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 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尚处于相对的稳态。”（引自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页174。）
那时我注目的重心，在于探究道光朝廷在国际国内环境条件都对中国有利的态势中，满清帝国何以不能如龚自珍期望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初版，页21-72），已论证指望满清统治者自行进行体制改革是幻梦。但回头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实相，倘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满清统治者对域外世界无知，从而断言自林则徐赴广东搜集洋人书刊提供的情报，才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那说法竟被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肯定，不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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