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

    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

    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

    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

    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

    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

    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

    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我的中文熏陶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

    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

    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

    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

    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

    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
    ......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

    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

    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

    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

    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

    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

    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

    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

    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

    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

    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

    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

    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

    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

    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

    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准备考大学了，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根本就听不进，他在黑板上写，我们在底下偷偷干别的，或者做数字习题，或者做英文练习。

    所以应该说我对于《说文解字》一点没学进去，但是高二的《中国文学史》那个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每个朝代都挑一点东西讲，而且讲很多野史里头的东西，我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挑着念一点，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

    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我家里头碰到的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我想起来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

    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欣赏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我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人说“五四”以后文化断裂，我觉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觉到是没有断裂的。

    3.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家其实藏书不多。一般人以为我算出身“书香门第”，一定家藏万卷书，因此有广泛阅读的条件。其实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宽敞，我父亲没有自己的书房，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我父亲陆续买了不少书都放在办公室，说以后给我。但是他1950年调北京工作时全部捐给了天津图书馆，我根本没有见到。

    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乱”翻书，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剥，没人管，也没人指导。

    不过每遇有趣的东西、或有心得，就与年龄相仿的表姐们交流、传阅，乐趣盎然。那个时候还接触到一些新文学，有些杂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

    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在当时就有点属于“少年不宜”了。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

    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

    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

    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经历的战乱特别多，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

    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是吧？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讲了。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种感动。

    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

    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

    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后来这本书是否有中译本，我不得而知。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

    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

    到了新朝，他又想演这出戏，还是没有被批准，因为在“斗争哲学”统治下，“和平主义”自然在批判之列。

    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程砚秋

    最使我动心，对战争的残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战最彻底的是《吊古战场文》，那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到的。一开头就气势非凡：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作者感叹“伤心哉”！紧接着就问，是秦汉还是近代？其实都一样。以下大段文章历数自古以来的有名战役，想象战场的残酷和惨烈景象。结论是，秦起长城，汉击匈奴都使生灵涂炭，因此“功不补患”。把那些帝王的“丰功伟绩”都给否定了。

    最后一段有几句简直是撕心裂肺，我永远难忘：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老百姓活着的时候得到过什么恩泽？现在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这么给杀死了？而且“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

    就是说，家人对他们的生死还不明，连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归何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界？最后只能归之于命，从古就是这样，“为之奈何”。

    这篇文章对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彻底。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们是享受不到胜利成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血泪之作，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好的诠释。

    3.民间疾苦。

    民间疾苦其实和战乱分不开，老百姓除了赋税之外，还有一项沉重负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劳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教科书经常选的。

    我现在想着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好几十首，每一首诗都是讲一种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艺者或者农民，写社会的各个方面，覆盖面极广，而且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和宫廷、权贵的那些穷奢极侈享受作对比。

    作为诗，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种美丽的东西的时候，既写实又浪漫，想象力十分丰富，然后最后总有点睛之笔，点出他要表达的感慨和悲愤。

    我稍微用一点时间以《缭绫》为例，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新乐府》诗之一。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这四句开头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哗！一大匹白缎子挂下来。接着是：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绸缎，而是有本色花的织锦。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宫里来加工订货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绫子给染成绿的了，“天上取样人间织”，该有多美！

    花色织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这里第一次点出：“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就是谁来穿？是皇宫里的宫女。谁来织呢？是江南贫寒人家的女子。

    他底下就接着讲怎么裁剪制成衣裳：从“广裁衫袖长制裙”，到“转侧看花花不定”这四句是讲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宽袖长裙，简直漂亮极了。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皇帝把这赐给跳舞的宫女了。但是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无惜心。”就给弄脏了，脚底下踩着，毫不爱惜。

    最后，白居易教训那些宫女：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

    对这个“扎扎千声不盈尺”，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时候，在河南农村，那里冬天妇女都织布，还是用那种相当原始的织布机，面幅很窄，她不是用丝线而是自纺的棉线，织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个冬天织不了多少。

    我经过老乡门口，听见“卡拉塔、卡拉塔”的声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声不盈尺”。

    这首诗最后结尾是：

    “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我举这首诗，因为它比较铺陈、辞藻丰富，那些对织锦的描述简直美不胜收，同时对“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跃然纸上。当然这种情况贯穿在很多首诗中。只能很简单地再举几个例子。

    例如《红线毯》，也是宫里的加工订货，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别美，又厚又软，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人踩上去整个脚就陷进去了。

    还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织成跟宫里的大殿一样大，卷都卷不起来：“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想象一下：这么大一块地毯，一百个壮汉抬着它，从安徽一直走到长安，这是一个什么景象？

    宫里头特别喜欢，于是乎就“年年十月来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他特别的卖劲，讨好，这是“政绩”啊。最后白居易教训他了：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这个几句话掷地有声，非常尖锐。

    《轻肥》，比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权贵们的宴席，全国各地的珍馐美食，吃得酒足饭饱。最后两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对比，有极大的震撼力。

    还有《卖炭翁》，这篇好像课本里头常选的，不多讲了，不过我还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为之心酸的，就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我们设想一下，那个老头儿，在冰天雪地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还希望天冷一点，炭能够卖个好价钱，但是最后这个希望也落空。

    这里市场规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车炭全被“权力”抢走了，只扔给他两段绸子。这个比城管对小贩还厉害。

    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那些奢侈的东西都是形容得特别美，对比出另一种人的悲苦，更加触目惊心。

    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所讥刺的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而是直指宫廷。如《缭绫》《红线毯》是为宫里的订货，《轻肥》一开头就指出那些骄横跋扈的人，“人称是内臣”。这“内臣”不是正经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其实就是太监。可是他们还穿着文武官服，到军中去赴宴。

    我觉得那时的白居易确实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胆量的。他不是一首两首，而是那么多首，从各个方面讥刺当朝，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针对别人，自己还有反省，例如《观刈麦》，由农民的辛苦想到自己优越的生活。

    有人批评白居易的诗像顺口溜，太浅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来他写的这些诗不是为在士大夫中间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让乡下老太婆都听得懂的。我这个城里老太婆也特别喜欢。

    我觉得一首诗不论深浅，主要是给你以美感。我前面说了，他的诗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样人间织”这样的词，谁想得出来？

    顺便说到，我对现在许多流行歌曲不欣赏，先不说音乐，单说歌词，不是因为它浅显易懂，而是因为它不知所云，又没有文采。不论是诗还是文，为什么要晦涩难懂才算有学问，有深度？

    还有人说他虚伪，就是他那么关心民间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奢侈的，他家里曾经养着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专场，不对他做全面道德评价。

    现在就诗论诗，至少他所有写的都是表达真性情。他如果没有认真观察和实际的体验的话，是根本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