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这药不能给你们用

    在我的记忆中，延安时期虽然那么艰苦、那么困难，但我和弟弟却很少生病。即使有个病痛，父母也总是用些当地老乡教给的一些土办法对付。就连大弟弟的气死病，也是只要他一犯，母亲就把弟弟就地按倒，裤子一扒，迅速把早已准备好的干艾卷点着，在弟弟的大腿上灸起来，直到他哭出声儿并撒一大泡尿。弟弟的气死病过来了。父母呢，也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所以，艾卷儿就成了给弟弟治气死病的灵丹妙药。

    但在我们看来，战争年代里，小小艾卷儿虽然多次救助了弟弟的病痛，却在弟弟的两条大腿上，留下了多个被点燃的艾卷儿灸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虽然父母看这些伤疤也很难受，但在缺医少药的当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延安一直遭受敌人的政治和经济封锁，能够搞到一点点药品，都是要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无数次封锁线。所以即使有药，又怎么能轻易给自己家的孩子吃呢。

    弟弟当时还小，除了艾灸时的疼痛，他没有什么其他记忆。慢慢长大了，懂事了。当我们在一起聊童年的时候，他也从没有异样的反应。不过我的心里时常在想，弟弟所以这么坦然对待，可能是他对父母的感激。因为他一犯病就昏死过去。每次，不但把父母吓的够呛，就连现场的人也都着急得手忙脚乱。即使这样，父母仍对他充满爱，始终把他带在身边。所以从延安出来，从来都没有想过把他留在当地的老乡家。

    父母都在荣校工作，上千人的荣誉军人都是各种等级的伤残人员。所以组织上为这些荣军的方便，克服种种困难，在他们的休养地甘泉下寺湾，专门配置了休养所和卫生所。而且卫生所就在人员相对比较集中、而且重度伤残人多的下寺湾街里的旧戏楼，离我们住的不算远。这样弟弟发病的时候，去卫生所最近最方便。况且我父亲是总务科科长，就管着卫生所，他给生病的孩子弄点药吃，根本不算什么事。况且，荣校的人几乎都知道何炳文、蒲文清有个气死病的儿子。

    可是，父母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原因很简单：荣校所有的一切，当然包括卫生所的全部药品，都是给那些为革命负伤致残的荣誉军人们准备的。父母对我们的解释就是 “孩子，这药是给那些为革命流血负伤的叔叔阿姨们用的，你们没有资格吃。”所以，我们记住了。我们生病只相信老乡治病的土方法。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到卫生所去过。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向延安进攻。延安军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响了延安保卫战。在我们随父母所在的队伍转战行军两千多里的路上，多次听到母亲对我们说这句“孩子，这药不能给你们用。”的话。

    陕北的三月还属冬冷寒天。因为是转移行军，所以我们穿的用的衣物和其他东西都带的很少。再加上战事紧，不能保障兵站及时安排宿营，所以随队的伤员和几十个孩子，不是伤风感冒发烧，就是肚子疼，或手脚冻伤不能走路。而我，总是发烧咳嗽嗓子疼。因为我是跟着队伍徒步走的，两只脚不但都打起了泡，还都生了冻疮，只能拉着带我的叔叔的背包，一瘸一拐慢慢地走。我太难受的时候，不敢喊也不敢叫,只盼着能有个架窝子坐坐，或者能在牲口背上歇歇。

    我父亲是带着队伍走在前边的。我母亲和带队的几个叔叔，他们就跑前跑后地照顾着行军的几十号大人娃娃，所以根本照顾不了我。只是在我极度难受的时候，她看着我那副病痛的模样，才会想起我这个随队行军的战士，其实还是个刚刚6岁的孩子。而每当这时，我得到母亲最大的关爱，就是搂抱我一下，然后对我说：“你是大娃儿了。你是象叔叔们一样的战士了。能挺的就要挺过去。我们带的药是给有战斗力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队上的伤残叔叔们用的。你还不行。你虽然是战士，可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因为你还没有战斗力。所以你的资格不够嗷。”

    我从小就很懂事。可是当母亲不给吃药，而用被子里抠出来的一点棉花，蘸着大蒜水涂我红肿的嗓子时，我疼得一边哭一边说：“妈妈，还是等我长大了、有战斗力的时候再当战士吧。那时有病就能吃药了。”

