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问题，或者说是“父权”问题，在当时也是个突出的问题。对“国民”以辈分分，当然也不能说是“狭隘的阶级论”。只要是人，无一不处在父子关系之中。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看如今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谁能不承认，已经大大地改善？

    我不想再浪费笔墨一一例举，再说，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仅这两例，请问钱教授，鲁迅、周作人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弱点”今天“继续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如果您自己在这两个方面确实“继续与发展”了，您就说您自己。别把别人都搭进去。至少不希望把我也给搭进去。但是，从您的讲演中，我实在看不出我能够逃脱“继续与发展”的指责。

    如果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真的是“今不如昔”，在不断恶化，那就是对新中国的国民的全盘否定。没有了鲁迅与周作人的今天，要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遏制它的继续与发展，钱教授有什么高于鲁迅、周作人的妙计良方？好像没有。仅仅用“立人”谴责毛泽东、共产党、“愚民”、“庸众”的“食人”、“做梦”、“演戏”、“做奴”，批判“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号召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提倡做不纯粹的人，恐怕不够。毛泽东去世三十多年了，今天的“国民性弱点”的继续与发展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负？

    4 改造国民性与知识分子改造

    注重“改造国民性”与“注重对人的改造”，如果要是有什么区别，就应该提出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见解。钱教授自己没有弄清楚“国民”与“人”，“国民性”与“人性”、“改造国民性”与“对人的改造”的一致性，却把二者尖锐对立起来。

    “注重对人的改造”，这个思想对人触得很痛，痛定思痛，有的人除了痛还是痛。像钱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一想到人的“改造”就不寒而栗。好像一说“改造”就是下地狱，就是进入魔窟。把“对人的改造”看成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违背人们的本性的事。好像“改造”就是“教人死”。这种手法，与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人是多么的一样！这回，我还真的怀疑钱教授是不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注重对人的改造”是“毛泽东与其他思想家最大的区别” 。钱教授如是说。

    “对人的改造”，对于思想家，是主张与否的问题，还是注重不注重的问题？“注重”与不“注重”据说都是相对的。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即使同是主张“对人的改造”，恐怕也要各抓“重点”，抓住对社会最有影响的人中的最有影响的问题，有所“侧重”。注重与不注重钱教授能够掂量出来，大概没有一架天平可以秤得出来。但是，对于“侧重”，一般的人能够看出来。共产党人与其他党派在 “对人的改造”方面，在“侧重” 点方面，在谁应该进行改造，怎样进行改造等方面的确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了区别，共产党大概也就不叫共产党了。他（们）的思想无论人们怎么评论，在中国思想史上恐怕也要占有一席之地。钱教授单单将他（们）“对人的改造”的思想提出来与“改造国民性”区别，说明钱教授很“注重”共产党及其领导“对人的改造”问题的。由于钱教授并没有“注重”二者之间存在着“统一”。 这样，他论来论去，就不能不露出破绽来。

    接受“改造国民性”，却又否认“改造国民性”是对人的改造。否定对人的改造，在事实上就是对“改造国民性”的否定。这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好说。用不着思想家、理论家或者教授、学者去阐述。试想，离开了对人的改造，“改造国民性”是对谁说、是对谁的改造呢？如果承认“改造国民性”就是“对人的改造”，那么，凡是承认知识分子是人的人，都无法否定，对人的改造就包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中国，关于人的改造问题，是不是源于“改造国民性”？关于这个分子、那个分子的改造是不是源于人的改造？它们的提法与关系，敝人没有考证出来，因此不敢下结论。不过，它们之间总是有些关系的。无论是国民、是知识分子、是非知识分子，都是人。只要能够辨别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够了。

