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学长。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带着王会悟及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李心田来到长沙，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湖南自修大学是党领导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党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何叔衡、毛泽民、夏明翰、郭亮、罗学瓒等党团许多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李达在担任学长这一繁重工作的同时，还主编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并在这个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二大”宣言基本思想的文章。

    （四）奉党组织之命，为冯玉祥讲学，说服他联共抗日。

    1932年5月 ，李达奉党组织之命，去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学，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革命宣传。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李达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张家口对冯玉祥进行革命宣传，说服他联共抗日，促成冯玉祥竖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五）离开党组织之后，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党内严肃的政治生活及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残酷斗争的艰苦岁月中，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有的一直革命到底；有的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的则沦为叛徒或汉奸；有的则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党的组织，但继续在其他领域做着对共产党或社会有益的工作。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大浪淘沙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1923年夏，李达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由于他坚决不同意陈独秀欲将中国共产党整个地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而与陈发生激烈争执，加之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又有所表现，于是李达断绝了与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的来往。李达离开党组织之后，为了谋生，开始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文字翻译工作，后来相继到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但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唯恐“赤化”。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解除李达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准聘用李达。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不回到湖南老家隐居了几年。1937年5月，李达出版了他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此书寄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书是十分难得的。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李达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和湖南老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胜利的1948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达在华南分局的安排下，辗转于1949年5月14日抵达北平，毛泽东5月18日即在他所居住的香山住所会见了李达。李达向毛泽东检讨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着尤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你还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周恩来和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作证明，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李达同志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论据是充分的。长期以来，中共党史或其他介绍党史的书籍只是仅仅将他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对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要以事实为依据，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过是过，功是功。我们不能因李达曾经脱党就否认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巨大贡献，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作者简介：王圥慎，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