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为了社会公平正义，革命志士程灵忠（1894-1926，汉族，广西百色人，祖籍广东南海）笃信共产主义，毅然跟随农民革命领袖韦拔群参加革命，为韦拔群的农民自卫军秘密运送武器，1925年末不幸被捕，1926年初于南宁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详见：

    1）从唯一的遗物想到我的曾祖父——位被尘封的革命志士（中红网、广西百色政协网）
    2）列宁岩里的脚踏风琴（河池日报、顶端新闻）
    3）原来他俩早就是“广西法政学校”的校友！ （顶端新闻）

根据后人对原摆在故居神台上的程灵忠的遗像回忆和描述，由AI生成

    就革命志士程灵忠的历史足迹，笔者近期又到广西东兰进行了进一步的调研和查证，并和当地相关专家和学者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不少启发，而且当地有关单位还给笔者赠送了不少相关史料书籍，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视野。

    一、研究背景

    在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之前，笔者作为程灵忠的曾孙，有必要交代一下个人的研究动因：从小时候起，每逢清明节给曾祖父扫墓时，大人们都反复唠叨这么一句话：他是搞地下革命的！这句话在笔者脑海里一直是一个谜。1984年，笔者刚大学毕业出来做老师，笔者的七婶奶黄银清（程灵忠的二儿媳）就专门叫笔者去她家（与百色解放街粤东会馆/红七军司令部相邻），在骑楼卧室，她用大约两个小时跟笔者郑重且严肃地谈了曾祖父被害一事，这使笔者感到，曾祖父的事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段家族无法绕过的痛。

百色解放街粤东会馆（红七军司令部）右边30号房是程灵忠的故居

    1992年笔者的祖父程基业与他的小弟程付业（程灵忠的遗腹子）打过一场房产官司，在谈到曾祖父时，双边在诉状里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被杀害”的字眼。而笔者的祖父在一处用了更具体的说法：1926年2月父亲程灵忠在南宁被国民党杀害。作为一种呈堂证供，笔者感觉如果表达不严谨，就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为此，笔者专门给当年到钦州与其女儿生活的祖父写信质疑和求证，祖父（是年80岁）专门给笔者回了信，笔者记得当时他共写了三页纸，可惜笔者只保留了一页。庆幸的是，笔者保留的是最关键的一页，它真实地勾勒了那段历史，原文如下：

    ......临江街，中段姓胡的房子他们是广东人门牌记不清楚为什么他要接家里人去呢因为南宁一般情况是孤独男性人家，人是不很（肯）出租给与居住的，后由他的朋友张锡州介绍才租上的，住上一段时间之后他弟弟和忠即系八太叔祖太公，及他内弟李永华年0（龄）约22岁未婚，亦壹起同去南宁探望他们，这两个名字写错了应该是和忠和永华系祖太弟④他在南宁那段时间想与人合资到梧州搞壹汽轮该友系住百色人寿街班金的儿子班友及南宁壹些朋友有黄栋臣，此人亦同日在南宁（被）杀害此人系百色永乐乡站街人此人亦是他同学，后来汽轮搞不成⑤民国14年5月间他曾与八叔祖太公去广州亦有些朋友同去但去的人不清楚。⑥在8月间他在广州回到南宁，同时还带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大号风琴二部是由电船运来的后来见他在琴里取出二扎用很多禾草绑紧乌黑黑的东西当时我年还小这些东西我不过问的后来听母亲说才知是（枪支）......

