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个冰冷的壳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谈起父母，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舅舅蔡和森也来了，他们都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很少回家。我们搬家很勤，一搬家，外婆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我的任务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见“尾巴”这个词，却不知何意。每次询问，总会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每次搬家，妈妈都给我改姓，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妈妈老让我说谎？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妈妈：‘我怎么老改姓啊！’妈妈严厉异常，‘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正当蔡畅一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斗争时，他们突然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外婆最伤心，几天没吃饭。她最喜欢舅母，常说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一年后，舅舅再婚，外婆一气之下，一个人回了湖南老家。”

　　葛健豪走后，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我总是被他们扔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告诉我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每到天黑，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发出的胀木声，吓得毛骨悚然。”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时我们家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我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阿姨带着聂力住在二楼。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妈妈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我买了一件连衣裙。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时我都7岁了，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战争让她成为“轻机关枪手”

　　1938年，中共中央将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我感觉太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