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梅世雄、黄庆华撰写的《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一书。本书作者力图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重现历史事件，以文学的方式弥补战争年代里新闻缺失的遗憾，为诸多耄耋之年的开国英雄树碑立传。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陷入绝境的蒋介石，并非真心死守国都南京

　　面对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下野、但仍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幻想着凭借“不可逾越的天堑长江”，做起了南北分治的美梦。“梦想，总归是梦想。”７８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少将，当年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这位长期从事战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研究员说，蒋介石也意识到，兵力上的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线防守长江。

　　“蒋介石防御的真正重点，是沪杭，而非南京。”１０１岁的开国少将、时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说。一次争吵，便能完全看出蒋介石的真正用心。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生前在回忆录中，完整地记录下了这次国防部会议上的争吵经过。

　　１９４９年３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

　　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召开作战会议。

　　李宗仁说：“军事上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们的命运寄托在长江天险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毕竟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这些是我们的长处，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参谋总长看看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说：“先说说你们作战厅的计划。”

　　蔡文治说：“我军江防主力应当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窄，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

　　就在蔡文治走到江防作战地图前，还要继续讲解时，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断然打断他的话：“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

　　汤恩伯说：“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此言一出，四座哗然。

　　顾祝同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说：“汤司令可否重新考虑？”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汤恩伯手握上自江西湖口，下至上海的４５万大军。蒋介石给他制定的京沪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以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这个作战方针，李宗仁等人并不知道。

　　汤恩伯想都没想，拒绝李宗仁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恩伯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还是把蒋介石抬了出来：“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文治顶了汤恩伯一句：“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根本不把蔡文治放在眼里，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完，汤恩伯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蒋介石、汤恩伯的极大不满——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制订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之时，汤恩伯已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８４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当年是国民党５２军副参谋长，“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死守南京的打算。”

　　■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夺占国民党老巢南京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负面影响太坏。因此，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就连汤恩伯也不敢怠慢。

　　拥有２４００多年建城史的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称为“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蒋介石自１９２７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窃取革命果实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便将南京定为国都。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曾迁都武汉和重庆，前后达８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将国都迁回南京。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占领，蒋介石政权在南京１４年的建都史，也就此终结。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第一部分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

　　１９５４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的王楚英说，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９６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２８军接防。

　　“作为国民党末期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２８军在江浦县城及浦镇、浦口等地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架铁丝网，埋设地雷。”王楚英回忆，“他们又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筑起了重重防御阵地，准备与解放军进行最后的决战。”然而，早已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军队，还是没有挡住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

　　历史，给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第８兵团３５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渡江战役总前委把进攻‘三浦’和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３５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７６岁的徐法全本是９兵团２７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３５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徐法全说，这个３５军是由几个月之前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９６军改编而成的，军长吴化文曾率部投降日军，抗战胜利后，又被改编为国民党军。

　　投诚以来，这支部队基本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只是在淮海战役中担任了一些警戒任务。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跟在粟裕、唐亮等人身边，亲历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壮观场面的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可谓用心良苦。

　　“南京城内，国民党官兵人心不稳。”渡江战役发起前夕，侦察排长徐法全带５名侦察兵，潜入南京，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摸清了总统府、狮子山炮台等地的地形地貌和兵力部署。

　　４月２１日零点，举世瞩目的夺取南京的战斗，终于在百万雄师竞渡长江的宏伟篇章中打响了。“３５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１０３师负责攻占江浦，１０４师攻打浦镇，１０５师从正面突破，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

　　徐法全说，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国民党军队在江北屏障南京的最后一个堡垒。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徐法全回忆，战斗到２３日上午，３５军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一路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满地都是死掉的马匹和骡子；熊熊大火烧个不停。”

　　战斗部队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年轻的徐法全却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出生入死。

　　“我们负责搞船。”接到渡江命令后，徐法全等６名侦察兵在１０４师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的指挥下，在江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只小木船。

　　冒着枪林弹雨，徐法全等人从南京造纸厂附近上船，奋力划向江对岸。“好险！”半个小时之后，当徐法全等人自南京石油公司储运所出发，逆水而上，在下关煤港顺利登陆时，却遇到了４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

　　“我们手疾眼快，几枪就把他们干掉了。”来不及喘气，徐法全等赶紧寻找地下党负责人，“很快，我们就见到了南京市委的女书记陈修良。”在陈修良等人的帮助下，徐法全等人在南京电厂找到一艘能容３００余人的船号为“京电号”的大船。

　　“我们在第一时间把船开到江北，接大部队过江。”徐法全回忆。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１８名侦察兵也找到了一只能装载３０人的小汽船。

