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特别提到，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未成年就嫁到邻村张家坟村任家，丈夫任宗武。婆家更穷，婚后夫妻俩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她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有过上好日子的一天。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她年复一年，茹苦含辛地拉扯起7个儿子。

    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失败后，密云长城以外的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的家乡从此坠入了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邓玉芬一家的日子愈加艰难，为了糊口，3个大点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去扛活，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上的困苦还在其次，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许中国人使用中国的年号，还强迫百姓忘掉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虽没有文化，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心中充满了仇恨，每年祭祖时，她都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儿子们：“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邓玉芬和乡亲们盼望着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盼啊盼，终于盼来了八路军。那是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6月的一天，几个八路军来到了猪头岭。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当她得知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时，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地高兴。她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自己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豁亮。她开始懂得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本，才能救国救己。不久，十团参谋李瑞徵来到这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抗日可是咱自己的事，别人家出钱出枪，咱不能眼瞅着，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丈夫二话没说，揣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永全、二儿永水就成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9月，三儿永兴不堪忍受财主的欺压跑回家来，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又送三儿参加了白河游击队。3个儿子不久都随着游击队升编为主力部队到外地作战，邓玉芬托人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3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她承担起全部家务活，并带领几个小儿子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手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邓玉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和县区干部。她的家是干部战士和伤病员的经常住所，她待他们像亲人，每个干部战士到了她这儿就像到了家一样。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病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她从不嫌烦。她和孩子们以粗糠、树叶、野菜充饥，却把自家大部分粮食省下来招待亲人，甚至连杏干、杏仁、倭瓜籽之类的小吃物也精心收攒起来，留着款待同志们。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她专门养了几只母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给儿子吃，全用来补养伤病员。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她的家，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带足干粮，仔细叮咛着，把他们送出老远、老远。自打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她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干部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那时，干部战士不怕战死，就怕受伤，一旦受伤，由于缺医少药、少粮，就意味着忍受巨大伤痛折磨后还会死亡。但十团指战员和丰滦密根据地县区干部、游击队员人人都知道，只要到了邓妈妈家，就有了生的希望，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好妈妈。

    1941年秋末，日本侵略者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片光（片光青苗）的“四光”政策和“部落”化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敌人到处烧房抓人，强迫百姓迁入“部落”。邓玉芬和一些乡亲们誓死不进“部落”，躲进深山坚持斗争。草房被烧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再重新搭起来，有时一个月内连续被烧七八次。家什用具和家禽家畜统统被抢走，很多人惨遭杀害。敌人的残暴没有使邓玉芬屈服，她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把老百姓和八路军分离，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邓玉芬叫丈夫又把在外扛活的四儿、五儿找了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即基干民兵），坚持“无人区”斗争。这年冬天山里格外寒冷，加之敌人“扫荡”频繁，为了安全，丰滦密抗日政府动员妇孺老弱到山外投亲靠友，邓玉芬和丈夫这才带着年幼的六儿、七儿暂时离开“无人区”，借住到山外亲戚家。

    1942年春天，邓玉芬一家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3月21清早，邓玉芬收拾好亲友送给的农具和种籽，送丈夫先回山里安摊儿。丈夫走后没几天，传来了噩耗，丈夫任宗武与四儿永合、五儿永安在百梯子不幸遭到马营据点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同时遇害，四儿也被抓走了!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她几次晕厥过去。她和宗武这对苦命夫妻，相依为命30多年，感情深厚，两个儿子又都是她身上的肉，如今父子三人一夜之间死的死，抓的抓，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怎能不悲痛欲绝！然而，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她苏醒过来后，立刻决定了应该怎样去做。她谢绝了亲友的挽留，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对他们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了!”就这样，邓玉芬怀着对日寇的血海深仇毅然回到了猪头岭，接过丈夫使用过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刨地播种。她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儿都干出来，多打粮食支援部队多消灭敌人。

    这以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永全在保卫冀东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坚强的邓玉芬都挺住了。她眼里没有了泪，有的是仇恨和怒火。她笑得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每天都拼命地干，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样样干在头里，从早到晚一时不闲。她对子弟兵更亲了，在她的心里，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是她的儿子，都是她的希望。她把更多的母爱给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她盼望着六儿、七儿快些长大，继承父兄的遗愿，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