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大众也是人，他们的“动物性欲求”也并不比知识分子差，他们更不是不想展示人的“本性”，只是囊中羞涩，“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如果这样看问题，也许并不错，至少对于某些人并不错。人，囊中羞涩与否，那的确是个大问题。在猴界，狗界，不承认价值规律。在那里没有货币。因此它们并不知道“囊中羞涩”是什么滋味。它们的大脑里也不存在“金钱万能”的观念。要满足食欲与性欲，只与爪牙相关。在人间则大不相同。囊中羞涩却要满足“动物性欲求”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要不，祖宗们怎么能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观念呢？要说改造，还是应该大力地改造那些囊中羞涩的穷光蛋。要不，他们的“动物性欲求”膨胀起来，要都与知识分子一样起来，社会可怎么得了哇！

    钱教授讲“改造国民性”要改造什么呢？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不能改造。如果思想也不能改造，还有什么可改造的呢？

    从他对于“国民性”的讲演中，把“食人”列为国民性之首推测，他认为最应该改造的就应该是人的“食人”性。

    “食人”性是什么问题？

    如果把“食人”当成“国民性”而改造。那么，凡是有资格称为国民的人，都难逃“食人”的指控和嫌疑。这决不是鲁迅的思想。更主要的是，这并不符合国民的事实。

    在过去听说过的“人吃人”的理论中，并不是都“吃人”。是压迫者吃被压迫者，剥削者吃被剥削者，是富人吃穷人，当官的吃老百姓。即不认为“吃人”是“国民性”，而是“阶级性”。这个“吃人”与钱教授说的“食人”并不是一回事。

    自从钱教授在给革命赋予了“吃人”的属性之后，“食人”便克服了那个“阶级性”的“狭隘”性，而具有了“全民性”：革命的吃反革命的，反革命的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被当做反革命的被革命的吃，或者被当做革命的被反革命的吃，或者不被当做什么而被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吃。总之，人人都是吃人的，也是被吃的。其实有一层钱教授没有想到，既然“食人”成了“国民性”，那么，“改造国民性”的使命他赋予谁呢？已经“食人”成“性”的“国民”，不“食人”肯定就没有法子活下去，哪个肯率先作出自我牺牲，改造自己的“食人”性呢？再说，就算是有几个国民排除万难，忍痛克服了“食人”性，同那些没有克服“食人”性的国民相比，那些“食人”的国民还能够允许他们被继续叫做国民么？如果他们不能被叫国民了，那么，他们应该被叫做什么呢？谁能够保证他们不被“食人”性不改的国民吃掉呢？到头来，世界上仍然是“食人”者生，世界，仍然是“食人”者的世界。鲁迅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呐喊，不过是空喊，不过是一个不甘心被吃者被吃前的哀鸣而已。

    人，属于杂食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可以做食物。有人好那一口，或者不得已，把人当食物吃，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食人”，就是把人当食物，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啃人的骨头。这样的现象，若放到自然界看问题，应该属于个别物种、个别生物的“食性”问题。从人是动物这个意义上说，与“食鸡”、“食鱼”、“食草”、“食粮豆”等属于同类。应该承认，人的肉的确是可以被当做食物的。饮食，既然是人之大欲，在有了食欲的时候，就要找食物吃。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在国民中有多少人在食欲大振的时候，要以人肉做美味佳肴？“食人”是“食欲”的表现应该不会错。如果要算在人的“食欲”之内，那么，“食人”就是“动物性欲求”之一的了。而在钱教授看来，“动物性欲求”是不能被改造、被抛弃的。这么一来，岂不是要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了？

    人需要改造什么？国民需要改造什么？分析钱教授的讲演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不需要改造。如果说人的“本性”是不变的，当然就不能，也不需要改造了，那么，“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8 “改造国民性”靠谁

    改造与被改造曾经是对立的。改造者就是改造者，被改造者就是被改造者。是“天才”改造“庸众”，是“上智”改造 “下愚”。这样的观念在启蒙主义那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改造国民性”本来就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他们自以为有知识、有学问，对社会、对国家、对民众也有责任感、使命感。虽然当时没有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说法，起码在他们看来，与“下愚”比起来，他们才是社会上最聪明、最有觉悟，因而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由他们承担“改造国民性”的重任，承担对“庸众”、“愚氓”实行“启蒙”使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改造国民性”的使命非他们莫属。历史地看，他们在当时能够这样看问题，想让“庸众”、“愚氓”觉悟的主观愿望终究还是好的。

    如果中国的启蒙主义者能够承担，并一直承担着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能够使得国富民强，那么，或许中国共产党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即使是存在着，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更不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但是，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们并没有支撑起中国那片广阔的天。

    现在看来，当年的启蒙主义者大都是身上有几文钱，不愁温饱的人们。有的人，吃饱了，喝足了，闲暇时扯着嗓子喊喊“自由”啊、“个性”啊什么的，舒缓一下心中的郁闷，也不失为一种雅兴。但是，他们不知道“庸众”的第一要著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自由”啦、“个性”啦等等与他们实际的需要毫不相干。“自由”之于“庸众”、“个性”之于“群氓”，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庸众”有眼不识金镶玉。到头来，言之凿凿，应者寥寥。“启蒙者”之间倒互相争起来了。争的结果，促使了“启蒙”队伍的分化。有的要为“庸众”谋利益而化成了共产党，有的权衡之后以为只有政府才能给他们以“自由”和发挥“个性”的舞台，于是化成了国民党。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而“庸众”，却偏偏选择了跟着共产党。启蒙主义队伍瓦解了，“启蒙运动”夭折了。中国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实，很让那些坚定的启蒙主义者惆怅与无奈。其原因，对于抱着所谓的启蒙主义不放的学者，除了瞎猜，恐怕永远是个难解之谜。

