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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第四次沉浮
2014-08-26 11:09:47
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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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这辈子在政治生涯中先后有4次沉浮。第一次是在1960年冬“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斗和审查。第二次是1964年冬的粗线条“四清”中,再次受到审查。第三次是在1967年上半年“文革”中,挨斗挨批,几乎被人害死。第四次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免去省上的所有领导职务,受审查近3年时间。这第四次沉浮时间最长,对“不惑之年”的玉兰,身心上的损害也最深。是的,这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玉兰来说,却是漫长的3年,几乎占了她整个政治生涯的十分之一。我亲身体验到,这近千个日日夜夜,是多么难熬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中央对青年干部提出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这对没有大学文凭甚至连中学门都没进过,只有几十年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经历的玉兰来说,就显得有一定差距了。当时全国许多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纷纷受到降职、下放的对待,甚至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也做好了下基层的思想准备。我在日记本上,这样记着她对下去说的“私房话”:“俺原来就是农民,还怕下去吗?关键是要思想下。现在有的人,说是下去了,到了地委、县委,就算下去了,实际上还是下不去,俺现在一下,可以下到大队。”

    在这期间,河北省的领导班子先后作了重大变动。1979年3月,中共中央调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到河北工作,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2月,长期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调出河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时,原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原广东省委常委李尔重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9年春,中央召开了河北汇报会议。4月6日,玉兰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当晚向我谈到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她的关怀。据我的日记本记载,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等在接见河北代表时,都提到了玉兰。宋任穷说:“我没听到玉兰同志的发言,对年轻人还是要多注意。”王任重说:“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以后要提拔40岁至50岁的年轻人,不要一说年轻人,就都说不行。玉兰,你身体怎么样?你快40岁了吧,快不是年轻人了。”

吕玉兰陪同谭震林(右三)、乌兰夫(左二)、姬鹏飞(左三)等老革命家在河北参观。右一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找玉兰谈话,说省上准备让她下去,名曰“锻炼”。

    在这种形势下,对党忠心耿耿的玉兰,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12月1日,她从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兴奋地向我谈起这次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内容,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感到由衷高兴。

    玉兰还谈到了在会上见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形。玉兰向邓大姐的秘书赵炜谈起了她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和思想的情况,谈到了她可能要下去锻炼,问邓大姐有什么指示。因为,玉兰每当到北京开会,总要见见邓大姐、康大姐等几位老领导,向她们汇报工作和请教问题,这次也不例外。赵炜说:“好,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

    果然,第二天,邓大姐就来找玉兰,高兴地对她说:“听说你要下去锻炼,这也是一种考验,一定要好好干!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写信来。”

    康大姐见到玉兰,同她亲切握手。她向康大姐汇报了自己将要下去锻炼的事,康大姐热情地鼓励说:“下去锻炼一下,过两年再上来嘛!”

    这时,一股莫名其妙的忧愁袭上玉兰的心头。她如实地向康大姐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能不能再上来,就难说了,咱没有信心啦。因为再有几年,就到女同志的更年期了。”

    康大姐说:“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都老了,以后就看你们的啦,可不能灰心啊!”

    玉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女劳模宝日勒岱,还一起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的家里。玉兰直率豪爽的性格,再一次表现出来,只见她笑着说:“耀邦同志,你不是说我们应该有闯劲啊,俺今天就闯到你家里来了!”

    胡耀邦高兴地说:“好啊!1966年,我听过你的报告,很好嘛!”

    玉兰说:“眼下俺要准备下去了。”

    “中央领导兼职也不怎么多了,以后邓小平也不兼总参谋长了,李先念也不兼副总理了,我也不兼中宣部部长了。下去锻炼好啊!”胡耀邦说。

    “下去,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时候,但也学习最好、进步最快!”玉兰说。
 
    “对,我也是在下去时看点书。”胡耀邦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的家里,这两位劳模在一起亲切交谈、互相鼓励。倪志福说:“玉兰,咱们的腰杆子还要继续硬下去,敢说敢当、敢想敢干才行啊!”

倪志福与吕玉兰一家合影,自左至右为:吕玉兰、小女儿江华、倪志福、大女儿江河、丈夫江山。

    我在东留善固采访时,原村党支部书记孙文德还介绍了玉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次回村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1979年3月,玉兰主持了村党支部会,为全村所有的“四类分子”(注: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并为他们的子女改了出身。这年10月,在玉兰的主持下,村党支部经报公社党委、县委批准,为村上所有的历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恢复了党籍和名誉,有的重新当了干部。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深有感慨地对我说:“玉兰敢于批评人,但不整人。她当干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直接处理过一个人。这次恢复党籍的人中,有的当年曾反对过她,也不是她处理的,她照样按政策落实,你看她的胸怀有多宽!”

