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到张连红教授的团队之前，老人的这段伤心往事，从未跟人提及，哪怕是她相依为命的养女。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讲过，因为那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那时是很重视这个的，我女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杜秀英哭诉。

    后来，张连红又去看了杜秀英3次，“每次去我们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日本人和战争。”

    2003年2月15日，杜秀英因病去世，“她的养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她母亲的悲惨往事和内心创伤。”张连红说。

    更多幸存者的悲惨往事和内心创伤不欲为人所知。“近年来，在外界寻访的过程中，许多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会找各种借口拒绝接受访谈。他们一直在试图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惨记忆的活动。”张连红说。

    “想想脑壳就要炸了”

    李高山既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南京保卫战的参与者，提及当年的经历，他就会捂着头，难以忍受

    文心推荐新京报记者去看看年近90岁的李高山，李既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南京保卫战的参与者，像他拥有双重身份的幸存者，南京目前只剩下两人。

    李高山向新京报记者描述三次从日军手上死里逃生的经历，即使时间过去了77年，你仍能感受到老人话语里，传出的劫后余生的庆幸。“想想脑壳就要炸了”老人捂着头，头痛不已的样子。

    李高山年近七旬的女儿，示意新京报记者不要再提往事，“不能再说了，老爷子受不了。”她介绍，前些年也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之后，不多久，老人突发脑溢血，“他头脑里装的事情太多了”。

    张连红教授介绍，一旦触及到幸存者早年的创伤，“他们都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反应”。一次，一个老奶奶正在捡韭菜，突然听到他提及南京大屠杀，手中的韭菜一下子掉在地上，就像突然遭到重创一样。

    在张连红的寻访幸存者的经历中，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有的老人原本在干农活，手上的工具会一下子脱手；有的老人会突然一点声音都没有，长时间的沉默，“其情其景，让你无法忘却。”

    这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其实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一旦当年那段噩梦般的经历突然袭来，他们往往会猝不及防。

    1999年9月，张连红曾在南京下关采访了一位幸存者，她名叫孟秀英。老人讲述完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不要给她拍照。张连红请教为什么，老人回答：担心日本人来暗杀她。

    著名作家张贤亮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自述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被母亲背着逃往祖籍安徽的途中，脚上的鞋袜都掉了，裸露的小脚在严寒中冻了一路，因而留下心病。

    从外表上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常人无异，但很难想象，这些看似平静的面孔下，其实是常人难以想见的各种精神创伤，这也是文心最终“转向”的原因，从去年开始，她将帮助的重心转向抗战老兵。

    “常年和幸存者接触，感受到只有沉重，我就像走进一条黑暗小巷一样，越走越窄没有出路，而老兵则让人还能看到希望。”文心表示这些年下来，身心俱疲。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除了民政部门每年千余元的生活补助，还有报销医药费、节日慰问金以及组织一些活动等形式，主要集中物质方面。一直以来，他们的精神创伤少人关注。

    张连红教授曾经组织了一项针对南京幸存者的精神援助项目，但该项目最终因为资金短缺而夭折。

    据新华社报道：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200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仅2014年1月至今，已有21人陆续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