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魏玉琢，1922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祖父魏嵋[2]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就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常跟随孙中山宣传民主思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讨袁战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1918年，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国萌芽后，祖父又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祖父的影响下，我的几个伯父、叔父以及大姑、大姐们，也都先后参与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我生长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中，自幼便受到老前辈革命思想的熏陶，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我刚懂事时，祖父就教我识字，给我讲许多新奇有趣的故事。那时他教我认的字，都是些从未听闻过的，像“革命”“民主”“工农一家”等；讲的故事，也都是他亲身经历或自编的，关于宣传民主革命、解放劳苦大众、推翻反动统治的内容。这些进步和革命思想，在我幼小纯洁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

    10岁时，我进入祖父魏嵋[2]在本村办的第一所进步学堂读书，学魏复中与魏复敬（家父[3]）编写的平民千字本[4]，并参加一些当时的革命活动，在校期间，我阅读了祖父和伯父编写的宣传革命的书籍，对革命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时学校组织先锋队，我率先报名加入。老师发给我们一枚胸章，上面铸有“先锋图案”和“耕犁”二字。我们的活动主要是贴标语、散传单、喊口号，进行革命宣传。参加一些

    随着年龄增长，我看到长辈们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有的牺牲，有的入狱，还有的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这更加坚定了我长大后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我要为逝去的先辈报仇，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奉献一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时局紧张和家庭生活困难，我不得不弃学务农。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武工队工作队常来我们村开展工作。工作队长高照同志经常到村里组织积极分子，开展割电线、掀铁路等行动，与日本鬼子进行最后的斗争。记得有一天下午，高照同志来到我家，让我和陈玉田、三弟魏玉山召集村里的民兵。人员到齐后，高照同志对我们说：“今晚我们要配合武工队进行一次重要行动。为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我们要切断敌人从青岛港口通往内地的运输线（即现在的胶济线）。这次行动至关重要，关系到全国抗战大局，大家一定要沉着，听从指挥。”动员结束后，大家分头准备。晚上8点集合，10点在魏玉山、陈玉田的带领下，跟着高照同志和其他武工队员，前往崔家河一带，埋伏在铁路边上。天近半夜，一声令下，大家悄悄摸到铁路上。黑暗中，不知来了多少人，只隐约看到顺着铁路黑压压的一片，却听不到一点人声。大家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将铁路掀到路基下面，有的拆，有的扛，有的抬，不到一个时辰，一大段铁路就只剩下路基了。我们把拆下的铁轨抬回来，有的埋了，有的投进枯井并填上土。这一夜，我们破坏了从纪家河、李家河、崔家河、位家河到张家河一带数公里的铁路，给了敌人致命一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后来听说，这次行动有临朐、沂水等好几个县的人参与，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联合行动。

    在整个抗战期间，三弟魏玉山被新四军兼山东省军区荣立一等功一次（立功奖状[1]）。

    1945年冬至1946年春，抗战胜利后，我们当地农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成立了农会，我担任农会组长。在上级党组织和支部的领导下，我带领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活动范围涵盖本村、邻村以及益都城里，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和斗争大会，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本村地主、伪保长进行坚决斗争，为后续的土地改革奠定基础。

    1946年夏，国民党占领了我们这个地区，地方反动势力和反动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那段时间，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晚上则是我们的活动时间。工作队的高照同志经常在夜间来我村活动，通常在我家落脚。他的任务是打击反动势力，惩处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组织积极分子与敌人斗争，继续推进农会活动。在此期间，高照同志镇压枪毙了村里的孙玉升（孙玉福亲弟弟）、钟狗子等六个反动首恶分子，农会和民兵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时我是本村农会组长和民兵积极分子，因此遭到村里一些反动分子的刻骨仇恨，他们总想找机会报复我。

    当年农历10月初一天上午，益都国民党县大队突。然包围了我们村子，几十个人闯进我家。由于事发突然，我来不及逃跑，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抓走。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村庄的一些农会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当天晚上，党组织派高照同志前来营救。高照同志四处奔走，一方面向敌人施压，把本村保长和一些坏分子叫来，用枪指着他们的头警告：“如果我们村的魏玉琢有个三长两短，孙玉升就是你们的下场（孙玉升是被高照镇压枪毙的）！”另一方面托关系、找门路，最终将我救了出来。我在狱中煎熬了四十多天，幸亏党组织营救，才得以死里逃生。

    1946—47年拉锯时期，我曾和几个民兵护送群众向黄河北转移。在此期间，我与三弟魏玉山商议后决定，我留在村里继续与敌人斗争，同时照顾村里的老人，他则带领几人去参军。商定后，我立刻送三弟魏玉山、温仁方、李怀义、李志成等渡黄河北上，我与群众留了下来，三天过后不知什么原因，李志成返回本村（后从三弟魏玉山口中得知，过河时李志成上厕所没跟上）。

    1948年，经工作队李增田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的政治觉悟和对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革命热情和工作干劲也更加高涨。1949年土地改革开始后，我积极投身其中，发挥了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当时，本村地主及被镇压的后代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破坏土改运动，使得土改阻力重重。部分群众受地主反动宣传影响，对土改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给土改工作带来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员干部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在支部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揭露敌人阴谋，用事实教育群众，搜集敌人破坏活动的证据，重点打击镇压首恶分子，推动土改运动逐步深入，打开了局面。在支部交给的各项任务中，我的完成情况最为出色。