    “改造国民性”，对什么样的国民进行怎样的改造，毕竟是个复杂的问题。而最让钱教授不能忍受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应该是对“国民”以“知识”的多寡和学历的高低为依据而区分的。那么，像这样的区分在“民国”之前大概没有。“改造国民性”是不是有知识分子的份？钱教授认为没有他们的份。但是鲁迅并没有那么认为，共产党也不那么认为。现在只想问钱教授，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改造？如果这个问题是否定的，那就根本用不着探讨知识分子具体的改造问题了。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只是“对人的改造”中的一个问题，尽管它十分敏感，好像不少人还有抵触情绪。那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笔者并无研究。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各有各的体会，各有各的认识，笔者愿意持尊重的态度，决不敢轻易地说三道四。但是，唯独对钱教授是个例外。千不该，万不该，讲“改造国民性”，而且认为“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的钱教授不该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因为，他的这个讲法，让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赞成“改造国民性”，还是反对“改造国民性”。要说他是反对吧，就凭他“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显得特别迫切与艰巨”这句话，就没有人相信我的判断是真的、对的。 要说他是赞成吧，他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是说“动刀”啦，又是说“与人们的本性相违背”啦。不但反对，而且“极力”。既然钱教授认为想“极力”改造人的人是想做“圣人”的人，那么，“极力”反对改造人的钱教授是想做什么人呢？如果想“极力”改造人的人做不成“圣人”的时候，或者谁也不认为他是圣人的时候，那么，“极力”反对改造人的钱教授是不是就是做了“圣人”的时候呢？究竟是谁在想做“圣人”？究竟做“圣人”的标准是什么，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如果钱教授一方面在口头上“极力”地呼吁“改造国民性”，而在同时，又“极力”地反对对国民之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那么，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言论到底心诚几何？还是假模假事？钱教授啊，钱教授，让人怎么说啊！

    钱教授先是把跟着共产党革命的一类人，列入了“食人”一类。这类人恐怕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类了。红卫兵被明确归到了“嗜血”的“蛇”类——兽类的一种。虽然不过区区千余万，在中国这个人口超级大国，不过是百里“挑”一，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再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数量不知道比红卫兵多多少的人划到了以虎为靠山的“伥”类，地位在“兽类”之下，大概属于“鬼类”。他们被开除了“人籍”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一算，究竟还有多少能够被钱教授称为“人”，恐怕就不多了。愚氓、庸众是人不是人，笔者无暇关心，就不必说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教书的、写书的，还是行医的，搞科研的，特别是做官的，认为自己不是人的恐怕不多。作为非知识分子的我，起码现在仍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们从事着什么工作，是人而不是“伥”。有朝一日，犯晕说胡话，或者耍混蛋的时候，是不是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人，那就不好说了。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要说的是现在。

    凡是承认知识分子是国民的一部分的人，就应该承认“改造国民性”就包括知识分子的改造。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样，不管是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改造之列，在理论上就有了根据，也就在钱教授那里取得了“合法性”。至于如何改造，改造的如何，如何使改造工作“与时俱进”、“制度化”、“常态化”、“普遍化”、“人性化”、“个性化”，等等，那只能在承认知识分子应该进行改造这个前提下考虑。如果连应该改造都不承认，其他的一切设想必然被认为是胡想、妄想、空想。实施的一切措施、一切行为必然被认为是胡作非为，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那就无法讨论以下的问题。钱教授是那么地反对、抨击知识分子改造，到底是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呢，还是反对在知识分子改造中存在的具体伤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钱教授的讲演看，他对改造知识分子是持“全盘否定”的。

    钱教授在讲演中说：“毛泽东就是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与人们本性是相违背的。”（《话说周氏兄弟•谈“做梦”》第188页）

    看得出，最遭他憎恶的是“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是他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诠释。说实话，倘使中国或者谁真的有那样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我一定会跟着钱教授一起去反，说不定我比钱教授还激进哩。敝人孤陋寡闻，无论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报告、讲话中，还是在共产党的文件中，就没有见过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样的概念。“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真不知道是钱教授的亲身体验，还是见到谁说过这样的话。面对这样的文字，真不知道其他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那些经历过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在经过改造之后，都“非知识分子化”了。