程灵忠长子程基业在1992年写给笔者的信件的原件

    二、历史交集

    近来，基于笔者祖父当年的回忆，通过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发现，曾祖父程灵忠与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除了年龄相近，家境相似，同是知识青年，同是右江老乡和同样长期往返于百色、田州（田阳）、东巴凤（东兰、巴马、凤山）、南宁、梧州、广州和香港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以下直接或间接的交集：

    1、同窗或校友

    1984年，黄银清（程灵忠的二儿媳）与笔者（当时在百色高中做老师）私下谈及程灵忠等被害一事时，她说：“他也是老师。”当时，笔者半信半疑地追问：他凭什么做老师？她说：“中学毕业后他在桂林的‘广西政法学校’读过书。”据笔者后来考证，当年桂林没有这个名称的学校，只有“广西法政学校”（桂林法政学堂）。毫无疑问，程灵忠当年读的就是“广西法政学校”（桂林法政学堂）。这一点最能说明程灵忠和韦拔群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各种交集，这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关键之关键。除了与韦拔群是广西（桂林）法政学校（堂）校友（或同学）外，程灵忠与韦拔群的不少战友也是泗镇色中学堂校友（或同学），如韦拔群的表弟陈伯民等。

    交集佐证：

    1）韦拔群离开庆远中学堂后，并没有回家。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1912年秋，他考入了桂林法政学堂学习。（《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中共东兰县党史研究室，2010，P.22）
    2）不久，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1914年秋，（韦拔群）转入桂林法政学堂学习。（《红色东兰革命先辈传奇》，中共东兰县党史研究室，中国文化出版社，2023，P.3）
    3）经亲友介绍，韦拔群进入桂林法政学堂特别科（即预备科）学习（《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019）
    4）陈伯民（1900～1930），早年就读于百色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原为“泗镇色中学堂”；1919年改名为“广西省立第五中学”）（百色起义纪念馆网）

程灵忠和韦拔群曾经就读的广西（桂林）法政学堂

程灵忠和陈伯民等曾经就读的泗镇色中学堂（现百色中学）

    2、人格与境界

    程灵忠和韦拔群都被家人骂为“败家仔”。程灵忠常奔波在外，但没能给家里带回什么钱财，还拿了家里的钱财资助革命活动，家里有的都是他父亲(程子英)做生意积攒下的，因而常被其父骂为“败家仔”。给五个儿子分家产时，作为第三个儿子的程灵忠得到的份额是最少的。被害后，他给家人留下的只有一套《中华大字典》（民国12年版）和一架帆布折叠行军床。

    交集佐证：

    韦拔群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变卖部分田产，积攒银元路费，离家出走，游历全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家人气得七窍生烟，认为韦拔群厌官弃学，离经叛道，是个“败家仔”，无可挽救。（新华社新媒体：毛泽东赞他为“最好的学生”）

程灵忠留下的一套《中华大字典》（民国12年版）

程灵忠留下的一架折叠行军床与此款相似

    3、节点与站点

    南宁、田州是韦拔群革命活动的重要节点，也是农民运动武器运送的转运站。而程灵忠就在田州做老师，而且常带家人到南宁租房住。

    交集佐证：

    1）1922年冬天，韦拔群前往南宁联络旧时同学，共同推动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 （河池日报，2020.12.17日，李盛勇）
    2）鉴于广西反动当局通辑、追捕的风声较紧，韦拔群等人共同研究后认为，要去广州不能走东兰——田州——南宁——广州这条路线了。必须改变线路，才能避开敌人的追捕。 （《中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中共东兰县党史研究室编，2010，P.71）
    3）在1996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央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等联合录制的电视剧《韦拔群传奇》的第8集里，在“四一二政变”前夕，韦拔群在南宁吩咐他的战友：“要马上离开南宁，......的枪支，要安全送回东兰。”

    4、路途与时间

    程基业回忆：“民国14（1925）年5月间程灵忠曾与程和忠去广州亦有些人同去。在（民国14年）8月间他在广州回到南宁，同时还带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大号风琴二部是由电船运来的后来见他在琴里取出二扎用很多禾草绑紧乌黑黑的东西当时我年还小这些东西我不过问的后来听母亲说才知是（枪支）。”1925年程灵忠5月去广州和8月从广州回到南宁和韦拔群1925年夏（4月），从广州学成回东兰和1925年9月开办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间上几乎重叠，当然人对历史的记忆会有一定的偏差，但这种来回的重叠也太凑巧了吧！