    在湖北和南下四川剿匪时，在北方生活的孩子们不习惯南方阴冷潮湿的天气，生病的比较多。伤风感冒不说，最让母亲着急上火的是不少孩子生了疥疮。有的孩子头上的疥疮破了直流黄水，一痒痒就边哭边使劲挠。母亲和所以的叔叔阿姨们，看着孩子们这么这副模样，心中都无比地难受。

    父亲和卫生队的王医生，听说硫磺对治疗疥疮特别有效，就千方百计到处寻找。当在众多人帮助下找到一点点的硫磺时候，真是如获至宝。都希望用这药，赶快治好孩子们的疥疮。于是父亲、母亲和王医生决定，先给疥疮重的孩子使用。

    当时我的两个弟弟都感染了疥疮。大弟弟不但身上有，而且头皮上的都破了直流黄水。好不容易结了疤的，也因为痒痒被挠破了。所以，小小的弟弟，整天被疥疮的痛痒折磨着。谁看了都心疼。

    但母亲，想都没有想过是否给弟弟用，哪怕只是一点点呢。所以，当随队十几个患头癣和体癣疥疮的孩子们全好了时，我的弟弟都没有享受过硫磺水洗头、洗澡的滋味。但幸运的是，弟弟们没有留下疥疮的病根。

    在南下的路上和在四川铜梁驻军期间，我的扁桃腺反复发炎，严重的时候，嗓子长满脓疱。那时卫生队已经有了磺胺、盘尼西林等一些好的消炎药。可是我的母亲，居然总是让医生用碘酒给我涂嗓子。她能忍心看着、听着我涂药时疼痛难忍的哭喊叫、有时简直就是嚎叫，也不让医生给我用点消炎药，使得我扁桃腺反复发作。以后，我又先后得过疟疾、猩红热，尤其是传染病猩红热，致使溶血性链球菌侵犯了我的心脏，又得了心肌炎，最终没有逃过这种病对心脏的的侵害，而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贻害我终生。在我60岁的时候，终因心脏瓣膜损伤病情加重，而不得不进行了心脏二尖瓣置换手术，至今三尖瓣、主动脉瓣仍存隐患。

    但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当年的决定和做法后悔过。我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由于受父母对自己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影响，所以在我的心里，从没有留下任何的情绪和埋怨。即使1961年报考大学因为风心病而受到种种限制，我也平心对待、顺其自然。

    王医生是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是炮兵旅供给处卫生队的医生。这是个瘦瘦的、矮矮的、做什么都谨小慎微的人。但他对家属大队的孩子们充满了爱心，对哪一个说话都和蔼可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给我涂嗓子的时候，都强忍眼泪。他对好多人都说过：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都呆过，从来没有见到何政委、蒲大姐这样严格律己的领导。我自己有孩子，我也见过许多孩子的父母，但是，我相信没有那个父母能做到他们那样。何况，他们本身就是管理部队后勤供给和卫生队的。他们的做法活生生地叫我感动流泪。

    我还记得，在解放战争我军大举反攻的 948年5月18日，母亲在武安生下了妹妹春忠。因战事紧张，母亲带着出生才几天的妹妹，就坐十轮大卡车随部队日夜行军。她和她的战友们带领家属大队的妇女儿童，冒着隆隆炮声和弥漫的硝烟，转战在山西境内的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一带。妹妹在行军路上过的满月。

    就因为连续行军，母亲和妹妹都受了风。母亲是浑身上下到处疼，妹妹则是眼睛红肿流泪，眼角堆满眼屎。慢慢地眼边也发炎了。妹妹的眼病都这样了，母亲却从来舍不得给她用一点点眼药，哪怕是用一点硼酸水洗洗呢。就因为母亲的固执和死心眼儿，所以家属大队的阿姨们没有不说她的。卫生队的包医生和王医生都跟母亲急了。包医生是个说话温柔、细声细气的人。她直对母亲说：“蒲大姐，咱现在是有药呢，给孩子用上一点点没有关系。再说，孩子能少受些罪，病也好得快。要不，那就该落下眼病了。孩子多受罪。”可是母亲却不为所动。她依然坚持每天用自己的舌头，在妹妹红肿的眼上舔来舔去。她还挺有说辞地对大家说“口水能消毒、能消炎治病”的偏方歪理。可当好多阿姨质问她：口水既然能消炎治病，那孩子的眼睛怎么一年多了还没有好？早给孩子用药水洗洗，也不至于这样呀！他们都特别心疼妹妹。

