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证作为一种古老的治理工具，其历史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它承载着统治者进行社会治理、维持治安、征收赋税以及控制军事要地等多重功能。

    在中国，通行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符传”“路证”等早期的通行凭证。《周礼·地官》中记载了“司关”的职责，要求过往商旅必须持有“节传”（一种通行凭证）才能通过关卡。秦朝商鞅变法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和流动管制，百姓出行必须持有“验”“传”等官方文书。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建立的“路引”制度更是闻名遐迩，百姓离开家乡百里之外，就必须向官府申请路引。

    在世界其他地区，古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文件，如士兵和官员使用的“文凭”。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置关卡，要求旅行者出示凭证，无凭证者不得通过。

    由此可见，通行证制度是人类社会一项非常古老的社会管理技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叫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过程中，为了防止敌特分子的渗透与破坏，确保苏区内部的安全，也建立了通行证制度。

图1   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木刻版通行证

    苏区时期的通行证（也称之为“路条”），形制简朴，纸张粗糙，多为蜡刻、木刻和手工书写而成，采用铅印、石印且图案精美的极为少见。然而，这些通行证的内容却十分详尽。除少数手工书写的之外，大多数通行证都清晰印有持证人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信息，并加盖了相关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部队、赤卫队的印信。有的通行证还注明了持证者的身体特征，如身高、体重、十指螺纹数量，以及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等具体要求。从现存的实物来看，不少通行证上还留有查验记录。这些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对人员流动的精密管理，也折射出革命政权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仍坚持制度化运作的不懈努力。每一张留存至今的通行证，都是那个年代基层治理真实运转的生动缩影。它们以最朴素的形态，承载着革命政权对安全与秩序的坚定追求，既有效防范了敌特的渗透，又切实保障了正当通行，实现了管控与便利的艰难平衡。这种源自实际需要的制度设计，不尚空谈、务求实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治国理政的初步能力。一张薄纸，串联起苏区军民的信任网络，也成为后来人民政权社会治理的雏形。

    在吴永明主编的《中央苏区革命史·调查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 年3月版，卷一第71页）中，收录了一段解放初期记者对瑞金市任田镇马垇村老同志座谈会的记录，读来令人感慨万千：“当时路条有两种，去远的地方利用纸开路条并加印公章，公章格式是圆的，如某区某乡苏维埃政府，在章子的中间有‘检查’二个字。去不远的地方则在手臂上写上时间盖上公章。没有路条的不准通过。以后紧张的时期则戒严，若要出去有事，在路条上写明他的身长尺寸，检查时则进行量，不对的就不准通过。这个检查叫赤色检查，这是为了保卫社会治安，保卫内地严防敌人破坏，基本上每隔一里多路设一个检查站，每天都去检查。另外，上级也经常派人来检查各地的检查站是否严格执行查检。少先队、儿童团是认真地来做这一项工作的。好的加以表扬，做得不够的则进行批评。”

    这段座谈记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的独特窗口。那些关于通行证制度的质朴回忆，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追溯，更是一把解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社会治理智慧的钥匙。当我们聚焦这些细节，便会发现通行证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它既构建了革命秩序，又保障了人民安全，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创新实践。

图2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放行证

    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行证制度作为一项基础性管理措施，展现出了精细化的分类特征。老同志们回忆说：“当时的通行证分为两种。如果要前往较远的地方，就需要使用纸质通行证，并加盖公章。公章的形状通常是圆形的（实际上也有条形的），上面刻有‘某区某乡苏维埃政府’等字样，章子中间还刻有‘检查’二字。而如果只是去附近的地方，就在手臂上写上时间并加盖公章。”纸质通行证保存下来的较多，而写在手臂上并加盖公章的通行证由于无法保存，目前尚未发现实物。不过，这种差异化的管理方式，体现了苏维埃政府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的科学管理策略。长途出行需要使用纸质通行证，因为这需要跨越多个检查区域，必须通过正式文件来证明身份和行程；而短途出行采用手臂盖章的方式，则兼顾了便捷性与节约性，适应了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精细的划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依然追求管理效率与社会便利以及勤俭节约的平衡。

图3   胜利县银坑区苏维埃政府手工写通行证

    通行证制度的严密性在革命形势紧张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紧张时期实行戒严，若要外出办事，在路条上写明其身长尺寸，检查时进行测量，不符者不准通行。”这一细节令人惊叹——在技术条件极为有限的革命年代，苏维埃政府竟然已经发展出如此精确的身份核验方法。将身高尺寸（有些通行证还注明持证者十个手指几个螺纹）作为身份识别特征，既简单易行又难以伪造，展现了革命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创新智慧。这种严密的检查制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卫社会治安，保卫内地严防敌人破坏，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构建起一道保护革命成果和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

    中央苏区通行证制度的实施，依赖于一个密集的检查网络。“基本上每隔一里多路设一个检查站，每天都去检查。”如此高密度的检查站点，形成了覆盖苏区的安全防护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并非僵化执行，而是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上级也经常派人来检查各地的检查站是否严格执行查检。”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确保了通行证制度不流于形式，而是真正成为保卫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从组织密度到执行监督，中央苏区的安全检查网络展现了一种系统化、全方位的治理思维。

    在通行证制度的执行者中，少先队、儿童团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少先队、儿童团认真地开展这项工作，对表现好的加以表扬，做得不够的则进行批评。”青少年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央苏区的一大创举。这一做法不仅缓解了成人武装力量不足的压力，更在革命实践中培养了一代新人的责任意识与纪律观念。表扬与批评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既保证了检查工作的严肃性，又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体现了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些青少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成为苏区社会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图4   兴国县乐江区东茂乡苏维埃政府路条

    通行证制度作为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的微观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治理理念与创新精神。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更是一种社会建设实践。通过这一制度，苏维埃政府实现了对人员流动的有效管理，防范了敌人的渗透破坏，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稳定。同时，通行证制度也促进了苏区民众的组织化和纪律性培养，在日常生活中强化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和安全意识。这种将社会治理融入日常生活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从通行证这一微观制度入手，我们可以窥见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的整体面貌。它既吸收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又注入了革命政权的创新元素；既考虑了战时环境的特殊需求，又兼顾了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既强调了制度的刚性执行，又关注了人性化操作。这种治理模式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在全国范围的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图5   龙冈区苏维埃政府政府早期（1930年6月）通行证

    通行证上的每一个公章，手臂上的每一个印记，检查站的每一次测量，都不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零星碎片，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探索社会治理的生动见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革命者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构建革命秩序和社会安全的壮丽画卷。这段来自马垇村老同志的记忆，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

    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央苏区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通行证制度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治理的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治理创新，源于对人民需求的深刻理解，源于对现实条件的准确把握，源于对制度细节的持续优化。这段历史启示我们，任何宏大的革命理想，都需要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才能变为现实。而这，正是中央苏区通行证制度给予我们的永恒启示。

    它提醒我们，治理的真谛不在于繁复的条文与严苛的管控，而在于扎根群众、服务人民的初心。通行证虽小，却承载着秩序与信任的双重重量，映照出革命者在风雨如晦中构建新社会的智慧与担当。这份源自实践的制度自觉，至今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