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对官僚主义的思考，周恩来早在中学时代就有系列文章，此后在不同时期，因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境遇不同，他重点关注的内容及阐述也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本文从忧患意识、担当意识，与民情怀分三个时期进行梳理。因此，重温周恩来的《反对官僚主义》讲话，结合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  认识发展史   官僚主义   党建格局

    《反对官僚主义》是周恩来同志1963年5月29日，在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他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几年间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着重讲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并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以期引起与会同志的高度重视。笔者阅读周恩来等领袖年谱，发现早年周恩来对官僚、对官僚主义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有诸多思考。总体上，他在各个时期的关注，都或显或隐地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抓思想，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与忧虑，是他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史。

    一、求学年代：忧患与寻找“本源”

    处在20世纪之交的中国，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周恩来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影响下，先后阅读了革命书籍。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面对各种社会状况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以免孤陋寡闻，不了解实情。

    吾党何日醒？1911年夏，暑假中，十三岁的周恩来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亲临现场，聆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悲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吾党何日醒？”一个政党关系人心向背。1913年8月中旬周恩来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这才使周恩来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把读书与立志联在了一起。

    入学后，不耻于下问，经发奋攻读，各科成绩均优。课外，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1915年4月周恩来《尚志论》作文中写道“有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论述事业的建树与个人志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的过一辈子。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消息传来，周恩来在后来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志在做对国家有用人的决心，表达得很清楚。

    含英咀华。1916年5月6日，周恩来以《诚能动物论》为题，获第一名。文中认为诚是“人类之共有天性”，“发于中而形于外”，主张为人要以诚相待，“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执政者苟于感人动物之事，注意及之，则返诚去伪，一转瞬耳，又何至日以干戈相寻，欺伪相诈哉！悲夫！”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0月上旬，以《中国现时之危机》为题，获第五名。演说词从中国的内忧外患和道德精神状态等方面，论证中国社会已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指出这种局面“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以养成”。此外，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我之人格观》、《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不要遇事敷衍，不要办事拖拉，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

    研究奢靡问题。周恩来在《试论奢靡二说》一文中，叙述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角度，具体分析意志衰退、奢靡问题，奢靡之风“若盛行于吾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1916年12月，他和南开学校教师、同学到天津北宣讲所，发表题为《社会之现象》的演说，这些游学的经历使他在看待问题上多有主见。1917年2月13日寒假中，他随南开学校新剧团组织的观剧团到北京观摩。在京三天，“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随着观察社会状况的深入，产生震撼，气愤之极。回到学校，他还先后写《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和《爱国必先合群论》等作文，提出“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此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而“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1918年1月23日他在日本，这天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看《朝日新闻》上登着日本昨日国会开会的事情”。想到国内，“至于做官的，有几个真心为国的？想来实是害怕得很”。这里指那些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表达了他的观察。

    从周恩来留下的文稿来看，特别是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深感将来的政局不论是新国会、旧国会，反正是一班宝货。人民的程度、普通的智识是这个样子，哪能够有好国会呢？恐怕他那损人利己的事情，做的还要比从前的一帮人巧的多呢！这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使他对国家前途有深深的忧虑。

    二、五四运动前后：担当与选择主义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随着新文化的发展，"德先生"指的"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新学科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为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到来打下基础。走出国门，让他开阔了眼界。

    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在日本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入会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给会员赠送两句话：“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预示着他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准备行动起来。同时，周恩来给一位弌叔的互相通信中，提到是说现在之学生大约多归这两流。即“混世魔王”之本领、“中人”之资格，接着谈到，“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也是说到底应该立什么“志”。这一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介绍各种思潮的书籍很多。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这些说明从一开始，他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注意国家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传递真善美。

    1919年1月，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创刊。周恩来是该刊的热心读者，形成了尊重客观实际，有准备，有计划的办事风格。5月中旬，周恩来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我是爱南开的”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一事。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此举未成，这是反官僚主义的举措。同年12月29日，根据觉悟社全体社员的讨论，周恩来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觉悟”的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在《觉悟》中写道：“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吹响了反官僚主义的号角。12月，作《死人的享福》一诗。诗中针对五四前后社会出现的“劳资协作”、“共同生活”的思潮，指出统治阶级所谓的“共同生活”，不过是“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说明了统治阶级官气熏天，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

    在1920年，还在监狱中的周恩来与狱友们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带领狱友在几个晚间演讲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学说，具体是5月28日介绍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介绍唯物史观。6月2日介绍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斗争史。6月4日，在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6月7日继续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羁押期间，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来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些活动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少数知识分子中的普及和延伸。预示着共产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具有鲜明特点，即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这批有志青年，是与过去不一样的，是没有官僚及军阀作风的，是代表时代的新生力量，也预示着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有了先进武器武装的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会焕然一新。

    这个时期，从周恩来的心路足迹看，当时，由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或者是中国，也得到广泛传播，还在监狱中的周恩来6月8日写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诗中写道：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说明了进一步探索的想法。这些具有深厚的担当精神。

    三、风云岁月：与民情怀与实行革命

    周恩来到欧洲后，学习工作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了。与在日本一样“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最初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更多广泛调查，以察觉新问题。

    1921年1月30日，自旅欧以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10月，自英返法后，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认识到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2年3月初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因时制宜指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这些学习经历为后来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创造了条件。

    同年2月23日周恩来致信陈式周，谈旅居英法的感受，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说明周恩来乐于承担任务、钻业务、遇事愿跟人商量。“4月1日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发起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6月中旬，从法国报纸获知北洋军阀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后，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调查借款内幕。6月30日，周恩来撰写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10月13日，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这种语气坚决，一针见血。用团结信念教育广大青年开拓进取。

    1924年2月1日，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半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忽视实际，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10月30日，周恩来撰写《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文章分析国共合作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并总结平定商团叛乱的重要意义，指出：“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纠治形式主义。11月8日，周恩来致信《赤光》社，详细评述国内政治状况。《赤光》以《中国底政治现状》为题，在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上发表此信的一部分。信中说：“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12月1日撰写《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呼吁：革命之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可见，周恩来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对党内外的形势认识逐渐加深。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情况越来越糟糕，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于我们的”，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党羽在南昌惨杀共产党员随后在九江、安庆等地接连发生反共暴行。党内外许多同志遭到叛军的残酷屠杀。加深了他对官僚主义的认识。

    结语：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发出《告全体同志书》。周恩来撰写其中第四部分。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并具体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个人意气之争、小组织倾向、工学界限、雇佣观念等错误表现，指出了其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结合建国后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关于官僚主义的讲话，这些讲话显然在今天过好‘五关’，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改造党的组织，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树牢正确政绩观，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