    由此妹妹还得了一个“烂眼边”的绰号。

    后来，部队从四川北上到河北石家庄永壁镇驻军。卫生所就在镇在上。部队稳定，整个条件都大有好转。而且由于父母工作的需要，组织还决定让供给处随军家属王建民的爱人韩富英，到我家专门照顾妹妹。而母亲却常常让她到后勤去帮忙。总说家里没什么事。可妹妹的眼病呢，一直没有好利落，整天眼泪汪汪，眼屎照旧。原因就是，母亲不让她带妹妹到卫生所去洗眼睛上药。这时的母亲虽然顾不上用舌头给妹妹舔眼睛了，可是，她只让富英姨用盐水洗，而不让用硼酸水给妹妹冲洗眼睛。

    韩富英瘦瘦高高，长脸。给人印象最明显的，是脸上一对酒窝和两颗龅牙。她一口河北邯郸那边的话，听着很好笑。我们都称呼她富英姨。她虽然没有孩子，但对妹妹的照顾很仔细精心。她也很疼妹妹。当有些调皮鬼喊妹妹“烂眼边”时，一贯胆小怕事的她，就会立刻和这些孩子们嚷嚷。她可是特别护着妹妹。所以她带妹妹虽然不到两年，但她的好多习惯动作、尤其是吃饭的劲儿，都对妹妹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就是由于她的照顾，妹妹的眼病才慢慢地好起来了。

    阿姨们也好，医生们也好，他们虽然指责、质问母亲，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母亲是舍不得把为数不多的药品给自己的孩子使用。不管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药品多么充分，不管自己的工作有多么方便，她和我的父亲是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点特殊的。而且，父母一贯认为，这是他们对孩子最重要的教育，也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文革”中自封住房

    1967年7月，“四人帮”仍然作乱非常。老干部仍然遭受着“造反派”的无端迫害。全国上下都处于秩序失常状态。父亲也未能幸免。他在交通部的所谓专案组和一小撮“造反派”当做特务内查外调、强行批判折磨下，于9日心脏出血，被拉到协和医院。但因为是“走资派”、又没有军管会的介绍信，而致死。当年，父亲还差两个月才50岁。

    父亲从1960年底至去世前，都担任交通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并兼任办公厅党总支书记。他的住房和用品基本按级别配给的。而母亲是1956年提前退休到街道居委会。按照多年的习惯，父母对级别、待遇都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从不越位。

    当父亲被迫害突然去世，弟弟妹妹又当兵在外，我住校，这使母亲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冷静下来，在不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到交通部去找军管会，要求他们收回何炳文生前享用的待遇，也就是家中公家给伤残父亲配的几样用品，诸如从来没有用过的一副假肢、一辆残疾人使用的小车、工作用电话、一个摇椅等。母亲主要是要退回按父亲级别分给的房子。她认为，人没了，他用的这份东西就应该交回交通部。自己退休了，有个自己和孩子们回来住的地方就行了。为此，母亲到交通部去了好几趟。可是都扑了空。传达室的造反派告诉她：都闹革命去了。哪有人呆着。

    因为事情没有结果，所以母亲就一次次地往部里跑。

    这一次可碰上人了。那人听说母亲是为这事来的，感觉特别惊讶：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是不是犯糊涂了？他甚至怀疑母亲有病。所以都没问母亲是谁，是死者的什么人，就一边告诉母亲这事没人管，一边往外推她。母亲不甘，就不走。那人对母亲喊起来：房子住不住，东西用不用是你们家自己的事，瞎裹什么乱！现都在抓革命，你们家这事算什么。再说了，交通部在全国有几十万人，都闹革命呢，谁有空儿管你的家务事。

