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延安当导游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

    去年仲秋某日，我的甘肃金昌朋友来延安旅游，打电话非要我接待不可。我尽管比较忙，因是熟人，碍于情面，我只好答应了。朋友找我帮忙，一是因为我本人当时就在西安，接待比较方便；二是因为我长期从事红色旅游宣讲工作，在全国各地红色旅游景点走得多了，也算是一个有资历老导游。这个团队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干部职工加在一起有20余人，规模不算大。我在延安火车站接上团队后，安排在一家宾馆食宿。第二天，我带领这个旅行团到各个景点旅游，其中在王家坪旧居景区游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日早饭后，我们首先参观王家坪景区。这个景区，当年这里有军委机关秘书厅（后改为办公厅）、作战部、高参室、外事组、作战研究室、资料室、总务处、通讯处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对外开放的有军委礼堂，政治部会议室，军委会议室，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旧居等。军委和总部机关在这里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八年抗战。日寇投降后，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部从这里撤离，转战陕北。令我难忘的是，在给游客讲述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在王家坪旧居前，那棵柳树旁石凳谈话故事时，游客中有人落泪泣不成声了。

    这张照片中，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微笑，慈祥的脸上露出深情的目光，倚傍在毛泽东身旁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腼腆。那天，当分别了近二十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眉宇间既透出开慧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自己的气质。主席慈祥地笑了。主席看着儿子，似乎想起了往事。

    ......

    1922年10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当时，杨开慧怀有身孕，已经足月，却迟迟不见分娩。毛泽东正忙于领导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见杨开慧愁眉苦脸，就建议她别成天坐在屋里，出去到岳麓山一带转转，或许可以生得快一些。第二天，杨开慧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出去走一走，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孩子生了下来。毛泽东抱着这个又白又胖的头生子，高兴极了。正巧，那天是泥木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就叫他岸英吧！”毛泽东因儿子出生在清水塘旁，便给孩子起了个“岸英”的名字。

    1930年10月24日凌晨，毛岸英在梦中被枪托撞门声和杂乱的吆喝声惊醒了。他睁开眼爬起来，看见妈妈正被提枪的大兵从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推了出来，押着朝外走去。毛岸英站到妈妈面前，口里嚷嚷着：“不去不去，我妈妈是好人，哪也不去！”为首的敌人一把将他拖开，凶狠地说：“好，把你这小共产党也一起带走！”孙嫂赶紧出来阻挡，也被敌人一起抓走。敌人把三人关进协操坪监狱。杨开慧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种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在狱中关押20天后，即11月14日上午，杨开慧被反动派杀害，年幼的毛岸英哭喊着妈妈，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做保，毛岸英和孙嫂被释放，但板仓杨宅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所处的危险境况，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密安排下，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领着毛岸英三兄弟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当时，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亲自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园，这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办的。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解散，毛岸英兄弟暂时寄养在董健吾家。后因白色恐怖严重，董健吾又去武汉工作，岸英兄弟生活无着落，开始流浪街头。老三毛岸龙在几次迁移中病死（亦说失踪）。毛岸英、毛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两人靠卖报纸、拾破烂、拣烟头、帮助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组织上送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先后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医院和在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医院等地学习。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时常眺望西北方，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毛岸英、毛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写了一封信，托人捎去。1942年毛岸英加入苏联卫国战争，后进入军校参战，获斯大林接见。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毛岸英回来了。

    1946年1月8日下午，毛岸英向爸爸汇报了自己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情况。由于毛岸英长期在国外生活，汉语说得不太流畅，交谈中还要加上几句俄语，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主席听不懂俄语，不时地转头望着自己精通俄语的秘书师哲，师哲很快将俄语翻译成汉语，主席不时用他浓重湖南腔说几句俄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照片，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瞬间为我们后人留下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当主席望着儿子白生生的面孔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从苏联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46年初春的延安，春寒料峭，在通往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的山路上，毛岸英精神抖擞地走着，他已经在这片蜿蜒起伏的高原上步行了几十里，前方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吴家枣园，那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就这样，分别了二十多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不久又挥手告别。

    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师，虚心向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的两个儿子吴仲富、吴仲贵便同这位莫斯科归来的洋学生交上了朋友，毛岸英也多了两个农民兄弟。遵照父亲的安排，吴仲富开始手把手地教毛岸英务农。

    每天早晨起身后，吴仲富便领着毛岸英和家里的雇工到山上开荒地。吴家在南山里挖出六十多垧坡地，满坡洼的梢林、柠条、龙柏、麻芮子、狼牙刺、酸枣刺等都要一一刨净，这种劳动强度往往超出常人的承受力，但毛岸英坚持了下来。他手上磨出了血泡，没有放弃；他手腕在砍树根时被震得疼痛难忍，也没有放弃。一天天下来，毛岸英瘦了，黑了，但身体更结实，人也显得更精神了。

    对毛岸英的表现，吴仲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更加上心地帮助和教导他的这位小兄弟。在开荒地时，毛岸英抡镢头的姿势不对，步子配合不上，踉踉跄跄只顾往前冲，吴仲富便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复复地做动作给他看，直到毛岸英熟练掌握动作要领为止。他挖地时双手打满的血泡，便用毛巾一包，咬着牙，继续干，由于他勤学好问，很快就学会干许多农活。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思想，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毛岸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延安，交了一份令父亲十分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主席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严格的。当童年的毛岸英跟着母亲杨开慧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岸英领着弟弟流落上海街头时，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毛岸英留学时，他写信递书勉励教育。在延安时，他严格要求毛岸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只能拿着碗筷去大灶就餐，教育毛岸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主席的儿子与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又让儿子回湖南老家看望邻里乡亲，看一看杨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解放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毛岸英血洒异国疆场噩耗传来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魂的话语，战争嘛，总有牺牲的，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儿女不也在奋斗中牺牲。岸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

    1986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回到延安，当她站在父亲和哥哥这张照片前时，她哭了，在场观众都哭了。我带领的团队在此处游览，讲完这个红色故事，好多人流下泪水。这泪水既有对毛岸英烈士的怀念，更是对毛主席老人家的怀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靑，毛岸英是毛主席一家为了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坪旧居前的那棵老柳树，依然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这张照片中的父子深情，伟大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