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甲申七十年有感》发表后，收到几位读者的赐教来函，已经一一敬复。对于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此再发布拙见，欢迎读者指教。

    首先，上次拙文中引用民国时的民谣“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笔误作“遭遇”。发稿时匆匆，竟然没有发现，实在对不起读者，特此致歉！并向潘、杨二位兄台致谢。

    其二，笔者认为：《甲申三百年祭》第一属性是政论文，学术性只是其附加属性。后人不宜以其第二属性的不足，否定其历史作用。

    著文缘起：

    1943年初，由陶希圣捉刀，蒋介石署名。《中国之命运》一书问世，其中心思想就是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了宣扬这三个“一个”，该书开宗明义，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牵强附会的把明末历史出现过的反对宦官的“会社”组织，无限上纲为“党派”。出现了：“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300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这样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怪文字，几乎是影射共产党在帮助日本灭亡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虚伪。1944年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到郭沫若的寓所，商量如何动员各党派，政界，学界，把纪念甲申明亡三百年的活动，演变成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原拟请被称为“南明史泰斗”的柳亚子当文字主将，但是柳以身体欠佳婉拒，于是郭沫若毅然挑起重担，可见作者郭沫若写作此文，其本意根本就不在于学术探讨。

    缘起过程：

    机缘凑巧，郭沫若“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在此基础上，又找到《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这几部在重庆仅能找到史籍。筛选史料、掂排轻重、反复思考，然后，奋笔疾书。到3月10日，从讨论到收集资料，再到书写。加起来不过40来天，大名鼎鼎的《甲申三百年祭》的修改稿，就送到中共重庆最高负责人董必武手中。可以说写这篇文章，只有这位既有极佳文字功底、又有极高历史造诣，还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这么少参考资料、这么强的政治背景下完成大作。

    大作定性：

    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以政论文形式出现。

    首先从命名看：既然称之为：“甲申三百年祭”，那么作者的文体定义就是《祭文》。祭文相当多的时候都是作为政论文出现。中国五千年来，留下祭文成千上万，谁人把祭文当历史论文了？称其为“祭”，说明作者本身根本就没有想把它当做历史论文。

    从文体看，作者根本没有采用历史论文的体裁入手，全篇文章几乎都是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下笔。这说明在郭老心目中，这篇文章就是“借古贬今”，是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是学术界的探讨。

    从历史实践看：当年，没有任何一方（任何人）对该文从学术上探讨过，国共两党都把它当做政治斗争的武器。半个世纪后，后人硬要把它当做“史学论文”，纯粹从学术上去批评，本身就有点牵强。

    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定要把《甲申三百年祭》当做史学论文看。笔者一孔之见：作为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文章，瑕不掩瑜，《甲申三百年祭》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史学著作。

    史学界通常评判史学著作的主要标准大概是：

    1、主要历史事实陈述无误；
    2、重要历史事件脉络清晰；
    3、重要历史人物介绍和评价较准确、公允；

    纵观《甲申三百年祭》主要陈述三大事件及分析。即：

    明王朝的腐败及对其灭亡的陈述及分析；对崇祯本人的分析；

    大顺朝迅速取胜又迅速灭亡的过程（大顺军为什么在山海关战败）的陈述及分析；对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的分析及其历史教训。

    吴三桂降清过程的陈述及分析；对吴三桂本人的分析

    这三件大事主体无疑都是准确的。

    笔者年轻在部队服役时，曾经在山海关集训数月，，曾经多次听到当地老人十分详尽的叙述那场惨而不烈的战役。农村老人的陈述十分繁琐，列要点如下：

    （一）李闯（直到六十年代，当地百姓对李自成评价甚低，最好的称呼为李闯，更多的干脆称之“闯贼”）的阵，从西边的山边一直列到东边的海边；吴三桂（百姓中居然还有一些人称之为“平西王”！）的阵就只有关口一片，白盔白甲。李闯的人最少有人家的三、四倍，打了半天，就是打不败人家。

    （二）李闯的队伍没有办法打赢，阵后面的军车里面全是女人，军人身上个个带着金银财宝，哪有心打仗？仗打完了，本地老百姓埋死尸，不少人发了财。

    （三）李闯打败那叫天意！正打得难分难解时，从北边刮起一阵大风，飞沙走石，李闯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吴三桂的人朝两边一分，一大队辫子骑兵杀出了！李闯的人一边喊“辫子子兵来了！”一边掉头就跑。其实，根本不用辫子兵杀，李闯的人后头的踩前头的，也踩死一半。最惨的就是那些女人，大半让李闯和鞑子的马踩死了！

    正是那些老百姓的叙述，让二十出头的我，开始怀疑历史课教过的：“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结论。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很给李自成留面子的用“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三个“仓惶”，简略而准确的描述了这次太不体面的惨败。简则简，不失其准。

    批评《甲》文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关于李岩的叙述。而最重要的证据，也只有一部县志，仅凭一二部地方志轻易推翻正史，也未必妥当。。退一步讲，即使李岩的史实全错了，他也只是二流人物，郭沫若重点写他，无非为了着重说明了李自成的骄傲、拒谏。即使历史上真的并无李岩其人。把有关李岩的全部文字删去，其文主体依然推不倒！（只是没有原文精彩了）。《甲申三百年祭》的主体，无论主体事件还是主体人物的描述和评价，依然是无误的，还是老话：瑕不掩瑜。这部作品，至今仍然对起到警示作用。

    四、不可对前人过于苛求。

    （一）在历史学术上，从来是“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随着考古和科学发展、索引的便利，今人想从引经据典上超过前人，应当是比较容易了。（当然还不是易如反掌。）以今天的条件苛求前人，未免不够公允。

    应当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显然是比较严谨的。虽然考据的确略显不足。但是，该文写作时间仅仅一个多月，当时大半河山沦陷，在重庆藏书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郭沫若在该文中引用了：《明史》的<流贼传>、<马世奇传>、<李自成传>、<刘理顺传>等文;《明季北略》的<备陈大饥疏>、<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李岩归自成>、<李岩作劝赈歌>、<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吴三桂请兵始末>等章节；以及《明亡述略》、《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甲申传信录》等史籍的大量原文字。可以说他做到了在其历史条件下的最大努力。

    郭沫若总不能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函曰：“冈村宁次君，你国你军战败在即，为了给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本人需要到你非法占领区的图书馆搜集资料。请提供方便为盼”吧！？

    （二）某些文字的产出有其历史背景，后人可以、应该指出其谬误，却不宜对前人妄下结论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