    母亲怀着一肚子委屈回到家。她觉得那个人根本没有听明白她的意思。这根本就不是家务事。另外，她认为自己做得对，老何是被折磨死了，造反派应该对这事负责。可他的待遇，还是应该给组织交回去。给他配备的东西，自己不该继续使用。这是组织原则。共产党员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她想，你们不是没人管吗，那我就自己来管。

    那时我家住板厂胡同1号的一个小院。房子是中组部的。院里有北房3间和一个跨间，西房两大间，南房一大间和一小间。母亲决定把北房留下来，她考虑在外地当兵和住校的孩子回来要有住处，就自己决定把南房和西房封了起来。接着她又清点家具。说实在话，家里就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更谈不上家具。

    父母1953年专业到北京到中央交通部工作。要长期安家了，可是家里没买过一件家具，就是小板凳都没买过。家中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木板床和支床的长条凳都是找公家借的。按父亲当时的级别，凡给他配的东西几乎都没有要。如今十五年过去了，你说还能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上交的？

    母亲清来清去，查来查去，把一个破床，一把摇椅，还有个破柜子，找人帮助搬到南屋。自己又把这些东西擦干净，摆平摆齐。父亲坐的轮椅是公家给买的，它第一应在上交之列。所以，母亲像父亲生前一样，把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放稳当，用床单蒙好。把这些拾掇完毕后，母亲把屋子扫干净，关好门窗，上了锁。自己又找纸写上：“1967年8月封”的封条压缝斜贴在门上。怕沾得不紧，还使劲按一按。离开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心里踏实了。

    当时部里虽然很乱，但办公厅何炳文的家房子住不完要上交可传得挺。行政处的造反派，就乘机派了个造反派户住了进来。一家两个大人带3个孩子。据说女的在外造反，男的不爱言语，主家里事较多。好在当时家里就两个小弟弟和母亲，两家也相安无事。尽管他们搬来，谁都没有给母亲打过招呼，但母亲并不在意。因为母亲认为，自己上交了多余的房子，该谁住就由部里负责了，自己的心里踏踏实实的。

    母亲这样做了以后，派出所有的老同志、居委会的老姐妹们，以至母亲的一些老战友、老朋友都对她的做法不理解，认为母亲太左，她太不为自己的将来和孩子们着想。父亲在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些老同事，也偷偷到家里来劝说。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母亲的心里就一个想法，自己是个普通的退休干部，应该严守组织规定。她对自己的做法一点也不后悔。

    当我和弟弟妹妹知道这一切之后，除了有点遗憾，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因为我们太了解自己的母亲，她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说，她不是这样做，那才奇怪了呢。

    家里的住房虽然少了，挤了，但母亲的心愿了了，心里踏实了。这比什么都好。

    为子女当兵也会“走后门”

    1964年，我的妹妹有幸成为第一批进藏女兵。虽然已有两个弟弟入伍，妹妹可与他们不同。因为当时成都军区政委任荣将军是母亲的老战友，西藏来京征女兵，母亲很兴奋。她不顾及妹妹当时只有16岁，在女十一中上初三，虽然够征入藏小兵的条件，但母亲还是给她走了个“后门”。因为在北京征召女兵的部队有好几个，哪个都比去西藏的条件好。而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却有自己的想法和心愿。母亲对带兵的同志讲：“当年我们长征曾走过西藏的一些地方，那是为了北上抗日。今天进藏是为了建设。如果我女儿符合征兵条件，希望能带她走，让她去走父母走过的路。”为此，母亲不遗余力的应邀到各街道、机关、部门去为作报告，目的就是动员一些应征青年的家长，积极支持孩子参军对西藏戍边保家卫国。

    母亲当时所以要走这个“后门”，就是希望妹妹能到条件艰苦的西藏去。我共有四个弟妹当兵，母亲为其中的三个走过“后门”，结果，一个去了福建的福清高山，在山洞里搞了8年侦听；还有一个去了甘肃最贫困的定西，要吃土豆都得亲自种，生活用水都得自己打井解决。如果说和母亲没有为他们走这个“后门”，我相信他们当兵的地方，肯定会比这几个地方要好得多。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们在这方面没有一点想法和情绪。可以说，这是母亲的“公私观”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

