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当权期间所有遭他清洗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林彪试图抵抗。彭德怀和刘少奇柔顺地面对他们的命运，直到临终时都保持了对党的坚定的献身信念，既没有试图保全自己，也没有尝试还击。就连高岗，以自杀方式表示了某种抗议，也曾预先坦白了他的错误。

　　林就不同了。虽然到最后他所能指望的唯一的自卫方式，也就是中国古典军事谋略“三十六计”中为毛所称的“最后亦最佳”的一计：走为上。

　　这位主席垮掉了。

　　当周禀报了林乘飞机走掉了的消息时，毛的医生恰好在场，多年以后还记得他因震惊而崩溃的情形。毛被扶上床，精神极度消沉。他卧床不起近两个月，血压升高并感染了肺炎。如同以往一样，这又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一次，他却再没有康复如初了。11月中，他露了面，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毛竟如此苍老的中国人无不大吃一惊。他的肩膀前倾，行走时带着老人的蹒跚脚步。

　　毛对其继任者的安排计划的瓦解并不是仅有的锲进文化大革命及其政策中的一大漏洞。1971年秋，当毛在华中地区巡视以集中省级军区司令员们的支持时，他曾抱怨说，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同年11月时，林彪已经死了两个月，他说对卷入“二月逆流”的元帅们和另一些人的责难是错误的：当时他们只是在“反对林彪和陈伯达”。1972年1月在陈毅的葬礼上，他摆出了使自己与对追随自己的老干部们的攻击行动保持距离的进一步的姿态。

　　在这些进展的鼓励下，周恩来开始了重建行政机构和恢复经济生产的一次全面的努力。

　　他已经处于多年来他从未有过的更加强有力的位置。在常委会的五名成员中，林已去世，陈伯达下了狱，康生得了癌症，就只剩下他与毛。即使没有这位主席发自其病榻上的、请求他执掌权力的极度痛苦的爆发，潮流也正在生气蓬勃地涌向这位总理一边。在5月的一次常规医疗检查中，周也被发现患有癌症，这一发现只是更使他坚定了决心。此时他知道，这是在中国的进步上烙上他个人印记的最后机会了——推动国家步入有秩序、平衡发的道路将可以保证人民有更好更幸福的前景。

　　这位总理的战略是利用反对林彪的运动——官方的说法是“批修整风”运动——作为发动向极左政策和观念全面进攻的机会。4月，《人民日报》发动公开的猛攻，宣称老干部们是“党的最宝贵的财富”敦促给他们平反并恢复其适当的职位。重新强调学业专长。自1966年以来，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周批评外交部尚未改变其极左方式。但是，就连这几个显示大动向的小动作也隐藏不住的事实是，毛明显地从给予周以公开支持的立场退缩了。对外的实用主义是一回事，对内废止文革政策则是另一回事。1972年11月，主席认定摆钟摆过头了。

　　摆钟或许本来就摆过了头。但是对允许它向回摆的范围有一个极限。毛一生中的最后四年将会为一种努力所占据，这一努力如此充满固有的矛盾，一如精神分裂症差不多，他对激进方式的热切向往，与这个国家对于一段可预测的较少痛楚的未来的过于明显的需要之间，应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冲突在其继任人问题上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1972年，当毛凝视着林彪的背叛所遗下的烂摊子时，他几无选择。周恩来——只是在惊魂未定之时——太老了，太温和了，而且归根结底太软弱了，无法考虑他接班的可能性。江青是个忠实的激进派，但是，如毛十分清楚的那样，她受到几乎一致的嫌恶——贪恋权力、倨傲无礼、空虚无能。姚文元是一名宣传鼓动家，在指挥别人方面不比陈伯达一类人高明多少。在稍稍年轻一些的政治局成员中，惟一可能的候选人是张春桥。他年方55岁，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他业经证明具备领导素质。毛一度曾引荐他作为林的一个潜在的接班人。　

　但是毛并不选择张春桥。

　　相反，1972年9月，他从上海召见张的一名副手王洪文。他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总司)将近六年前开了文化大革命“夺权”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