    “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是什么“化”，是 “化”什么？

    我知道，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志是“文化”。知识分子当然是读过一定年头和一定数量的书，有知识、有文化的分子。文化程度的标尺，在中国，就是学历、职称，也可以以从事的职业论。在逻辑关系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是不相容的矛盾概念。知识分子是指享受官方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享受的到的待遇的人群。除此以外，不管是不是有知识和有什么样的知识，都可以归到非知识分子的人群中。因此，非知识分子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有知识，却没有文凭，没有职称，从事着脑力劳动，但是还没有资格称为“分子”的人；那些虽然有知识，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等人，更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有的虽然有知识、有文化、有文凭、有职称，但是，因为没有致力于“启蒙”、著书立说等工作，也要受到钱教授们那样的知识分子的鄙夷，大约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当然，还应该包括没有知识的白痴、乞丐，等等。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还没有统一认识。我本来不属于知识分子，但是，也曾经被“混淆”与知识分子的界限，被当成知识分子“改造”。让人当“知识分子”说。其实，人家没有见过“知识分子”是个什么样， 好不容易见到个比他们有“知识”的，于是就认为是。有人那时就那认识水平，就那样说，能挡得住吗？能见人就申辩说“我不是知识分子”吗？不过，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像钱教授那样，认为我具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的“人们本性”，当时没有问过他们。经过同吃一锅饭，同睡大通铺，同训练，同学习，一起谈心拉家常，后来就没有人那么说了。是不是觉得我被他们“化”了，连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人们本性”也“ 化”了去， 同他们的本性一样了？同样没有问过他们。我不知道钱教授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怎么被改造和被谁改造的。总之，我既没有觉得“改造”我的人有多么可怕，也没有令我找到“知道点改造的厉害”的那种感觉。我，或许是幸运的。或许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没有遇到“食人”的人。现在想起来，即使被“改造”的时候，饭没有少吃一口，衣没有少穿一件，并没有比他们格外地多吃苦。当然，那时候是比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客厅里喝茶、开会、做学术艰苦些。但是，那时候的乐趣也是在办公室和客厅里所享受不到的。可怕不可怕，是一种心态。恐怖不恐怖是人的一种感觉。带着抵触情绪，不克服抵触情绪，没有一种平常心，特别是为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平等”心，生活在非知识分子中间恐怕产生不出什么良好的感觉来。非知识分子与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也未必开心。

    据以往的印象，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人说过“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 却好像有过“知识分子工农化”之类言论。无非是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样的方式，接近群众，联系实际，检验自己的知识。所谓的“化”，就是让他们的感情、立场转移到工农等劳动人民一边，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而那决不含有让知识分子重新变成文盲，或者重新到农村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的意思。事实上共产党也没有那样的政策。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或许中专毕业，在政策上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就都是干部了，就端起了为许多劳动者所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对于知识分子，这实在说不上歧视。只是“工农化”这个思想，触到了那些鄙夷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的痛处，因此，有人喊叫，有人抵触，那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种思想，一项政策， 若没有反对的意见才是奇怪的。谁能说现在的政策人们就都满意呢？

    不但有“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说法，还有过“工农分子知识化”那样的言论。不但有言论，而且为了让他们学文化，让他们的子孙告别文盲，大力兴办初等教育。我知道的是，在我上中学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那里是个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大县，全县不过一所高中，初中不过两三所，而且招的学生有限。一个县年毕业的高中学生，一般也就二百人左右。而师资有限，即使我就学的在当地很有名的中学，和后来曾经就职过的一个省级重点中学，许多老师都是该校高中毕业后留校的学生。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待到改革开放之前，一般“公社”都有了全日制的中学，而且学习的费用低廉。共产党政府和毛泽东的意思决不是让他们有了知识之后，就瞧不起自己父辈干的那一行，回乡务农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中学毕业就必须上大学，去做知识分子，当教授，当研究员。像“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那样的话，一般的工人、农民大概都能够听得懂，无非是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做好工、种好地也是不容易的，鼓励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总要有人当工人、当农民。尽管有不少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就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但是，那不应该成为看不起工人、农民的资本。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按照过去的标准，现在的许多工农兵都相当于当年的知识分子了。因此，应该说明的一点是，要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的不是共产党人，而要工农分子知识化的才是共产党人。在旧社会，中国的工人、农民大都是文盲。在改革开放之前，初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进厂当工人已经是极普通的事了。工农虽然还没有“知识分子化”，但是，已经在“知识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如果没有“知识化”的工人、农民，恐怕工业、农业要持续发展也难。