    妹妹当兵了全家高兴。在新兵登车的那一刻，父母都去送站。父亲是坐小车去的，母亲和我是坐电车去的。同是从家里出发，却乘了不同的车。这件小事留给我和妹妹的记忆，是父母在家事上公私分明的原则性。

    公家帮助装修厨房

    为关心老红军，曾帮助装修厨房。母亲家的活由我毛毛负责。母亲这方面的事虽然不懂，可一点也不放松，尤其是所购买的材料，每样东西无论多少，都要发票。可是雇两个工人的工资就没法子开发票了。那就让工人写收款条。因为钱不多，弟弟就精打细算，待全部活做完后还剩下1千多元。所以花的钱不多，是因为要做活少，连橱柜都没做。母亲说：“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组织帮助，能节省二分就不多花一分。对公家的钱更要节省。组织的心情我们领了就行了。”母亲让弟弟把全部发票，和剩下的钱送回部里去。可行政处主管说，当初就给老同志说清楚了，部里给的钱本来就不多，实际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怎么能省下钱呢？就让弟弟把剩下的钱和发票拿了回来。母亲不听，还让送回。部里还是不收。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那堆发票和余下的钱，还在柜子里好好锁着呢！母亲说：“放着就放着吧，等我死了后交党费。我是公家的人，怎么还能贪公家的钱呢？”

    做厨房装修的同时，把母亲的住房也简单装修了一下。这个费用完全自己负担。但厨房和住房用料的账绝对是分着记的，料也是分着用，连一点水泥一块地板砖也不能混用。母亲说：“虽然都是我一家的房子，可是不能公私兼顾，不能糊里糊涂，必须公私分明。该我们自己出钱的，就不要打公家的主意。”因为母亲从参加革命、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公家。所以她是公家人。公家人怎么能打公家的主意呢！

    母亲说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对公家不贪不占。我们对群众和群众的工作、事情，要有热心，要积极主动，要有同情心，要有真心。做了好事不要回报，不求表扬，更不要总在心里记着，或挂在嘴边到处讲见人说。“公和私”，是我们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再说了，父母的公私观早已融入到他们的行动中。他们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会再去做什么该不该的思想“斗争”了。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么高的境界，而是，母亲独特的公私观，在她的言传身教和对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已成为我们的习惯想法和行为。

    母亲没有高深的文化和理论，但她对“公私”观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却是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我们会永远牢牢记住。

    要说公私不分，那是指我家的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单位、同事、朋友急需，都可以给、借、送。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们家有”或“我回去找找”。即使是我家正用着的也如是。母亲就有过将自家刚买的鸡送给病号，把正做饭烧着的蜂窝煤炉端给断煤的五保户，把给我们改好或补好的衣服，送给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甚至把刚刚蒸熟的热馒头也送给别人。如此等等。这些事情，在母亲在居委会的二十多年里，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事母亲从来不愿说，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尤其不爱听表扬赞美。她认为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理解母亲。因为我们懂得，国家对我们，公家对个人必须公私分明，这是原则。而我们对国家、个人对公家就可以公私不分。人与人之间这是情分。虽然居民中的贫困户有党有办事处照顾，那也是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这不是什么公与私的问题。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由于受母亲的影响，也曾这样帮助过班里几个家庭很困难的同学。我从自己每月2、3块钱的“津贴”中，节省出给他们买笔和作业本的钱，或替他们交学校组织看电影的票钱。因当年在学校入伙，午饭时还常常能把分给自己的那份饭菜，给不入伙但中午又没条件带午饭的同学吃。后来，当母亲知道是帮助班里的几个特别困难的同学后，她不但鼓励我继续下做去，还找出衣物、装好米面、买些文具送给她们。母亲还亲自给住在雨儿胡同的一个罗姓同学家送过大米。

    母亲为什么支持和鼓励我帮助他人？母亲说：“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的大家庭里，有了困难要大家相互帮助，不能光靠政府。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义务。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也没有公私之分。我们能对有困难的人给些帮助，也是我们做人的快乐。咱们家从你爷爷开始，就爱助人为乐。他那时不晓得什么公阿私阿的，只要你困难，只要他有，他就能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人。我和你爸爸都是公家的人，你们也是吃革命的饭、公家的饭长大的，连命都是公家的，还有什么公私分不分的！”

