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两个月，刘少奇等人让孔祥祯给监狱内写了第二封信。说明上次的信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让写的。特别强调这是中央的指示。信中说，上次去信后，未见你们的动静，因此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我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再给你们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

    去坚持不在敌人“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在小圈子、

    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 “反共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

    是特定的条件下所作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做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

    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完全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严重的错误。根据信的内容，还根据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狱中党支部肯定了中央的决定，将信的内容分头传达给全体党员讨论。大家认定，执行中央的决定，是根据党章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来执行的。

    于是，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内党员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薄一波（化名张永噗）等61人分9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出狱后，他们立即与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及时被安排了工作。这批人出狱后，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加强北方党的力量。

    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7页。）

    1936年8月9日， 张闻天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

    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再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件”后态度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陈立夫约见潘汉年时，代表蒋介石答复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潘汉年当即予以驳斥，指出国共谈判的前提是讨论合作。陈立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与周和谈。潘汉年义正辞严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介石要见他，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日寇侵略的命令，使东北迅速沦亡，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他不敢揭露事实真象，代罪受过，1932年下野。1933年4月11日出国考察。在张学良出国期间，蒋介石几次欲调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均被各军、师长拒绝。蒋遂调张学良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