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盗墓行业，流行着这样一个典故：以前父子一起盗墓，儿子先上井，时常发生儿子上来后，弃父亲而不顾，后来，行业内改为：儿子先下，父亲先出，这样才不会出现一个把另一个丢在墓中不管，这就是父母心。

    而在中医界也正是如此，医者只有怀着一颗父母心，才能真正把一切为了患者作为指导思想。另外，如果说医者是历史上医出于儒，医儒相通，“医乃仁术”与“仁者爱人”如出一辙，说明医家与儒家有着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传统。《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墨子•经说》：“仁，仁爱也。”《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表达出对人的生命、价值、权利的尊重和肯定。

    范仲淹云：“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朱丹溪云：“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古代儒生与医生都有“惠民济世”的思想，认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可平天下，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则可将爱心传播到天下的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种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幸福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在古代医家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地位，治病、救人、济世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如《灵枢•师传》：“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本草纲目•序》：“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因此，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敬业精神仍然促使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投身医学事业，为黎民百姓的医疗、保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刘先生，28岁，3年前患甲亢，经服用抗甲亢腺药物后，病情缓解。但是好景不长，于今年5月份甲亢症状又再次复发，食欲亢进、消瘦、心慌、多汗且排便多，大便溏，口服丙硫氧嘧啶及若干中成药及护肝的药物治疗后，病情无明显改善。此后多次求治各大中医门诊转服中药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不理想，甲亢指标一直还是居高不下。就在他痛苦不堪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艾氪新研制人徐大成教授求治，经徐教授用艾氪新“三位一体”综合康复法，经1月的中药治疗症状基本消失，甲状腺功能各项指标均已经恢复正常。

    作为仁术，传统中医药特别强调医生个体的道德品质修养，甚至将医生的道德作为行医的首要条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从业务技术和医德修养两方面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指出作为一名“大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要坚持不懈地刻苦钻研，同时，还应当身怀“救济之志”，其中说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在整个康复过程中，徐教授都把医德放在首位，把仁术作为康复的要点，集中而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仅被医家奉为圭臬，而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因而成为传统中医药伦理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