    历史地看，历代知识分子——文人，统治阶级是不需要“改造”他们的。即使极少数寒庐出身的文人，为了获取功名，无不按照统治者的政治要求自觉地“改造”自己。忠君与忠于社会制度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耳濡目染，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引导，使他们自觉地走向当官发财的老路。因此，历代统治者谁也没有提出过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自己改造成劳动人民。平心而论，谁愿意当受压迫、受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劳苦大众呢？在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上，有恻隐之心者，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为民做主”、“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在封建法律的范围内当一个执法如山的“青天”大老爷。他们决成不了劳动阶级的解放者。

    如果共产党继承了历代统治阶级的传统，也就用不着格外关注知识分子，提什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追求高官厚禄特殊待遇的知识分子就会像灯蛾扑火一样，趋之若鹜。

    共产党、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和政策是他们关于人的改造思想的一部分。钱教授对这些是那么的深恶痛绝，说明钱教授可能已经研究并创造出了优于他们的思想。至于这种思想是什么，是不是就一定好，或许是我读书不认真的缘故，在他的书中没有发现。但是，他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评价和批判却写得清清楚楚。

    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改造？有人认为只有“愚民”、“庸众”才应该改造，接受知识分子的改造。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接受他们的“启蒙”。“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又如何呢？看一看钱教授笔下的知识分子吧！

    他在《说“食人”》中说：“我仍坚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很多人不同意：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一个“互相残杀”就否定了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是非，把“中国知识分子”统统定性为“杀人犯”了，而且没有主从。如果钱教授承认“五四”以后的鲁迅还是知识分子，那么请问钱教授，鲁迅到底“残杀”了谁？在生物界，许多同类之间并不互相残杀，比如在狗界，大都知道“狗咬狗”不过“一嘴毛”，并不一定要咬死对方。看来，在钱教授的眼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斗争的“荒诞与残酷”程度要远甚于狗界。起码比起“狗咬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在《谈“做梦”》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风气之先’，而实际上是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一个“为虎作伥”，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统统开除了“人籍”，打入了地狱，让他们变成了鬼。简言之，中国知识分子“是鬼不是人”。如果钱教授还承认鲁迅是知识分子的话，真不知道他认为鲁迅是怎样沦落为“伥”的。但事实告诉人们，即使是在“文革”当中，不“为虎作伥”的也大有人在。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翦伯赞先生为虎作伥来着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为虎作伥来着吗？恐怕还有“与虎谋皮”、“虎口拔牙”的呢！只是钱教授不知道。

    他在《析主与奴（下）》中说：“知识分子在中国起的就是带头羊的作用，带领大批国民去做奴隶。”“批判国民性，首先要反省知识分子。这些年有些人又提出‘新启蒙’，我想要‘新启蒙’首先应该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要批判奴性，首先要批判知识分子的奴性。”这回知识分子总算是“人”了。不能不承认，带领国民去做奴隶的“奴才”也是人。中国的老百姓常常把奴才叫做狗奴才。这样的奴才，不在狗之上，也不在狗之下，总算是与狗同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好不到哪儿去。难道鲁迅也是那样的知识分子？