    交集佐证：

    1）韦拔群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夏，韦拔群学成回到东兰（广西河池政协网 - 列宁岩：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摇篮）
    2）1925年夏，韦拔群从广州学成回到东兰开办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2021-02-20 16:35:16  来源：河池日报  作者：潘剑 ）
    3）1925年4月，韦拔群和陈伯民从广州农讲所结业后，被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为广西农运特派员回到广西，之后到东兰领导农运工作。（一面光辉的旗帜，陈欣德，腾讯网）
    4）1925年9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归来的韦拔群在这里创办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新华网：列宁岩里的红色回响-新华网）

    5、风琴与途径

    在（民国14年）8月间程灵忠在广州回到南宁，同时还带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大号风琴二部。就程灵忠带回的风琴和枪支与韦拔群从广州买回来的脚踏风琴和开展农民运动所需要的武器，笔者在2022年发表的《列宁岩里的脚踏风琴》一文做了分析。笔者最近到东兰调研时，有专家认为，列宁岩里的风琴原件可能已被烧毁，现有的应该是仿制品，但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另外，有关部门和专家也没能提供风琴的其他运送途径的线索。不管是原件还是仿制品，都说明这种脚踏风琴的真实存在，这样更凸显了程灵忠的这条途径。

    交集佐证：

    （列宁岩的）俱乐部里有一台韦拔群从广州买回来的脚踏风琴，这在当年是最新派时尚的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圣地——广西东兰县红色历史文化巡礼》（庾新顺，广西党史网“党史文坛”，2016年）

列宁岩里的脚踏风琴

    6、购买枪支与运送枪支

    程灵忠的长子程基业回忆：“他（程灵忠）在(从广州带回的)琴里取出二扎用很多禾草绑紧乌黑黑的东西当时我年还小这些东西我不过问的后来听母亲说才知是（枪支）......”。

    交集佐证：

    1）经过努力，韦拔群集结了更多的革命骨干，大家分赴各地，宣传发动群众，购置枪支弹药，在原有“国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兰农民自卫军（韦拔群：组建农民自卫军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李盛勇，河池日报）
    2）......韦拔群同志一面将家里的九头耕牛出卖，派人到外地购买枪支弹药......（《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064）
    3）第一次攻城失利后，各路农军迅速扩充队伍，增购枪支弹药。（河池党史之最，中共河池市委党史研究室，2019-07-01，河池日报）

    7、程灵忠惨案与东兰农案

    1925年12月25日晚，在南宁接应程灵忠的李永华（程灵忠的内弟）外出饮酒，酒后不慎泄密，次日清晨，程灵忠，弟弟程和忠、内弟李永华和同学黄栋臣等四人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被捕期间，程灵忠受到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出卖同志，保持了革命者应有的气节。最后，程灵忠等（经最新考证，其实同时被害的不少于六人）在1926年正月十五日被惨遭杀害；程灵忠等被处决时间与“东兰农案”被镇压时间几乎重叠，而且都是秘密和不公开的；前者因为运送枪支，后者因为武装斗争。前者被籍以“桃色事件”，后者被籍以“土匪谋叛”，这都是国民党当局惯用的伎俩。程灵忠的最终遇害与震惊省内外的“东兰惨案”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而是反动势力对早期革命力量进行系统性镇压的明证。

    交集佐证：

    1）1926年2月，该县知事黄守先、土豪劣绅杜瑶甫等率领警兵、团丁配合桂系军阀龚寿仪团进攻武篆、兰泗、长江、东院等区，疯狂镇压农民运动，制造了震惊两广的“东兰农民惨案”。各级农会遭到敌人破坏，大批农会干部惨遭杀害。（拔哥的可靠助手/李盛勇等）
    2）韦拔群的故乡一下子变成了废圩，韦拔群的家也被烧了，妻子陈兰芬和刚出生12天的婴儿也被抓到东兰监禁，甚至连祖坟也被掘地三尺。（《中国共产党东兰历史》，中共东兰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P.33）
    3）1926年2月，东兰乡绅陈儒珍曾与龚寿仪、黄守先、杜瑶甫、龙显云等军阀、豪强相勾结，带领民团武装在东兰县武篆区大肆烧杀，制造了轰动两广的“东兰惨案”。（左右江革命进程的边疆社会史考察/秦浩翔）

