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三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可以说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并成为全党的领袖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这是那三次会议呢：如果以毛泽东在会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且进入到了党的最高决策层为标志，那无疑是我们党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和付出后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如果以巩固遵义会议成果，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为标志，那应是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史称小遵义会议)；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标志，那无疑是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这三次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已经完全不依赖外人，能够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开始，它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及核心地位的确立，使得毛泽东完成了在党内由不被看好的少数派到全党公认之领袖的嬗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就是那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人，他不但在党内很长一段时间是少数派，长期被边缘化，说话没有人听，谁都不愿意去搭理他，还经常遭受到排挤和打击，处境异常的尴尬和艰难。这怎能不促使他下决心去改变这种对党和红军极为不利的局面。

    左倾教条主义者，往往喜欢拉大旗作虎皮，装扮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一种视乎自己就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一切都正确的假象，但当他们犯了一个个的错误，被大多数人重新认识，且看透了他们的教条主义本质之后，就会原形毕露，由多数而成为少数。

    最高三人团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搞得红军损失惨重，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到了贵州就只剩下了三万多人，且还处在四十万敌人的包围之中，有随时被吃掉的危险。对此，广大红军指战员极为愤懑和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改换领导，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指挥红军，党内的大多数人也要求党中央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然而，在最高三人团中，李德和博古出于他们还要继续领导下去不愿丢权的目的，尽管他们以战事紧张又无法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为由不同意开会，但也深感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难以再领导下去了，如若继续指挥恐怕就没有人再听了，而周恩来又完全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迫于无奈的李德和博古不得不顺应大多数人的要求，勉强同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然而，还有一个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问题，没有批准，能不能开会，这无疑考验着中共领导人的胆量和智慧。由于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后，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要想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党和红军已到了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只有打破常规，甩掉一切，从实际出发，方是救活这盘还有一线希望死棋的唯一办法。

    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军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轰下了台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完全独立，自己做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入围中央政治局，重新走上了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受到排挤打击，始终处于少数派地位这一点来说，遵义会议无疑是绝大多数人在看到了左倾错误路线对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重新认识真理而走近毛泽东，使毛泽东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由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的开始。

    从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国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诞生了，1922年7月，中共加入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为了它的一个支部，根据其章程和惯例，中共要执行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且一切重大事宜均需得到它的批准。然而，正因为在中共的头上戴了这个紧箍咒，才使得中共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养成了一切都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不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习惯，加之在党内的领导层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留过苏的，他们在党内自然就成了多数派，而没有留过苏的毛泽东必然就成了少数派，他的正确意见往往都会被这些留苏派嗤之以鼻和嘲笑，最后都是以少数服从多数而被否决。

    毛泽东在党内一直是少数派，他饱尝了当少数派被人嗤笑和瞧不起的味道，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他已经毫不顾忌自己的一切了，尽管他不断苦口婆心地劝说，争取使李德博古改变错误的指挥，不但收效甚微，还引起了他们的反感，虽然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尽管自己是少数派，但他凭借着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错误的坚定理念，始终战斗在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第一线，不断地坚持和争取。而且越战越勇，越勇越战，毫不退缩，直到胜利。

    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针对军队要不要党领导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许多人认为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归军事主官领导，让党来领导就是多此一举。因此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央指派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便没有当选。由于失去了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修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这让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了争取多数人支持的重要。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史称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中央随之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剥夺了他的军权，让他暂回中央政府工作。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就向中革军委建议：蒋介石采取的堡垒推进、步步为营战术，对已有较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且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作战形式的红军来说，作用是有限的，红军仍然有打破敌人围剿的条件。然而，他的正确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李德博古反而采取了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的战术，和敌人打消耗战，把红军推到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十一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国民党的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等便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红军如果善于联合这支反蒋抗日力量，出兵浙赣地区，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且能解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之围，但是，李德博古认为“福建事变”是资产阶级政客们欺骗民众的把戏，没有在军事上给福建政府以积极地援助，使得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从容调兵，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又建议，中央红军去湘中，吸引江西敌人到湖南，然后消灭之，中央红军再回瑞金，遭到李德的断然拒绝。完全能够敌人围剿的一把好牌，硬是被李德和博古打了个稀巴烂。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红军便做着长征(当时叫西征)的准备，由于毛泽东常与李德和博古“唱反调”，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反感和不安，李德和博古便先向共产国际建议，让毛泽东到苏联去养病，其实就是想赶走毛泽东，不愿意再听到他的声音，但他们忘记了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针对中共反映毛泽东问题给中共中央发过来的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显然，共产国际不同意毛泽东去苏联。接着在长征人员的去留问题上，他们又决定让毛泽东留下，不让他参加长征。尽管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权，但他毕竟还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在红军中仍有一定的的影响，好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李德博古终于网开一面允许毛泽东参加长征。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参加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人员已经损失过半，还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往蒋介石早已设置好的口袋里钻，又没有人去阻止，岂有不失败之理。中央红军被蒋介石消灭在湘西，遭到全军覆没，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面对挫折和失败，李德和博古一筹莫展，不得不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去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才避免了使党和红军可能遭受到的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虽然参与了对红军的领导指挥，但由于大多数人跟不上他的思想，又一次使他处于了少数派的境遇，但这显然已经与遵义会议之前大不相同了。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给中央，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马上在苟坝召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争论的非常激烈，到会的人员一致同意打，唯独毛泽东反对，并且以去掉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来劝说和制止，但最后经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不但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还表决掉了毛泽东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后来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的电令，得知敌人的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打鼓新场集结，如果进攻，红军将面临被围剿的危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不同意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中革军委随之放弃了这一计划。对于指挥打仗靠集体决定的领导方式暴露出了它的弊端，3月12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部队，毛泽东此时也不再是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而是成了对军事指挥行动下最后决心的人，苟坝会议补充和完善了遵义会议的决定，此时的毛泽东已成了红军名副其实的拥有最高权利的指挥者。

    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的十四年间，一直都是留苏派这些人把持着党和红军的指挥大权。如果不能扭转和改变这个局面，仍然使在党内占多数的留苏派这些人在台上，要纠正左倾错误指挥，挽救党和红军就只能是空谈，难以实现。而掌握着真理又懂中国国情和红军实际的毛泽东，在党内就永远是少数，无法进入到最高领导层，党和红军的命运也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是由于毛泽东及党内大多数人的努力和争取，使少数成了多数，才使得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终止在了遵义会议上，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的一页。

    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由少数而成为多数，始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甩掉了“拐棍”，开启了自己的独立行走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就自己在党内始终是少数派的情况曾感慨的对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足见他对能够争取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深刻认知和感慨。这种认知也使他在后来处理许多重大事件时更多的注意了团结和争取多数人的问题。毛泽东是拿捏少数与多数之间变化的大家，他通过对不同场景的时空切换，往往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当后来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并与中央闹分裂时，毛泽东能够稳住局势，争取团结四方面军的大多数人，把张国焘与广大指战员进行了思想切割，避免了一竹篙打翻一船上的人。在不改变四方面军编制的前提下，虽然张国焘看到的是多数，但在思想上却已经成为了少数，这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成立非法的第二中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又通过各种渠道作了大量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稳住了西北的局势，顺应了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桥头堡。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释放了蒋介石，在蒋介石不情愿抗战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又采取了陕北老百姓让托着东西的毛驴上山用的“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把他拉到了抗日阵线中来，争取了最广大的多数，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共同抗日，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但它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地载入了我们党、共和国的史册，历久弥新，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