    历史的事实证明，某些所谓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没有看清，却自以为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到现在也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有的到现在甚至并没有弄清楚启蒙主义是怎么回子事儿，就在那里瞎嚷嚷。他们担当不起“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有的人在鼓噪一阵子之后，大都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去了。

    中国现在的“国民性”如何？特别是知识分子，是不是随着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看看钱教授的“估计”吧！
 
    “我觉得不但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还在继续与发展，而且这几十年还培养出了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话说周氏兄弟》第232页）

    国民、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没有进步，反而比鲁迅、周作人那个时代，即国民党统治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时代还不如，“国民性”在退化，不！应该说是在恶化。知识分子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还不如鲁迅、周作人那个没有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代。新中国的新国民还不如旧中国的旧国民。真不知道是国民党不如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真不知道社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也不知道钱教授评判“国民性”的标准是什么。按照钱教授的说法，如今的中国，中国的国民，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是“国民性弱点”最突出、最严重的时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尽管如此，“改造国民性”还是不能提“对人的改造”。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钱教授打入了“伥”类，知识分子的改造，尤其不能提。如此这般，所谓的“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与艰巨”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要改造什么呢？这样“迫切与艰巨”的任务到底应该落实到哪些国民的肩上，由谁去组织实施呢？谁是拯救他们那可怜的灵魂的主啊？

    国民，即使不以阶级分，无可否认也是分阶层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特点。是不是凡是公民，不分文化高低、不分财产贫富、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他们的国民性都是一样的？钱教授并没有具体分析。按照鲁迅的认识，他们的性是不可能一样的。不一样的国民，按说应该有不同的“国民性弱点”，有不同的改造重点。什么人是重点的国民？什么弱点是“改造国民性”的重点？如此种种，钱教授并没有给出答案。是没有吗？我愿意相信他还在研究之中，答案会有的。什么时候有，答曰：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的讲演，面对如此严重的“国民性弱点”的继续与发展，仅仅重复“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是远远不够的。“改造国民性”的确是个尚未完成的“迫切与艰巨”。如果共产党人以为这个“迫切与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就没有必要那么“注重对人的改造”了。但是，要完成这个“迫切与艰巨”的任务，同完成其他的任务一样，不但需要人去做，而且需要“桥”或者“船”的问题。那人是谁？那“桥”与“船”在哪里？钱教授也没有提供。因此，到头来，“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只挂在嘴上，在课堂上貌似严肃而认真的聊聊的空洞问题。

    如今，谈“对人的改造”的人已经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教授能够谈这个问题，已属难能可贵了。这个问题，不因为人们不谈，或者谈得少而不存在。其实，谁都可以不谈人的改造，谁都可以不谈知识分子的改造。但是，有一种人例外。那就是自以为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知识分子。钱教授讲“改造国民性”问题，大概以此证明自己继承了鲁迅，是在行使使命。只是他不知道，或者是知道而不愿意把“改造国民性”与“对人的改造”联系起来。如今，谁都可以不去与工农大众等愚氓去结合，只有一种人例外，还是自以为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先把自己的，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和鲁迅、周作人时代还不曾有过的新国民性弱点统统“改造”掉。以此证明自己言行一致，确实是继承了，或者决心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可惜的是，反对“对人的改造”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认为不需要改造的人，是他们；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也是他们。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在“改造国民性”中自己应该干点什么。要改造他们新的“国民性弱点”，恐怕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他们的改造是不是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换而反复？实在琢磨不透。从这个意义和实际看，“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的话说的是多么的深刻啊！

    谁能够解决“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大问题？靠个人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靠谁呢？历代的统治阶级不需要“改造国民性”。在由暴力支撑的专制社会，国民愈是愚昧，愈是奴性十足，他们就愈是踏实。在由金钱支撑的社会，也不需要“改造国民性”。在那样的社会，金钱导向要比思想导向灵验得多。如果不相信，谁看到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什么“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靠现在那些自诩为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吗？看看他们的历史和祖宗，就可以推断，他们根本就承担不起这样的社会责任。他们说起来振振有词，批起来，慷慨激昂，很像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人们历来是观其行的。他们或许立志以启蒙为己任，但是，如果他们走前人的老路，命运也会与前人一样。他们的外国祖师不满外国“以众暴寡”的政治制度，创造了“个人主义”，或者说“个性主义”，以发泄不满。但是，他们又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勇气与那个制度决裂。他们幻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个“黄金世界”，能够成为发挥“个性”的天堂。于是，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之后，他们发现并不是当初他们参加革命时候所想象的那样，于是，失望、失落、不满。有的则把“专制”、“独裁”的帽子扣在“注重人的改造”的那些人的头上。反映的正是他们的焦躁情绪。除了发泄不满，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国民性”的问题，是通过国民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问题，靠谁解决？靠钱教授们吗？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热风•六十二恨恨而死》）

    鲁迅还说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

    对照鲁迅的话，可以判断，钱教授是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中的一个。不过，要想改造“国民性弱点”，按照鲁迅的说法，“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像现在这样，“单是不平”，“几乎全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