指挥。当朱怀冰一进入冀西后，不仅抢占战略要地，而且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与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果断决策，命令八路军歼灭了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的顽固派军队。“由于侯如墉、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孤悬冀西，不免胆怯。1942年2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丁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在第二战区东路军时，朱怀冰受朱德总司令指挥，如今却杀气腾腾地充当了反共顽固派的干将。自2月18日率部突然袭击磁县西贾壁和大弯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100多人后，朱怀冰又来到八路军总部，公然打着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则坚决顶了回去。朱怀冰虽然碰了钉子，可并未就此罢休。针对反共顽固派进攻的阵势，朱德和彭德怀作出了“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的正确部署。当八路军歼灭石友三部的卫东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即3月5日，又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开始反击朱怀冰部，到3月9日结束战斗，计歼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朱怀冰的老婆也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四战四捷之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丧失了在华北同八路军搞大规模磨擦的力量。特别是朱怀冰部被歼灭，给了华北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以致命的打击。这一系列对敌进击和反顽斗争的胜利，迎来了华北抗战的明媚春天。

    善于统战促抗战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仅仅依靠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团结争取广大友军和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战争时期,朱德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面对国民党军队溃败混乱的情形，朱德进行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劝导工作。他曾旗帜鲜明地反复向国民党官兵阐明了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总要有一个态度问题，是甘心情愿当亡国奴，还是挺起胸膛做中国人必须态度鲜明，有所选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我们就应抗日救国。我们只要忠实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搞好关系，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如果见日寇就跑，或者面对敌人的诱降而发生动摇、妥协乃至投降，对共产党和人民继续欺压，那永远是没有出路的。为着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进步，朱德还曾主动会晤了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将领，着力做他们的转化工作。他两次向蒋介石提出改造军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1938年七八月间，朱德亲赴洛阳会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商谈山西军队布防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了国民党军队的改造问题。在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往返途中，朱德又先后两次去吉县面晤了阎锡山。第一次会晤时，朱德针对阎锡山准备放弃吉县、西渡黄河的错误打算，做了他的统战工作，严厉地指出：要抗日救国，就得坚持阵地，同日本侵略军打下去，任何消极退却行为，都不应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所采取的态度。第二次会晤时，朱德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带着毛泽东主席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同阎锡山进行了反复交谈。交谈中，朱德给阎锡山分析了形势，鼓励他继续抗战，珍惜和保持山西抗日模范区的光荣称号。朱德还特别向阎锡山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战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并由此强调说，我们的毛主席讲过，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一旦民众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就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因此，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必须改造军队，使每个官兵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朱德还向阎锡山指出：日本侵略军就要打到黄河边来了，你想依赖蒋介石派兵增援是没有指望的。投降敌人，当汉奸卖国贼，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干不出来的。只有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才有光明的前途和出路。在国民党将领中，朱德接触较多、情谊较深的恐怕要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了。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山不久，第二战区在豆村召开长官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朱德除和卫立煌等协商前线军事部署及部队给养问题外，还着重指出了战区指挥不力和国民党军队溃退的问题。开始，有些国民党将领矢口否认他们的部队溃败，朱德用事实予以有力的批驳。他严正指出：只有表里一致，忠实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增强抗战力量，多打胜仗。否则，不但保不住地盘，反而会人地两失，国破家亡，只好给日本人当亡国奴了。1938年初，朱德出席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卫立煌主动向朱德探询八路军节节胜利的原因，朱德即恳切地给他讲述了八路军的根本宗旨，阐明了八路军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基本原则，并希望他在改造军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方面做出有益的建树。当年春节期间，卫立煌到八路军总部进行访问，朱德等首长热情接待，并特地为他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在联欢会上，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反映中国军队英勇保卫上海、太原的《八百壮士》和《忻口之战》等剧目，使亲自指挥“忻口战役”的卫立煌将军深受感动，激情满怀，并由此产生了效法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想法。会后，他即向朱德提出要几名八路军政治工作干部，帮助他建立一个战地服务团，朱德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1938年5月，朱德在中条山又会见了卫立煌，再一次就军队改造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商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军队的政治进步。

    1940年5月，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朱德启程回延安。到了黄河边，朱德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便是朱德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让朱德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朱老总便没再返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战胜利结束。

    （作者：刘建：朱德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某部少将；管严：中央党史文献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