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发言开始之前，我对卢风教授谈的问题补充一下。

　　从器物从制度从风俗，是横向与西方对比，但是从纵向上来讲，我们从鸦片战争以来前后两次就有一个认识误区：在被西方打败之后，在洋枪洋炮方面我们输给西方，但是我的制度比较好，所以我师夷长技以制夷，我学习你的先进技术，我建兵工厂什么的 ，以为就可以抵御西方的入侵。但是由于制度的、观念的缺失，导致19世纪90年代又输给了日本和法国，等到1898年以后，哦，我们不仅在武器上不行，在制度上也不行。1905年前后日本战胜了俄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就认为应该到日本考察，准备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那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还是有相当的生命力的，直到1911年以后认识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走向了一个极端，把传统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我认为我们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从1911年到建国之前，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制度上也存在着如洋枪洋炮的不足，建国以后，刚开始认为解放军能够用双脚撵上日本军的汽车轮子，这时候把精神看得很重要，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上不如人，但是对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还是保持高度的自信的。到了文革时期，就又把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了。 所以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在纵向上走向了现代化元素的缺失。 我再谈一下抗日战争的问题。也是围绕大家所谈到的腐败和民主、平等来谈。 我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其中有三次，日本有三次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改朝换代，西方包括国民党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本1931年以后的侵略。其实，甚至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就加快了中国的改朝换代。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了两次入侵，想借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这期间中国的腐朽和没落都暴露出来了。 明朝的灭亡在万历年间，而不是崇祯年间，而万历年间最大的国力消耗都是对日战争。防备努尔哈赤的明军在东北被调到朝鲜半岛。明史载：损兵数十万，军费支出上千万两白银，而张居正在位时给国库积攒的也就是一千多万两白银。从现象上来说是日本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最归根结底一点，还是明王朝的腐败。万历皇帝长达二十年不理朝政，在其在位时费时二三十年大兴土木，造他的陵墓，耗银八百多万两，相当于当时明王朝至少五年以上的财政收入。因此从内到外都削弱了明朝的实力。 另外，东北的兵力本来是为了防备努尔哈赤的，兵力调往朝鲜被消耗之后，努尔哈赤乘机迅速崛起，吞并满洲部落，进而挥兵南下，攻陷山海关，灭了明王朝。在明史中有记载的。清末，日本的这个作用就更明显了，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之后，李也不理，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眼看一个泱泱大国败给日本这个弹丸之地了，他也就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了，就建了“兴中会”。就准备要推翻清王朝（中山两个字也是用日本友人的一个姓做了他的名）。在短短十几年，辛亥革命就把清政府给瓦解了。 甲午战争前本来我们是跟英国定过一艘军舰的，但是钱拿去建颐和园和给慈禧太后过寿去了，没钱买军舰了，于是就被日本买去了，命名为“吉野”号，也就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发挥威力的“吉野”号。当日军打到东北，占领大连和旅顺时，慈禧正在寿宴上看京剧。在共产党时期，就更明显了。日本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消耗一次比一次大。日本不自觉地帮助了反对力量迅速崛起。就连毛泽东都不否认，他在三七年前后对斯诺说：现在看来是日本而不是苏联有可能帮助中共夺取政权。在建国之后，毛也表示过，如果没有日本来侵略，我们就不能到北京来看京剧。国民党腐朽了，而共产党抓住了人心。把国民党就打到台湾去了，就取得了政权。 关于我的论文。这个题目：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是张一波??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会长提出来的，他认为应把918事变叫918战争。其实最先称1931年9月18日的日本侵华行为 “事变”的是日本人，中国的媒体也跟风地叫，而没有自己的思维和正义感的判断。长达七十多年来咱们中国都是这么叫的，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我们有很多词汇是来自日本的，比如民主、平等、科技等，但是有些词是日本为了粉饰侵略事实和性质而使用的词，这样的词是不应该借鉴的。因此，我们一直在呼吁改变这个称呼。 我这四年以来一直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我呼吁全国能够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就谴责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自己的纪念活动。咱们自认为是受害者、正义的一方，我们在谴责不正义的一方纪念侵略战犯时却没有纪念自己的死难同胞。 我认为纪念和不纪念的标准，一是每年都要纪念??纪念不在于开个研讨会，新华社发几篇评论员文章，最关键的是它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是国家领导人讲话。凡是参加二战的国家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讲话、默哀，但是我们的国家自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这样纪念过。这些国家一般的做法是全国默哀，全国鸣警报。 我看过一张韩国的照片，他们纪念自己的先烈，在六月六日这一天全国降半旗，照片中也有我们的五星红旗，而我们国家从来就只有当国家领导人逝世才会这样做，而抗日战争中的死难先烈从来就没能享受这种殊荣。我们的国旗法已经规定了，当国家有重大伤亡或不幸事件时都应该降半旗。给平民降半旗也就是1999年5月，美国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记者不幸遇难，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李肇星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对日本记者说，在历史上一些欧洲领导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日本领导人为什么却做不到呢？他是指德国人给犹太人下跪，但我觉得不能单纯用德国人来反衬日本人的丑陋。所有受害的欧洲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就做不到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就会这么反问。中国从90年代以来频繁地把德国人拽出来反衬日本人，事实上德国人也就是给犹太人下跪，其他任何受害民族都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在德国首都柏林还有纪念八国联军侵华的德国人的街道。而且战后也就是西德反省了、赔偿了，但是东德从来就没有反省，也不赔偿。 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在纪念日上必须出来讲话，在胜利日这天也会举行隆重的阅兵活动。日本除了参拜靖国神社之外，还在每年的八•一五举行战死者追悼会，仪式有六千多人出席对阵亡者表示哀悼。而咱们中国是几乎不举行这样的追悼活动的，毛泽东主席他唯一的一次出席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据资料记载，就是在重庆国共谈判时举办一个茶话会，和民主党派交流。 国家1951年把9 月3日定作抗日战争胜利日，这个在民间几乎没什么影响。民间一直以为8月15日才是，其实，9月2日，日本与中国、英国等签定投降条约，第二天就作为抗日战争胜利日了。当时中国的政务院发表通告规定每年都要在9 月3 日，每年都要举行“全国人民”的纪念，但是事实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它是每十年纪念一次，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次全国性质的纪念。在1965年有过一次纪念，当时也就周恩来，刘少奇等一万多人参加了，毛泽东没有参加。等到1975年的时候 ，就《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社论，等到1985年和1995年的时候纪念活动才逐渐隆重一点。 2001年我从吉林到北京联系三百多学者和知名人士签名呼吁，找到一百多位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接连四年提出议案，都没有通过。值得反思的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答复的时候都是前后不一，可见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有模糊不清的地方，想怎么答复就怎么答复，没有有一个统一的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