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版江姐

    于蓝档案

    1921年6月3日出生，辽宁岫岩人，著名表演艺术家。

    1938年，于蓝赴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故事片摄制的筹备工作，并于1949年主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白衣战士》。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于蓝曾到朝鲜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先后在《翠岗红旗》和《龙须沟》中扮演主要角色。上世纪60年代起，于蓝先后主演了《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电影，开启她事业的高峰。

    在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于蓝塑造的江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江姐身着旗袍罩衫，坦然走向刑场的形象，已成中国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1981年退休后，于蓝积极参与筹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该厂第一任厂长。

    开栏语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一大批红色艺术家走进延安这片艺术的热土，深入生活，宣扬革命，创作出《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从而激励更多的艺术家为人民书写，为群众歌唱。

    宝塔山巍然耸立，延河水奔腾不息。时隔70年，当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积淀丰饶的陕北黄土地时，仍能感受到那段荡漾激情的岁月带给人们的鼓舞、温暖和向上。

    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70周年，鼓舞更多的艺术家践行《讲话》精神，创作优秀作品，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西安市委宣传部和西安晚报今起联合推出“激情岁月·红色艺术家访谈录”大型系列报道，通过对当年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老一辈艺术家和忠实践行《讲话》精神的当代知名艺术家的深入采访，把目光和笔触对准那些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历经艰辛却俯首深耕于文艺百花园的先行者、探索者与践行者，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激励更多的艺术家沿着红色艺术家的足迹前行。

    如果她当年没到延安，或许中国电影圈不会出现一个叫于蓝的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史上，或许也不会有那身着旗袍罩衫，昂首刑场的江姐形象。这位红色演员走上表演之路的过程，和她年轻时的革命经历密不可分。当时，于蓝的名字叫于佩文，到了延安后，同窗好友的母亲为她改名于蓝，寓意为青出于蓝，希望她沐浴在“万里无云的晴朗蓝天下”。

    似乎从那时起，于蓝这两个字，就注定与红色联系在一起。从延安开始的事业，在延安遇见的爱情，在延安建立起的信仰——近日，在中央电视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的协助下，本报记者联系并专访到已年逾九旬的于蓝。言谈中，提及延安，她的深情一下子穿越过70年的时光，从清晰无比的回忆中缓缓流淌。虽然，在如今很多人看来，那段日子是艰苦和磨难的，但在于蓝眼中，却是欣喜和永远的珍藏。

    不走寻常路 “到延安去！”

    1921年出生的于蓝，与党同龄。在东北度过童年的她，在“九一八”事变后与家人逃到关内，因亲历流亡之痛，幼小的她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

    1938年，还是学生的于蓝因为“不愿做亡国奴”“不愿给别人做太太，做花瓶”，酝酿起“离开家，抗击日寇”的想法。恰在此时，同学介绍她认识了一名中共设在平西联络点的同志，从这位同志口中，于蓝第一次听说了延安，也有了投奔的方向，“到延安去！那里是东方的莫斯科！”

    1938年9月初，于蓝和几名同志组成一支队伍，奔向革命的心脏——延安。

    “当时，很多去往延安的人都是先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再走到延安去，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从北平出发一路步行，就走的咱们晋察冀、晋西北，这都是咱们的地方，所以非常平安。”“平安”的代价是路途遥远，于蓝回忆，自己和女同伴赵路两个人，和队伍中的男人们一样跋山涉水，沿途路过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封锁区，“我们觉得可不能给妇女丢脸，既要赶路，又要躲开敌人，第一天走30里，第二天走60里，慢慢地，就能走80里路了。就这样，我们走到延安。”

    那段奇险艰难的“旅程”，在于蓝的叙述中显得很是平静。因为，另一波奔涌的热浪，几乎占据了她所有记忆：“那时，爱国知识青年去延安形成一股潮流，势不可挡，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尽管路途遥远，而且黄土高原纵横沟壑，徒步行走需要漫长时间，可一路上大家欢快地唱着抗日歌曲，顾不上疲劳和艰辛。”

    踏上延安土地的那个瞬间，定格在于蓝的记忆深处。“那是1938年10月24日，当大家筋疲力尽地又拐过了一个山坡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啊，宝塔!’，我只觉眼前一亮——我们到延安了！”在于蓝的第一印象中，“延安城很小，东西都很简陋，街边都是卖烧饼的，卖梨的、卖枣的。”

