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合作化”共命运的人

    “合作化”在被批判为“大锅饭”中，以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为由，在瞬间被解散。“合作化”这出大剧，草草收场，曲终人散，在灰暗中悄然落幕。对于许多人，这其实才是另外的一些人的悲剧的开始。

    浩然因为歌颂“合作化”而成为著名作家，这就注定了浩然的命运必然与“合作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合作化”成为被批判、被奚落的对象的时候，一些人怎么会放过浩然？其中有必然性。

    有人说浩然是一个悲剧。浩然的悲剧折射就是“合作化”的悲剧。那不是浩然一个人的悲剧。制造悲剧的当然不是浩然们自己。因为没有谁想给自己制造悲剧。

    浩然的悲剧是谁制造的？当然是人！是什么人？是读者吗？肯定不是。应该是那些认为浩然是“为当时政治服务”而且应该受到惩处的那帮人。只怕是他们有勇气做没有勇气承认，甚至害怕被揭露罢了。

    浩然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捆绑在一起，当共产党遭遇挫折，受到无端责难和批判的时候，那些忠于共产党，坚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信仰的人们，怎么可能独善其身？这种状况，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现在的“改革”中，还是在以后的什么“革”中，都是存在的。这，或许也是毛泽东所谓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害怕牺牲的人们只有走开。

    回顾以往，在浩然（们）遭受批判的前后，企图维护那段历史的人们并发不出声音。由写那个时代，歌颂那个时代的创造者的浩然，想到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创造那一段历史的农村中有影响的带头人吕玉兰。在浩然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的日子也不好过。

    “合作化”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或许早已被现在的一些人遗忘。有的人在被批判与非议中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尽管如此，集体化时代广大农民的社会实践和取得的成就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只是政治“偏见”已经把有的人变成了瞎子，看不见，有人成了健忘症患者，记不起。对于积极而坚定的跟随共产党，为那个时代，特别是为巩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广大农民及其带头人，难道就不应该歌颂吗？浩然那样的作家歌颂他们，难道是罪过？与浩然笔下的肖长春、高大泉相比，他们并不逊色。事实上，他们比肖长春、高大泉获得了更多的荣誉。

    吕玉兰与浩然是中国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带领农民实行合作化、集体化，走“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一个是描写和讴歌那些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文学家。他们干的属于两个不同的行当，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近来，看江山撰写的《吕玉兰传》，才知道，他们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

    吕玉兰，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东留善固村人，1955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应该算是有文化的人了。15岁时就出任村合作社社长，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1958年入党；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发表了闻名海内外的“十个为什么”的人生体会文章。

    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她听党的话，她带领全村群众，战风沙、斗盐碱、开荒种树、打井修渠，为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文革”中，于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时，提出了著名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一直坚持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

    吕玉兰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党和国家给予了她崇高的荣誉，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在中共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次当选中央委员；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吕玉兰的当选，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党和国家对于她以往的历史和作为的肯定。

    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1974年兼河北省农委副主任。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这期间，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突然间，1980年，她连降N级，被“下放”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以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吕玉兰是我在中学时代就十分崇敬的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调到正定县任副书记的事当时是知道的。共产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原以为她下放到正定县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问题，可能是因为“能力”问题。而那个时期，下去的并不只是一个吕玉兰。

    不过，看了吕玉兰的丈夫江山先生写的《吕玉兰传》之后，才知道，这个认识和猜测显然错了。

    江山在《吕玉兰传》中写道：“1980年11月，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下放正定县委工作。职务上的被罢免，特别是政治上的受审查，使玉兰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刺激。” 一些人向她投以异样的目光。“她当时背着‘八大问题’的‘大黑锅’，负重前行去正定县委工作”。原来她是背着“八大问题”的“大黑锅”被 “贬谪”下去的。这是吕玉兰当时的处境。

    他们成为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让他们的人生更“丰富”、“丰满”。由此想到毛泽东的《咏梅》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事实证明，他们宛若冰雪中的梅花，不因受到飞雪、寒冰的袭击、摧残而凋谢。

    正定人民敞开怀抱热情地欢迎她。玉兰之花在正定县更加挺拔的生长，开放的更加绚丽。她的实际行动证明她是一个经的住历史检验和考验的一代巾帼英雄！对于吕玉兰，毛泽东、周恩来那代革命家并没有看走眼，广大的农民和干部不是“势利眼”。

    不幸，吕玉兰于1993年3月31日在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任上英年早逝。她去世后，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著文，表达深切的怀念。

    习近平说：“早在60年代，玉兰同志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了当时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从北京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最后写道：“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习近平对于吕玉兰发自内心的评价，实事求是，反映的是吕玉兰光荣和光辉的一生，反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反映的是对于那代劳动模范的肯定。还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当初，谁使英雄泪沾襟？
    如今，巾帼九泉当笑慰。