    母亲爱帮助他人，这是她从当兵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她认为：人是社会的。对社会上困难、贫困的人，尽我们的力量给于帮助是应该的。这实际也是为政府解难。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把人民的生活和相关的事，管理和处理得越好，会越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为人民为群众做事，为你身边的人帮助一点，这没有公私可分。她常说，帮助人是随时随地的事。不管谁碰到了都会出把力。这还用动脑筋想一想，是公还是私，该做不该做嘛。

    有事回自己家去打电话

    母亲和小弟弟毛毛在一起生活。有段时间毛毛去广州出差三个月，我就来陪母亲和照顾她的生活。我的原则是，我是她的女儿，好好照顾她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我必须做好。我要让老人家高高兴兴的。而且，还不能用她一分钱。母亲对我的做法很满意，只是在电话的使用上让母亲出现了不快。

    交通部为方便母亲，给这个老局级干部装了电话，而且由公家负责电话费。我陪她的一段时间，经常打电话。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发现，怎么我一接电话或打电话，母亲就站在我旁边，不说也不动。看我话说时间长了，就说：“有什么事打这么长的电话？”我要说没什么事，她就会说：“没事还说什么？”我要说我接电话，她会说：“接电话那边也要给钱。”如此等等。我心里就想：母亲怎么这样？打个电话能费多少钱！

    终于有一次，母亲不能忍耐了。她对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也学会占便宜了？电话是交通部给我安的。我没什么重要事都不打，因为电话费是部里出。你可好，有事没事就打电话，一打还没完没了的。这样可不行，三个月要浪费公家多少钱呀！以后，在我这少打电话，有什么事到你自己家去打！”我真没想到打电话会引起母亲这么大不满。当时也有点感情用事，就对母亲说：“打电话我给你交钱。”“给钱也不行，这不是公用电话。”我不想再听母亲有什么难听的话出口，因为我也是个有自尊心和明事理的人。主要的是，我不想惹母亲动火生气。我随即给了母亲50元。我想，母亲说说我注意就行了，钱她不会要。谁知，批评教育我的话没少说，钱也照收不误。我相信，只有我的母亲蒲文清同志会这样。但母亲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弟妹们在母亲家打电话，就很注意了。

    你只能享受自已的公费医疗

    离休干部生病受到政府照顾是应该的，而有些人的家属甚至三亲六姑八大姨也跟来沾光，这是母亲不能容忍的。母亲说这叫“卡油”，这叫占国家的便宜。无论是上千元的检查、化验或一些名贵药品，还是小到几分钱一片的药，母亲都严格地遵守公费医疗的相关规定。不准我们家属沾她的光，就是她自己在公费药和自费药的吃用上，也绝对公私分明。

    母亲有比较严重的眼疾，治眼病的药她绝不到处藏放，床头、茶几都是她搁药的地方。因为她知道没有谁会随便用。她有高血压、心脏病，这种药她也是放心的。但对于治胃肠的一些消炎药、治头痛脑热的什么感冒类药，以及膏药等，她可不随便搁放。有时发现药被动过，她都会问来问去。有一次妹妹拿了她的一盒感冒冲剂和板兰根冲剂，她很严肃地问妹妹为什么沾她的光。还说：“你有你的公费医疗，为什么不到规定的医院去取药？”我妹妹不以为然地说：“怎么了？感冒药又不是什么名贵药。”母亲一听有些生气地说：“问题不是这么说，而是在看病吃药的问题上，应该遵守规定和原则，要不然就全乱了。什么时候也不能乱不应该沾的光，这是个严肃的公私问题。现在所以有些人乱来，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守国家的政策规定。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妹妹没想到，两盒感冒药引起母亲这么不高兴，就赶快说：“别生气了，明天还你两盒。”母亲说：“这次就算了。以后你要还这样，我就去举报。”

    你想想，我们家这么多人，不管大人孩子还没有谁去敢犯这种公私不分、乱占便宜的事！而且我们自己也都能自律。但是，还真有不长记性的，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公私不分，总想法占公家便宜的人。虽说事情没那么严重，可在母亲眼里就是问题，就要接受批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