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不能阻止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爱国热情，谈判中遭受的损失和挫折也改变不了他们联合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各地积极吸取闽南发生的这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继续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接触、谈判。

　　赣粤边区是中央分局所在地，也是国民党重点“围剿”的地区之一。7月中旬，项英、陈毅等分局领导从报纸上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立即意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便自觉地把工作的重心转向联合抗日。8月8日，项英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起草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要求国民党军和地方当局立即停止“进剿” 游击队，实行联合对日作战。国民党军政当局并未积极回应，反而造谣说红军游击队要投降。直到8月27日，国民党地方当局才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经陈毅、项英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并根据中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待站。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统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也先后进行并在不同程度上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中，不仅曾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同时也遇到自己内部的阻力。这主要是由于国共两党10年内战，红军游击队遭受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严重迫害，积怨太深，加之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了解不够，一些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思想转不过转弯来，甚至出现过两起上山传达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共产党员被红军游击队疑为叛徒而被误杀的悲剧。为了避免悲剧重演，陈毅先后赴湘赣边区、皖赣边区游击根据地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在湘赣边区，陈毅差一点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误为叛徒而被杀。经过陈毅反复再三说服才使其消除疑虑，同意下山谈判改编。

　　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和合作抗日协议，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为在实质上实现全国军队合作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新四军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到最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三者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已发展到10多个，拥有人口5000万以上，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在敌后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企图被打破，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已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促使他们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国民党实行诱降，以“中日亲善”、“共同反共”为诱饵，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此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磨擦事件，做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1939年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和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掠走枪支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