　　４月２３日午夜，当３５军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南京已成空城。

　　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４月２２日中午，李宗仁到杭州同蒋介石商量后，决定放弃南京，全线撤退。

　　“２２日下午，汤恩伯就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王辅一说，其实，国民党政府４月２０日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就已预感到局势不妙，开始紧急疏散，大批军政官员纷纷从南京向上海或南方撤离。

　　４月２２日晚，代总统李宗仁又从杭州飞回南京，他要最后看一看这座曾经繁花似锦的帝王之都。当天晚上，这位傀儡代总统，在总统府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

　　４月２３日清晨，李宗仁的专机在即将城破的南京上空盘旋两周之后，飞向了远方。

　　紧接着，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顾祝同、徐永昌、蔡文治等人陆续登机，逃往杭州。上午１０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登上了最后一架飞机。

　　“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令徐法全难以置信的是，堂堂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攻占起来竟是如此的容易。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代伟人毛泽东情难自禁，挥毫泼墨

　　４月２４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８兵团３５军１０４师３１２团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的率领下，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

　　“战士们鱼贯而入。”对总统府并不陌生的徐法全，看到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

　　徐法全回忆，３１２团一队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徐法全说，一大批欢迎的群众拥向总统府，争相目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护旗的解放军战士。

　　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４月２３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当新的一天来到时，中国历史也将揭开新的一页。２４日夜半，开国上将、第８兵团司令陈士榘率兵团部进驻南京，担任警备南京的任务。

　　当一个月前刚从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看到４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号外头版头条通栏标题“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异常兴奋。

　　毛泽东没有和任何人交谈，回到办公室，又把报纸看了一遍。看完报纸，他首先给邓小平、刘伯承写了贺电。

　　写完贺电，毛泽东诗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就传世佳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几乎在同一时间，龟缩到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老家的蒋介石，决定将家人送往台湾，黯然神伤地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准备好，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生前回忆：“其（蒋介石）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

　　“因为第一次进入这样大的城市，战士们出现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徐法全回忆，在接管总统府时，有的战士将总统府走廊和办公室中的红地毯剪成小块，做成垫子，用来睡觉。

　　“还有的战士不会使用自来水龙头，水流遍地，不知所措。”徐法全说。

　　徐法全回忆，有的战士将战马赶进总统府西花园的水池中洗刷，有的战士跑到办公室拿来花瓶甚至痰盂盛水，还有的战士居然在水池中捞鱼改善伙食。

　　“一时间，西花园留下许多马粪，卫生搞得很不好。”徐法全说。更有甚者，还有的战士竟冲撞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４月２５日早晨，１０３师３０７团１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信员为部队安排食宿时，不慎误入司徒雷登的住所。

　　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去，暴跳如雷，大声叫道：“你们到大使馆干什么？”

　　谢宝云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便愤怒斥责，幸亏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

　　当晚，美国之音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

　　毛泽东知道后，于２７日致电三野并告总前委和二野：“３５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的住宅一事做得不好。”他要求“三野查处此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对部队深入进行外交政策纪律教育的同时，派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方进行谈判沟通，很快妥善处理了此事。

　　４月２７日，邓小平、陈毅从安徽合肥的瑶岗村渡江战役总前委赶到总统府。

　　当看到战士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后，邓小平十分生气，严肃地对部队领导说：“总统府是文物，我们要爱护好。我们可不能做李闯王啊。从现在起，总统府中的全部人马立即撤出，不留一兵一卒。”

　　４月２９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赶到总统府，与邓小平、陈毅一同视察了总统府。

　　“为接管南京，还搞了一个班子。”王辅一回忆，中共中央调集了２４４０余名有丰富城市工作经验和各方面专长的领导干部，参加南京的接管工作。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来到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斜放在窗口，墙上挂着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那是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时的戎装照。

　　办公桌上端放着台钟、笔插、毛笔、镇纸等。桌面上还摆放着一套《曾文正全集》。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此外，还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石章，两串清代的朝珠。

　　目睹这一切，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诙谐地说：“蒋委员长，我们来了，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上门了，看你还吹什么牛皮。”

　　刘伯承指着桌上的台历说：“瞧，蒋先生的台历还是２３号哩，转移真不慢啊。”

　　陈毅一屁股坐在蒋介石办公桌前的皮椅上，拨通了一个长途电话，直通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办公室。陈毅风趣地说：“主席，我是陈毅啊，我这是坐在蒋总统的椅子上向您汇报呢。”

　　“我们的指导员杨绍津也曾坐到蒋介石的总统椅子上。”徐法全至今还感到遗憾，当年怎么就没有像指导员那样，也坐坐总统宝座。

　　“指导员高兴地对我说：‘我来当总统了’。”徐法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