    1950年土改结束后，村里组织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我担任组长，带领组员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由于我们组生产成绩突出，对国家贡献大，受到县工作组领导孟宪新同志的表扬，成为本村的先进互助组。

    1953年，村里组织初级社，我也是骨干成员之一。我们分头组织群众学习社章，提高大家对集体化道路的认识，宣传走集体化道路的好处。然而，部分较为富裕的农户对此认识不足，对组织初级社持怀疑、观望甚至抵触态度。于是，我们党员干部和部分骨干率先组织起初级社。我将土改分得的土地、祖辈留下的园子以及所有家具都投入社中，组建了一个初级社，全社分为两个队，我担任一队队长。我与社员们齐心协力搞生产，还与富户开展竞赛。当年，我们社粮食大丰收，社员们获得分红，用实际成果证明了集体合作化的优势。此后，广大群众纷纷入社，三年时间里，全村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全村人也都能吃饱饭了。

    1955年冬，五个村合并成立了一个高级社，我被党员和群众推选为高级社支部书记兼社主任。党组织的期望和群众的信任让我十分激动，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下定决心，要做好每一项工作，带领全社发展生产，为国家多作贡献，让社员们过上吃饱穿暖、逐步富裕的生活。在这期间，我狠抓生产管理制度建设，对生产计划、工分处理、社员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周密安排，充分发挥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政策优势，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这套制度赏罚分明，多劳多得，分工合理有序，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社员们干劲十足，情绪高昂。高级社成立仅一年，就实现了由穷变富的转变，增添了大量牲畜和家具，受到县委刘瑞丰和韩荣芳同志的表扬，成为全区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合理且工作扎实的典型社。县委韩荣芳同志还组织其他社来我们社参观取经。此外，我认真落实党对农村五保户的政策，在生活等各方面对全社无儿无女的五保户给予悉心安排，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此事在群众中反响良好，大家都夸赞“还是社会主义好”。为此，益都县报社专门对我进行了采访并作了报道。

    1957年，高级社由五个村扩大到十五个村，我担任社长。1958年秋，人民公社成立，各村组建大队，我担任东圣水村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同年冬，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担任营长。在这期间，我研究改进了一种炼钢炒钢炉，在当时属于最先进、好用的土炼钢炉，我也因此被称为“土教授”“土专家”，各地纷纷邀请我去指导建炉并分享经验。

    1959年，我回到村里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当时，“五风”盛行，极左思潮泛滥，虚报产量现象严重，有的地方每亩单产竟报到2000斤，甚至3000 - 4000斤。产量达不到就记在社员账上，诬陷社员偷拿、私分。我抵制了这种错误做法，如实汇报实际产量和情况，却被扣上“思想右倾”的帽子，受到批判并被要求停职检查。

    这时整好刮共产风，吃大食堂，我家南屋作食堂，中屋作仓库，将大队粮食存在我家中房内，我当保管员看守，看守时还搞了一件小闹剧，在此就不说了。

    1961年，我恢复职务，再次担任东圣水村大队支部书记。当时，由于经历了1960年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以及错误路线的影响，大队集体生产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面临着经济困难、生产几近崩溃的艰难局面。但我想到党和人民的期望，没有向困难低头。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担任农会组长到大队支部书记，我始终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尽管1958 - 1960年间，因错误路线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我经历了罢官、复职的三起三落，但我坚信真理永存，乌云遮不住太阳。我对党的事业、对广大群众利益的赤诚之心从未改变。我秉持着为党的事业、为大队群众利益实事求是、拼命工作的信念，带领支部全体同志对大队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首先解决社员的生活问题，因为只有让社员吃饱肚子，才能搞好生产。然后，依据以往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重新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实行自留地保产到户，集体土地集体耕种，干部承包小队伍等举措，使大队情况逐步好转。1963年，全村用上了电，还建起了磨面机房。到1964 - 1965年，我们村摆脱了落后局面，生产得到极大发展。其中，六队的转变尤为典型。1963年，六队是全大队最落后的小队，社员人心涣散，小队干部不团结，坏人趁机捣乱，队里混乱不堪。大队支部成员都不愿负责六队。在六队社员和干部的强烈要求下，我决定亲自承包这个“老大难”队。为了彻底改变六队的面貌，我破釜沉舟，将全家迁至六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的想法得到了全支部的赞同和公社党委的支持。经过几年努力，六队从最落后的队变成了全大队最先进的队，对国家贡献最大，此事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东圣水村党支部被冲击，我也被造反派罢官、夺权，遭受游街、罚跪等侮辱，被冠以“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罪名。后大队支部书记有李志成担任，革委会主任有金凤祥担任。后来，我回到小队当了几年保管员，之后又被全体社员选举为小队长，还进入支部担任委员。

    1975年以后，新支部成立，我又被社员选为支部成员。随着年龄增长，我的精力和体力逐渐跟不上工作节奏。1982年，公社党委为我办理了老干部退休手续。退休后，我一直义务从事潍坊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遗址“中共东圣水党支部、益都县委、青州地执委驻地”魏嵋故居的保护工作，至今从未间断。

    写于：1999年3月1日

    此文撰写：魏嵋曾孙 魏国顺
    1972年应征入伍，1975年8月入党，现已军队退休定居苏州市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