    在当时，发生在吕玉兰身上的事，不是个别现象。姑且称为“吕玉兰现象”。

    曾几何时，中国农村最为著名的的典型是“大寨”，也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其实，大寨人干大寨自己的事情，有什么可批的？学不学大寨，怎样学大寨，学的怎样，与大寨有什么关系？关大寨什么事？现在看，因为大寨的带头人陈永贵被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触动和触怒了一些人怕是原因之一。不弄出大寨点问题，怎么让大叔就范？中国有史以来，整人的手段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说的全乎。永贵大叔到底是什么人，还是应了那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寨人心里最清楚。

    批大寨，“用心良苦”，或者说“意义深远”。从对浩然的批判中，陡然意识到，是新时期不需要大寨那样走“共同富裕”的“旗帜”或者说“典型”了，批大寨与当初的学大寨是一样的，都是给全国农村看的。按照一些人评论浩然的理论和评论，陈永贵、郭凤莲就成了在大寨制造了“一段黑暗历史”的人物。他们就是实施“农村超越当时现实的集体化”的带头人，与现在“农村开始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显然不合拍。要说这是“杀鸡给猴看”，没有什么不可以。

    “承包责任制”实行了，永贵大叔“辞职”了，却不能回去承包应该属于他的那几亩地，客死京城，算是一种惩罚。“铁姑娘”郭凤莲调离大寨，两年的“待分配”，后来又去修路，显然是为了肃清其在大寨的影响和“遗毒”，目的当然是要还大寨以“光明”。不知怎么搞的，据说，换了人，更弦易辙之后的大寨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光明”。那时，还没有派遣大学生“村官”的制度。山西省也没有像安徽省往小岗村派去相当级别的干部去代职那样往大寨派干部，于是又想起了郭凤莲。郭凤莲又回归故里，重掌“七沟八梁一面坡”，为大寨续写新的历史。

    值得一说的是，在那段“黑暗的历史”时期，为国人爱戴的周总理却三次陪同外宾视察大寨。周总理难道是陪同外宾到大寨去参观“黑暗”，向外宾讲述和炫耀那段“黑暗的历史”，向外宾“献丑”？一些人的认识难道比周总理还高？倘使那样，只能说他们高，实在是高！天下之大，人口之众，数他们高！不把他人贬低，那里显得他们高？

    那些在“合作化”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曾经受到舆论的赞誉和人们的崇敬。但是，在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内弥漫、在社会上流行，当一些人以“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为由，否定合作化、集体化的时候，摆出的是一副盛气凌人，“唯我独革”的嘴脸。领导“合作化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因不懂马列主义的常识，成为罪魁祸首，受到他们批判的。那些曾经跟随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创造历史和在创造新中国的历史中走在前面的英雄模范们，就成了那一段历史的具体责任承担者。有人嘀嘀咕咕、叽叽喳喳，甚至趁机落井下石。有人在泼脏水的时候，连同他们一起被泼了出去。大有天下英雄，一网打尽之势。罗织罪状是必不可缺的，有的被搞的灰头土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不是孤立的事，那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当虚构的肖长春、高大泉，现实的吕玉兰、郭凤莲及其农民兄弟姐妹们创造的那一段历史被批判、被否定的时候，他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们遭受的屈辱，是谁的屈辱？这时候，那些反映他们创造历史的文学家如浩然者，他们又怎么可能送好果子让他独自消受呢？

    这或许是文学家的浩然与劳动模范的吕玉兰、郭凤莲的遭遇有相似之处的重要原因。

    时间在以人们不知觉的速度一天天过去 。吕玉兰的早逝，焉知与当年受到的摧残无关？浩然刚过花甲即病倒，失去创作的能力，如今也去了，又焉知与多年的积郁无关？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幸亏中国是个崇尚英雄，热爱模范的国度。“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心里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看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也绝没有某些文人的势利。

    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中说：“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便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 战士之上。”

    英雄，都是战士，有的甚至是伤痕累累的战士。英雄，不是完人。有人专门在英雄的伤口上撒盐，有人专门拿英雄的“缺点”开涮。如毛泽东的诗句：“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那，大概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与他们一起伴生的是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专门摧残英雄的蝇营狗苟之辈。

    壮哉！吕玉兰、浩然！
    痛哉！吕玉兰、浩然！
    惜哉！吕玉兰、浩然！
    悲哉！那些营营叫着的苍蝇、蚊子们！

    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网上党校，党的知识栏目中看到一篇《新华网》提供的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介绍，那应该是权威的观点。其中虽然不知道那文章为什么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但是，仍然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应该看做是比较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肯定的评价。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就“合作化运动”问题发出的明确信息。一些人在评论浩然的“政治倾向”的时候，显然并不认同那样的观点。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还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的讲话显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看的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并不认为浩然书中描写的、吕玉兰及陈永贵、郭凤莲们积极参与创造的那段历史，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对于习近平的讲话，不知批判浩然的那些“文化精英”们以为然否。如果认同习近平的讲话，那么，他们对于浩然的认识是不是能够发生一点变化？对于后者，笔者明显的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