    8、黄绍竑与烈属

    不管是程灵忠惨案，还是东兰农民惨案，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与当年主政广西的黄绍竑都有关系。程吉业（程灵忠的二儿子）1912年出生，在百色中学读高中，后到桂林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曾在百色行健中学和隆林某中学任教，是程灵忠惨案的经历者和直接见证人。解放初，既是为了追寻韦拔群的足迹，也是为了搞清楚程灵忠与韦拔群的交集和关系，求证父亲之死与“东兰韦老师”的真实身份，主动提出到东兰中学担任数学教师。程吉业在1957年的政治运动中被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与其公开谈论历史恩怨有关，1959年不幸去世，后于1979年获得平反。程吉业为何冒着难以预测政治风险，在大字报里表示:黄绍竑对其父亲之死负有责任。程吉业是否在东兰找到了什么真相？他是否真的去过东兰？

    这次到东兰调研，笔者专门上东兰县档案馆查找程吉业的档案，但工作人员怎样也查不到程吉业这个名字，最后找到东兰中学在1957年制作的一份教职工名单，上面有一名叫“程湖学”的人，笔者怀疑他就是程吉业，立刻打电话问程吉业的长女程翠励，她确认名单里的“程湖学”（见下图：东兰中学教职员名册）就是程吉业，她说他改了名。有关部门告知笔者，与程吉业（程湖学）的其他有关档案和资料，无论在东兰中学、东兰县教育局或是东兰县档案馆都无法查到了。该表中填写的程湖学的最后学历“百色高中”应为“百色中学”，但据他的长女证实，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广西发生鼠疫、霍乱等疫情，他不得不退学回家，最后在桂林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肄业。

东兰中学教职员名册

    那么，程吉业（程湖学）是否与下面这条信息有交集呢？——“回北京后，烈属写信要求他对在大革命时代在广西牺牲的烈士作出正确结论，他拒不回复”（乌有之乡）。

    交集佐证：

    1）黄守先决定越级，以“土匪谋叛”的罪名，将韦拔群和农讲所上告到省里，陈请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派兵“围剿肃清”，黄绍竑即饬令刘日福，派出龚寿仪一个团，不久后，又增派罗颂康一个营，“进剿”东兰农军。（罗南：播撒火种的人，百色新闻网）
    2）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右派黄绍竑对东兰农民运动早已心怀不满，闻报告后马上趁机派兵镇压。（《中国共产党东兰历史》，中共东兰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P.32）

    9、程灵忠与“红军”

    程洪勉（程灵忠的一位孙儿）回忆：“上世纪60、70年代，一位名叫覃kūn（坤/昆/堃？）的老人（老百色，当时70岁左右，百色车缝社职工，家住广西百色城东宁巷，岁数与程灵忠相仿）私下常对我说：你爷爷（程灵忠）是红军的，是干革命的！”这里，在红七军建立之前，覃kūn（坤/昆/堃?）老人的“红军”说法是否符合事实？

    一种情况是，当年韦拔群的农军常举红旗，佩戴红袖章，另外也受到苏俄的影响，民间常把农民自卫军（队）称为“红军”。另一种情况是，在右江区一带，后来的老百姓，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习惯把参加过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队）的都视为红军。

    交集佐证：

    1）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工农革命军在此之前就已经非正式地使用了红军的称谓，或者是民众将工农革命军俗称红军（共产党员网：“红军”的称谓早于中央正式规定）
    2）韦拔群创作的革命山歌和通俗易懂的革命演讲皆深深打动了乡亲们的心，他们于《俄国革命实在好》中唱出了自己的感激心声......（《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038）
    3）在1996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央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等联合录制的电视剧《韦拔群传奇》的第5集里，从2025年韦拔群在列宁岩里开办第一届农民讲习所起，多处出现红袖章和红旗，这说明红色意识已深入人心。
    4）当时的妇女宣传先锋黄美伦高唱的一首《农军红旗满地红》......（《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066）
    5）......手臂上同样戴着红袖章的韦拔群大踏步地进入宣传场地......（《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04）
    6）扛红旗的一行人，走到街中心一张高桌子前，将红旗往桌旁一插，一个年轻人跃身跳到桌上。高桌旁挂有横幅，醒目地写着“广西不得了”，红彤彤的，火焰一样耀眼。桌子高，站到桌上的人也高，须得仰头才能看清他的脸。那是一张青葱的脸，面相斯文，却声音洪亮。......只一眼，黄伯尧确信，台上那人就是韦拔群。（罗南：播撒火种的人，百色新闻网）