    投入火热革命 “一次都没想过家”

    在延安清凉山下，于蓝在抗大、女大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是个真正自由的、抗日的地方。”于蓝说，到那时，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延安”。

    因为说话方言味不重，她很快被推荐到剧社，成为一名演员。在舞台上的突出表现，又让于蓝脱颖而出——组织上把她调到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鲁艺”。

    这一年，于蓝19岁。也是在这一年，她还经历了一件人生大事——与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文清的演员田方在延安结婚。

    于蓝回忆，实际上她当初的理想并不是走上舞台，而是想学技术、筑铁路、修桥梁。“但在热烈的学习气氛中，我体会到，文艺工作也是一种战斗的工具，它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抗日斗争。”于蓝被编到抗大八大队后，住在清凉山下的一座旧庙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字抗大校训，处处体现在学习和生活当中。这种气氛，让于蓝快活而兴奋。她在给哥哥的信里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这个时期，于蓝在延安阅读了大量有关戏剧舞台的图书，为她日后的表演生涯打下基础。多年后，于蓝爱用一句话来概括关于鲁艺的记忆：“我一次都没有想到回家，你说怪不怪？我自己也很奇怪。”

    老人解释说，因为自己很早起就开始住校，生活很独立，到延安后的生活不仅很习惯，还挺高兴，“没有想过家，一次都没有想过。”当被记者追问，“是不是因为觉得延安就像自己的家？”于蓝笑了，“那时候不懂这说辞，就是觉得那个地方挺亲，觉得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儿。”

    到延安第二年，于蓝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清晰记得入党时的情形，那是1939年2月17日晚上，在延河边的一个窑洞里，她对着墙上挂着的一面鲜红党旗，紧握拳头，举起右手。从那一刻起，于蓝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入党对我是个鼓舞，鼓舞我去学习，去战斗，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最难忘‘小鲁艺’‘大鲁艺’”

    在延安7年多里，最让于蓝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毛主席来“鲁艺”给大家作报告。她甚至清楚记得那天鲁艺教堂的环境以及毛主席的穿着，“那天，主席来到鲁艺所在的教堂，教堂地面是土地中夹杂着砖地，地面打扫得很干净，主席讲话的时候，周围什么都没有，就一把凳子，凳子上放了一杯茶水。主席一直站着，也不坐，也很少喝水，就一直站在那儿给我们讲。”

    于蓝回忆，自己当时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离主席挺近，“看到主席的身上也是大补丁小补丁的，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了”。

    因为只是学员，于蓝并没能参加此前5月23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因此，30日这天，她听得格外认真，“主席讲了很多东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豆芽菜’问题，以及‘大鲁艺’‘小鲁艺’的概念”。

    正如于蓝讲述，毛主席在这天对鲁艺学员职工的讲话中谈到，大家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但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还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于蓝逐渐明白：演戏就要扎到生活中去，光凭感情和表演是不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也从以前面向干部演出，逐渐走近老百姓，寻找农民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1942年底，鲁艺在桥儿沟首先搞起了新秧歌，把原来传统的演员丑花脸妆改成新时代农民形象，秧歌故事也改成“兄妹开荒”，亲切的故事和场景，受到延安百姓的欢迎，“当时，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也跟我们说，你们在礼堂里，演那些外国戏，你自己觉得是艺术家，老百姓却不承认你。现在呢，你真正给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就管你叫鲁艺家，就称你为‘家’了。”

    那一年，于蓝表演的《南泥湾》秧歌由田方带队，每天要为农民演出五六场，每到一处，群众就奔走相告：“鲁艺家秧歌队来了！”这个场景，让她每每感动，也找准了自己今后事业的根基和演戏标准，“这才知道，要让老百姓认可，想要做个好演员，一定要到人民中去”。

    “窗纱做成演出服，效果挺不错”

    作为革命的大后方，当时延安条件很艰苦。

    一双朋友舍不得穿，赠送的袜子，被于蓝评为“最珍贵的结婚礼物”。至于吃饭，更是都要自己动手，“我们平时生活就是吃自己种的白菜，还不像现在吃的大白菜那么好，只有小白菜。”于蓝提及这段往事，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