    能够带领大批国民去做奴隶，也算是一种本事。如果有那样的本事，教导出来的学生就应该成为奴隶，怎么在 “文革”中许多人却造起反来了呢？倒是文化落后的农村，却相对平静，农民不但没有“停产闹革命”，农业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连年上新台阶，以“五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就是在那个年代“起步”的，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功劳，他们是在“带领”着国民走发展经济，改善国计民生的路。“两弹一星”中的功勋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领”国民做的却是令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们不安的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中国，“大批国民”是工农大众，这应该是个常识，因为，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比他们更“大”了。不过，在媒体上常常见到有把他们称为 “弱势群体”者。“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大概也是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工农大众的“大”与“弱”反差的确很大。但是，这与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和有多么大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或许仍然应该由知识分子去研究、去回答。不过，钱教授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或许这个问题还没有列入他的研究范围，因此，不能强求他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不是因为“弱”，才需要知识分子“带领”，“大批国民”的做奴隶是不是知识分子“带”的结果？像毛泽东那类知识分子是“带领”他们做奴隶，还是“带领”他们砸碎了束缚他们的锁链？知识分子怎么就不能“带领”大批国民去做有钱的老爷，有权有势的主子，而偏偏选择“带领”他们去做受穷、受累、挨打、受气的奴隶呢？难道知识分子有做奴隶的瘾，是吃到了做奴隶的甜头之后，用他们那智慧的大脑，诚如鲁迅所说，“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了？在“赞叹，抚摩，陶醉”之后，才决定“带领大批国民去做奴隶”的？这样相关联的问题，按说钱教授是应该回答和能够回答的出的，但是，他并没有。我当然理解不了钱教授那高深的思想和理论。像“知识分子在中国起的就是带头羊的作用，带领大批国民去做奴隶”这样的话，的确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不过我总觉得有些“谬妄”，或者简直就是狗戴嚼子——瞎胡勒。其实，能够“带领”大批国民去做奴隶的从来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奴隶主”。是他们所建立和极力维护的社会制度使得大批国民成为奴隶，不得不去做奴隶。如果没有了他们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社会制度，大批国民是不可能乖乖地去做奴隶的。因为，做牛马一样的奴隶并不符合“人们的本性”。

    钱教授明确地说了：“要批判奴性，首先要批判知识分子的奴性。”还说：“鲁迅把批判重点放在知识分子身上正体现出鲁迅看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此说来，既然鲁迅，继承了“正统”的鲁迅思想的钱教授都认为“要批判奴性，首先要批判知识分子的奴性”，那么，毛泽东、共产党要“改造”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可以？对于知识分子，难道你钱教授“批判”得，毛泽东就“改造”不得？你批判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想让他们改造吗？我这样说，或许要被钱教授认为是阿Q的“和尚动的，我动不的”的逻辑。阿Q的逻辑，是弱者、愚者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像钱教授那样的强者、智者怎么能够遵循呢？或许说“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就贴切了。因为这是强盗，不，是强者的逻辑。看来，钱教授虽然是个学者，讲演、写书，倒有几分霸气，不愧为一条硬汉。

    “对人的改造”，如果要落实到实践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用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即使是对其他的特殊人群的改造，都是个系统工程。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存在是个事实。不管说它是成功，还是说它失败，还是毁誉参半，都是对“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那些自命为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教授、学者，本来应该对他们留下的遗产进行扬弃，把脏水泼掉，把“小孩”留下。没有想到，连认为“要批判奴性，首先要批判知识分子的奴性”的钱教授也如此的不把前人的思想和实践放在眼里。他有什么妙计、万全之计去实践、去完成我们今天“改造国民性”的特别迫切与艰巨的任务呢？我看，也就是在靠名声在大学校的讲台上瞎白话。真格的，一出没有。

    5 人需要改造什么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按照鲁迅的说法，应该是改造人的“坏根性”问题。这“坏根性”是什么，如果具体的罗列，恐怕很难列全。也不能说鲁迅就都列全了。凡是能够罗列的，都是看得见的、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的。坏，是对于人和行为所做的道德评价。当说“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不仅应该对于好与坏有个判断的标准，知道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好的。而且特别应该知道坏的根是什么，好的因是什么。如果不知道这个答案，那么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和怎么“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性”问题。“人性”的本质是世界观的问题。无论什么人，从生下来，身体有个发育的过程，人性也有个培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人性，就是把人培育成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培养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的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如果离开了人性的改造，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一句空话。人，非生而知之。人，也非生而便有“至善至美”的“人性”。每个人，无论是学者、教授，还是“庸众”、“愚氓”，从生下来到死，仔细想一想、看一看，谁不在发生变化？谁不在他人的指导下，有意或者无意、自觉或者不自觉中“改造”着自己？也许说“塑造”更合适。不过，无论是“改造”，还是“塑造”，总之，都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以使自己更能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