    然而,当河北省委决定让玉兰从省上到县上工作时,她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震动。1980年11月3日傍晚,天空阴沉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玉兰从省委大院回到家里,脸上失去了平日那红润的光彩和生动的脸形,没有血色,没有表情,像傻了一样。她晚饭也不吃,就进了卧室,躺在床上。我见她神情沮丧,赶忙问她:“玉兰,怎么了?”

    “八大问题——,八大问题——,”说着说着,两行热泪从她脸上滚了下来,“省委讲有人告状,说俺有‘八大问题’,还说问题很严重,是什么问题也不给俺讲,还要进一步审查。有的人长期专门搞诬告,啥事干不出来?万一俺回家当农民,或是进监狱,你和孩子咋办?”

    我听了,不觉心中一沉:“玉兰是个直性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不能让她出什么岔子。”于是,我就极力安慰她:“我们要相信党组织,早晚会实事求是地把你的问题弄清楚。就是一时委屈了你,当农民、进监狱,我负责带两孩子,一定经常去看你。”我还给玉兰讲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等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一时受过委屈,有的被免职或审查,甚至被关进自己的监狱,仍然坚持革命的故事。

    我们一会儿谈,一会儿哭,整整谈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她一直紧紧地偎依在我的胸前,是那么近,那么亲,至今难以忘怀。

    几天后,我看到了由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于1980年12月6日发出的题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吕玉兰同志免职的通知》,全文如下:“各地委,石家庄、唐山市委,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直属单位党组,省政协党组,省法院、检察院党组,省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吕玉兰同志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常委职务,下放锻炼。”

    当我提笔写玉兰被免职和审查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的心不禁又在发颤。我真不愿意再重述这所谓的“八大问题”。比如,说什么玉兰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打死了人”,“参加过武斗”。又比如,说她的父亲“出身富农”,祖父、几位伯父是“被抗日政府枪毙”的,等等。这些问题,已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曾一再被诬告并接受审查过多少回,如今又翻了出来。

    在思想上经历了一番激烈震动之后,玉兰要我跟她一块儿写申诉材料,也可以说是辩解吧!也可以说是申冤吧!由玉兰口述,我整理的这些申诉材料,长达几万字,我至今仍保留着。玉兰当时曾这样对我解释为什么要写这些材料:“不管怎么说,这也属于党组织对自己的审查,俺要好好地向他们说清情况,争取早日把它结束了。”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玉兰的愿望大相径庭。

    玉兰向我谈到,写这些诬告材料的人,主要是村里当年反对过她的少数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后来,又听说县上有个别人也参与了此事,据说主要是那个曾是省委造反派头头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玉兰曾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于是借机报复。最为恶劣的是,此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竟冒充县委5名领导联合签名,诬告玉兰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一回,调查人员把这份材料让玉兰核实,她一看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县上的5名领导联合签名,因为这份材料的笔迹和五人署名的笔迹完全一模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职务上的被罢免,特别是政治上的受审查,使玉兰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刺激。“八大问题”像毒箭一样,深深地刺进了玉兰的心里。然而,她当时背着“八大问题”的“大黑锅”,还要负重前行去正定县委工作,还去河北农大学习,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我记得,那几年,玉兰在家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有时牢骚满腹,反映出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我记得,玉兰每次从河北农大回来,顾不得看看自己的母亲,顾不得看看自己的女儿,总是首先急急忙忙地到省委大院去,一个个地找省委领导语不厌详地汇报自己的情况,一遍遍地找调查人员提供申诉材料和各种调查线索,希望她们早日能把所谓的“八大问题”弄清楚。她不仅要洗刷自己的冤屈,更重要的是要让组织上早点弄清楚一个干部的真相,这样才好站出来工作。她说:“有人对俺说,你别管这些问题了,只管去好好工作和学习吧!那怎么行哩?俺这‘八大问题’不弄清楚,怎么能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和学习啊?俺真想大干一场,可这‘八大问题’压得俺头都抬不起来。没有取得党组织的信任,俺心里不舒畅啊!”

    我还记得,玉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这些材料,有时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件事或一句话。她白天想这些事,晚上也想这些事。有好几次,她睡着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要我给她写材料,自己边说边哭。

    我忘不了,那次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说起了“八大问题”,我们都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流起泪来。后来,她就给我说起了有关情况,让我整理材料。已经深夜12点了,她还在说着……凌晨两点了,她还在说着……已经东方发白了,她还在说着……她仿佛想用一夜时间,就把“八大问题”都说清楚,立即让组织上彻底闹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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