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02年至1905年，毛泽东在南岸私塾学习了两年，后又转到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继续学习。1911年春，毛泽东来到向往已久的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青年毛泽东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领导驱张运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毛泽东身上自信自强的精神，使得他在逆境之中不颓废、不消沉，能够在绝境之中发现生机，在困难之中看到希望，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则是其文本语言所具有的强烈感染力，能够传递给人以力量和信心。毛泽东作品不仅是一个语文范本，它还是政治教育的范本、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范本，是党史教育的范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范本。

    毛泽东历来主张写文章要有观点，要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会分析问题，而分析问题，关键是掌握“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掌握这些法则，把问题分析透了，才能写出好文章。毛泽东举例说，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就是因为他们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已经看到民众的力量。在连载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于人民力量的认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愈加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充分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毛泽东的文章语言风格，在长达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历程中便再未动摇过信仰与初心。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子升携带简单行李便踏上了游学之路。他们出发时，身上没有携带钱财。一路上，他们接触了大量人士，包括农民、开明绅士、劝学所所长、方丈、财主等，前后行程近900余里，历时1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5县。这一趟行程他们既磨炼了意志，又增长了见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农村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记下了大量笔记。回到学校后，他的笔记在师生之间广泛传阅，可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毛泽东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全力以赴，呕心沥血。由于当时投稿的人不多，因此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湘江评论》共出5期，另有“临时增刊”第一号。据统计，毛泽东为这个刊物写了30多篇文章。《湘江评论》同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属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恢宏，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它的问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报刊也都纷纷介绍或转载它的文章。尤其毛泽东写的《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文章，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一时间好评如潮。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赞同毛泽东“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毛泽东写文章，就是在掌握大量材料基础上，真正深入研究问题，发现真理而写出来的。反对用材料堆砌文章。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批评一个通知写得“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 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一些人没有掌握辩证法就写文章：“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因此，毛泽东作品，都是掌握丰富的材料，深入生活，调查研究才获得的。如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写过四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里的《沁园春·长沙》《长征·七律》《纪念白求恩》《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等。整体看，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具有丰富、完整而独特的精神谱系性，都是他经历过血与火的斗争，亲身参加这么多革命斗争实践，有着刻骨铭心的胜利的喜悦和血的教训。他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深入分析和思考，才写出这些文章。语文教材里的毛泽东作品指向立德树人的红色基因，指向语言，指向文章，指向学习，指向实践，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耀目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