    共产党人“注重对人的改造”，他注重改造人的什么？这本来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看来钱教授讲“改造国民性”，并不注重“国民性”，而只注重“国民”的“性”。而这个“性”，与“动物性”的“性”是同一个“性”，这个“性”就是“性欲”与“食欲”。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讲毛泽东“注重对人的改造”的时候，把“性欲”与“食欲”这些“动物性”本能放在首位。如果以这样的认识与理解毛泽东“对人的改造”，不要说知识分子，即使是非知识分子的工农大众，恐怕也不会响应。那岂不是说，愈是苦行僧就愈是改造得好，就愈是应该受到褒扬？那无异于要把全国改成寺院和尼姑庵。对于一些知识分子，那更是不能容忍的。西方某个思想家的理论认为，性欲和物欲是思想的源泉、创作的动力。还有学者也用这个思想解读鲁迅，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如果这样认识问题，大唐诗人杜甫该可以做这个西方思想家的祖宗了。许多人都知道，杜甫有诗曰：“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但是，千年来就不必说了，特别是近代以来，思想界竟没有人注意这句诗所蕴涵着的深刻思想。有的人研究什么“性欲”与“物欲”之于思想、创作，总要去外国找权威。杜甫的诗何尝不是道出了诗仙之成为“仙”的原因和动力？就凭这句诗，则足以奠定他思想家的地位。他的思想要比西方人早上千年以上，做西方那个思想家的祖宗焉能不够格？

    对于国民之“愚”，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是看到了的。人们能够承认国民的愚，把国民之愚与国家之强联系起来看问题，应该算是大进步。人，这个“万物之灵”，居然“愚”，而不“灵”了。因为愚，当然什么糊涂的事、什么荒唐的事都能够做得出，做“示众”的材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愚，算不算是国民的“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不过，那确实是应该改变的。因此，严复提出“开民智”。梁启超提出“新民说”等主张。方法就是开办学校。他们认为读了书就可以摆脱愚昧。办学校历来被认为是功德无量的崇高事业。

    青年鲁迅通过国民的愚弱，看到了要把他们从麻木中解放出来，就必须首先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个思想的确是深刻的。他认为改变他们精神麻木的方法是文艺。他也的确身体力行，通过文艺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包括杂文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国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被他称为“劣根性”的那些东西。那种种的“劣根性”，在他看来，显然是“国民性”的表现，应该在改造之列。鲁迅所枚举的人的“劣根性”，一般说来，反映的大都是人的道德和性格特征。其中对于“奴性”的揭示与批判，矛头直指握有权力的封建统治者和封建道德，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批判。

    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在当时，主要的就是要改造束缚国民、主导并影响国民的以“仁义”为核心的世界观。而这些竟被高调赞美鲁迅的学者认为“恰好是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还认为：“我们今天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怎样千呼万唤却再也找不回来。”这“找不回来”的呼唤，说明什么呢？是在承认改造国民性的成果吗？不，他是在诅咒改造国民性的罪恶。并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妄想再回到奉行“仁义”那样的“美德”的政府统治的社会，也就是周公辅政的、为孔夫子所称道的“礼”治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鲁迅，没有共产党，也没有管仲、秦始皇。没有人对“仁义”那样的“美德”说不。

    鲁迅的批判，是思想批判。这种批判，在中国可以被认为是为民主革命而呐喊。

    鲁迅在提出“立人”的时候，把“庸众”、把“愚弱的国民”当做最应该改造的对象。按照他当时的说法，是“疗救”他们的精神。精神，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叫做思想。改造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改造国民的思想。这思想，应该包括文化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鲁迅在当时注重的显然是人们的文化思想。

    对于鲁迅笔下批判过的那类人，和揭露出的各种人的“国民性弱点”，甚至各类人的丑态，自然不是褒扬，而是应该克服和改造的。

    到1927年10 月21日，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认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二心集》）

    鲁迅在这里说的做“革命人”这个根本的问题，是“水”、是“血”的问题，“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用现在的话说，难道不是个世界观的问题吗？

    左联成立前后，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了更多、更深入也更深刻的了解。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作家做什么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不说抓住了根本问题。这个时期鲁迅关于谁应该改造和改造什么的问题，更明确了。

    鲁迅的这个思想被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汲取、所接受，成为他们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基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