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郭青老师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只是兑现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上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前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驶，所幸冲出险境。

　　我们到达西安，完全人生地不熟。在西安住了一个月后，郭老师身上没钱了。他告诉我，某学校有个孩子剧团，想把我送到那里，然后自己找个教书的地方。正在商议出路，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信，汪校长这时候在信中交待了我的身份，他告诉郭老师：只要把张苏云带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那时候在西安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当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是伍云甫，也就是伍绍祖的父亲。听说郭老师介绍我是项英的女儿，他让我们先住在那里，其实是在了解、审查我的身份。直到这时，我才对“项英”是谁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碰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很熟，见到我后，他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有我这个女儿。得到父亲的确认后，我和郭青老师才被正式批准去延安。

　　那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把很多投奔而去的青年学生送往延安，而且是用大卡车公开地送，一次大概有五六辆车。我是1938年4月出发的，送我去延安的那辆卡车有些特殊，除了我和郭老师外，还有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一家4口，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也在其中。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扒着窗户往外看。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爸爸在武汉搞工运时有一位战友叫林育英，革命时期化名张浩。张浩派警卫员把我、也把张浩的两个儿子带到延安城里一个院子的一间平房里。见我们来了，张浩伯伯一一做了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爸爸(朱德)；抱着小女孩坐在那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里抱的孩子是刘爸爸的女儿刘爱琴。我记得刘爱琴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穿一件小花布旗袍，梳着一个童花头。张浩告诉我，等一会儿就和朱爸爸一起去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