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4日，年仅49岁的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呼唤着周恩来的名字,仍念念不忘心中的入党夙愿。早在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书生报国笔如刀。在邹韬奋短暂的一生中,与周恩来结下了伟大友谊。在此，追忆当年周恩来与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的感人故事。维系一段长期关系的核心，即长相守，离不开这3点。

    一、志趣相投，三观相似。

    ‘志同道合’，人们常常以为这句话是指事业，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去。

    良好的家风。母亲身上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与良善,滋润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对他们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均逝世较早，周恩来对母亲始终深怀孝敬之心和怀念之情。而邹韬奋,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如此发奋努力,是因为母亲的教导和鼓励。

    早年求学生活。1915年7月，暑假中，周恩来因无力支付探亲旅费，留在学校，被推举为由留校同学组成的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后来筹划赴日本、赴欧洲考官费留学事。均是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而邹韬奋在《经历》中这样写道：“回想我自己当时的苦学生生涯…… ·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那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那里，这简直是常事。因此心境上常常好像有一块石头重重地压住。”他们均是勤奋学生的苦学生，俭学生。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而抗战时期，邹韬奋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结合当时的各种形势，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

    这些，有了着共同爱国愿望，即便后来遭遇国破家亡的巨变，颠沛流离，但他们在精神上始终相互扶持。

    二、脚步同频，携手成长。

    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揭开之后，邹韬奋发表了《关于工作的态度》一文，尤其是谈了做事和做人的技术。（载1938年5月3日汉口(抗 战》三日刊第68号）。

    关于做事，邹韬奋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救亡工作是包括有各种专门的部门。这种种部门在工作上都需要它的特殊的技术，我们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对于这种技术 有比较熟练的素养。徒有空泛的大志而不肯认真做切实的事情，或虽做而不肯用心，不肯细密，认为小事不足为，不屑为：这是一般青年的毛病，而有待于时常纠正的。对这一问题，周恩来早在1919年2月11日，春节时，在日记中立下本年内应做的方针：“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以后，周恩来多次强调，在党组各组组织的任务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不仅使每个党员都了解，还应对党外人士进行说服和教育，要通事与人商量。团结别人共同做事等。可见，他们都要求，很负责地很周密地踏实做实事。

    关于做人，邹韬奋指出，我们青年要最最注意的是要有集体生活的良好习惯，即与人相处的做人的技术。有人在私人方面很好，但一与人共事，或易于得罪人，或与人共处不来。简单说起来，在切实做事方面，不要忽略小处近处；在诚恳做人方面，却要常常看到大处远处，胸怀要扩大，眼光要深远，才不致终日钻在牛角尖里，把力量分散于鸡虫之争或个人意气的小事上去。对此，周恩来是很赞同的，在不同场合多次讲，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做人民的勤务员，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

    邹韬奋在炮火中，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而后由上海迁武汉，再迁重庆，他始终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实行真正的全面抗战。遇到问题，如周恩来所言，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帮助解决。这种关怀使得报界同仁备感温暖。

    三、并肩扛事，共筑国事。

    真正维系感情的，是逆境中的不离不弃。1938年武汉沦陷前，邹韬奋主持的编辑部迁往重庆。1940年5月周恩来也来到重庆，此后，他们的交流更加密切了。

    对青年人的关爱。1941年2月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前夕，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青年知识》创刊号主编先生请邹韬奋和诸位青年朋友谈谈关于青年修养的问题，即《对青年朋友的小小贡献》（本文选自1941年8月6日香港《青年知识》创刊号）。而周恩来在1939年1月初，和邓颖超应邀出席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举办的校友座谈会。9日晚，出席南开中学举行的校友聚餐会，在会上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他们均重视青年工作，青年是未来新世界的创造者。

    对抗战形势的关注。在《邹韬奋谈人生》一书中多次提到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热烈主张抗敌御侮。当东北义勇军在黑龙江喋血抗战时，邹韬奋及时加以报道，并号召全国同胞捐款资助。1941年由桂林而飞抵香港，他继续大力宣传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分裂、倒退、投降。在这加紧抗战的伟大时代，“抗战第一”。每当周恩来同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邹韬奋深深地点了点头。他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邹韬奋尽心竭力地为党工作着。他们的友谊是经过风雨洗礼的信任与依赖。遇到风浪时，也恰恰是考验开始时。支撑他们走过艰难岁月的，是那份深厚的理解与担当。周恩来始终给他最大的精神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