    就程灵忠与韦拔群的历史交集，笔者在2021年先后通过电话询问了几位前辈，其中，程灵忠的孙子程洪亨和程洪勉的回忆最为关键。与前辈的通话，本人都做了录音，并保留了下来。当然他们的回忆有的免不了偏差，但都接近了事实和真相。总之，祖父程基业上文那段信函回忆和其他前辈的回忆以及上述客观的历史交集清晰地呈现了那段程灵忠和韦拔群的渊源和关系的历史轮廓。

    三、研究意义

    本项研究不仅是对一位被尘封的革命志士生平事迹的挖掘与还原，更是一次具有多重价值的历史追寻与学术实践。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丰富与深化地方革命史研究。 程灵忠作为早期农民运动的参与者和牺牲者，其活动轨迹紧密交织于右江地区乃至广西的革命洪流中。通过对其个人经历，特别是与韦拔群等著名领袖潜在交集的考证，能够从微观层面透视大革命初期广西，尤其是右江地区革命网络的构建、人员联系、物资输送（如武器）的具体形态与隐秘路径。这类个案研究犹如一块拼图，弥补了宏观叙事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使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更加立体、饱满和真实。

    其二，彰显普通革命者的历史贡献与精神价值。 历史长河中，不仅有光芒四射的领袖人物，更有无数像程灵忠这样默默无闻却信念坚定的普通革命者。他们或许未留下煌煌巨著或显赫战功，但其冒着生命危险运送武器、筹措经费、传递信息的实际行动，同样是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石。本研究将程灵忠从家族记忆的片段和尘封的档案中“打捞”出来，赋予其应有的历史位置，是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的生动注脚，也是对革命先驱集体奉献精神的诚挚致敬。

    其三，为家族史与社会史、革命史的融合研究提供范例。 本研究以家族口述史、私人信件、遗物等为起点，结合地方文献、党史资料、媒体报道进行交叉印证，展现了如何将个体生命史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有助于打破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之间的隔膜，让历史研究更具温度与穿透力。程家后人为追寻真相所付出的努力，也体现了历史记忆在家族传承中的生命力，以及民间力量参与历史建构的积极意义。

    其四，具有重要的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价值。 程灵忠及其战友们为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事迹，是对忠诚、勇气、奉献等革命精神的具体诠释。通过厘清其革命活动，特别是与右江农民运动、韦拔群革命实践的关联，能够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增添新的素材，使革命传统教育更加具象化、故事化，从而更好地引导后人，尤其是青年一代，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开创未来。

    其五，引发对历史考证方法与历史书写的思考。 面对史料匮乏、记忆模糊、线索断续等挑战，本研究采取了审慎考证、合理推断、多源互证的方法，既呈现了已厘清的史实，也坦陈了尚存的疑问（如程吉业在东兰的具体发现）。这个过程本身，展现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与求实精神，提醒我们在对待历史，尤其是涉及革命先烈的历史时，应秉持严谨、客观、尊重的态度，力求在既有材料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综上所述，对程灵忠革命足迹的追寻，超越了个体家族史的范畴，成为连接个人命运、地方革命、时代洪流的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是对一位先烈的告慰，也是对一段革命岁月的细致回望，其成果对于丰富党史地方史、弘扬革命精神、启迪研究方法均具有积极意义。

笔者（中）到有关研究部门调研和请教

    （本文依据家族信件、口述历史及相关文献整理，部分细节因年代久远尚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