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英雄城，风雷文脉腾。诞生两任国家主席、孕育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色法制滥觞发轫、走出二百二十三位将军、十四万英雄儿女英勇献身……将星璀璨的红安城被冠以“中国第一将军县”的威名，从革命熔炉里流淌出的红安红定格为城市血脉，铁血红安也成为这方城池的红色标签。让我们循着典籍的足迹走进历史深处，一探英雄城的历史底蕴、人文情怀，领略智慧赋能、正气充盈的红安文化。

    文脉之起承：文风尤甚唯有楚

    文化，是城市醇厚的灵魂和清新的血脉。红安，原名黄安，雄踞大别山南侧，扼鄂豫两省要冲，自明嘉靖四十二年建县，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1927年11月爆发的黄麻起义，与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齐名，成为推翻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开端。红安以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彪炳千秋，与其精深的文化意涵密不可分。

    史称“淮南第一峰”的天台山是大别山的一脉，为红安文脉之所在。佛教大乘空宗“天台宗”即创建于此。明朝理学家耿定向退隐后来此筑天台书院，广收门徒讲学论道。文学家、思想家李贽等文人墨客慕名而至。状元焦泓带弟子挑灯夜读之山洞，成“状元洞”之幽绝。李贽、耿定向的十年观念论战，令天下注目，黄安大地文风强劲至极，留下“惟楚有才（一说文风尤甚唯有楚），楚亦在黄（安）”的美名。众多摩崖石刻系天台山不解之谜，型构一方胜景，标注着黄安于明代铸造的辉煌文化奇观。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深深浸润黄安大地，孕育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继宋明理学奠基人程灏、程颐之后，又造就经济发展学之父张培刚，文学家、翻译家叶君健这样的世界学术大师，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卓著：张培刚论作被多国大学列为基本教材，叶君健获颁丹麦国旗勋章。

    清末民初，民不聊生、苦难深重，黄安的文脉却顽强绵延。1923年冬，时任湖北省委委员的董必武组建中共黄安工作组，回乡创办平民学校，唤醒人民起来革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董必武指导武汉中学等校的黄安籍进步学生组成旅省黄安青年协进会，创办《黄安青年》刊物，抨击反动政治思想，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黄安境内还创办《群众》《战斗报》等革命报刊，引领剧烈动荡中的社会思潮，点燃黄安不息的革命火焰，造就英豪辈出的人文奇观，写下红安历史上最壮丽辉煌的一页。

    《黄州府志》记载：“自古黄、麻歌舞地”，为激励民众的斗争意志，黄安套用传统民歌曲调，创作了《送郎当红军》《解放四季调》等大量革命歌谣。“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啊竖起来……”，以民间乐曲改编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旋律明快，随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转战南北，很快流传于全国各地，激励劳苦大众奋起反抗，至今仍脍炙人口。自编自演揭露侵略罪行的活报剧《三个魔鬼》、京剧《东条求救希特勒》，编导《怒吼的黄安》《劝夫参军》等节目，常至村头、旷地演出，使得抗日救亡思想入人心、得民拥。

    文胜质则史。文脉的绵延，联结起苍翠过去与无尽未来。红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源自旺盛的创造力，在至暗时刻袭来时，完成了在上下求索中救亡图存的历史转型。

    文化之胆魄：英雄气千秋凛然

    历史文化蕴藏着城市的精神积淀和思维方式，为革命斗争的先行埋下伏笔。早在秦汉至隋唐时期，战争就成为多极化竞争格局的重要手段，军事统帅已注重谋士智囊作用的发挥；五代十国至元代时期，战略战术发展到空前高度；明清时期的作战指挥进一步发展。黄麻起义的一声惊雷，揭开中共在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序幕。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红四方面军的初生血液和骨干力量。黄安县委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创建的黄安光山边红色区域，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的雏形。作为苏区的发祥地，国民党每次“会剿”“围剿”，黄安都首当其冲，数万黄安青壮年加入革命洪流。在斗争、时疫侵袭的极限挑战中，先后重建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八军，坚持根据地武装斗争。摸索出“便衣队”斗争形式，为鄂豫皖苏区带来转机。日军犯我中华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黄安形成，红二十八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日军侵入县境后，全县军民奋起抵抗。由于国民党黄安县当局奉行反共政策，军事斗争错综复杂。新四军第五师不断粉碎日、伪、顽的进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三十万兵力围困中原解放区，原地方武装大多编入中原军区部队奋起突围。7月，中共黄安县委利用天台山奇峰峻岭的险要地势开展游击战。1947年，刘邓大军入境与游击队会和，创建县北解放区，给敌人的心脏插上尖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刘邓大军转出黄安后，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八师入境“驻剿”，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再度转入游击战争阶段，直至1949年4月县境全部解放。

    辩证的思维方式，培养出红安人对家国强烈的责任担当。在风雷激荡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一位位铁血战士成长为战功卓著的将军：“不下马的将军”李先念在首次指挥红三十三团的黄安战役中，就展现出极高的军事指挥天赋，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授予红旗，命名为“共产国际团”，创下鄂豫皖红军史记录。指挥的中原突围战役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一代战将王近山于韩掠村设伏将日军“战地观察团”一窝端，襄阳战役用“掏心”战术全歼守军，所在的六纵队由此获“最善攻坚”之誉；旋风司令韩先楚跨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创造中国解放军战争史上的奇迹。指挥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威猛神将秦基伟带领大军创造了以抗道工事为主体的防御作战光辉范例，被誉为“突不破的防线”，加速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失败进程……在炮火硝烟的迫催前，铁血战将壮怀激烈、足智多谋，不拘天时、不限地利，体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艺术。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激励着后世接续奋斗、笃行致远。

    韬展如神智，浴血擎战旗。“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民谣是革命年代黄安军民鱼水情深的真实写照。兵家曰：“将吏相应，军民相恰，胜也”。直将敌人打得闻风丧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奏响壮丽凯歌。价值追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昂扬向上的道德价值取向为红安文化注入了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

    致知在格物。文化的要义，以剑胆和灵心塑造出卓然超群。红安文化，传承了“表里俱澄澈”的历史文化源流，折射出“收拾旧山河”的文化气魄，谱写了天地英雄的传奇，深刻诠释了历史文化真谛。

    文化之光明：法治芒照泽后世

    法治承载着人类崇善慕美的初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弃笔从戎、渡洋学法，完成了与中国革命和法制的双向奔赴，成为党之元老、国之元勋、社会主义法制奠基人，为新中国革命事业与法制建设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董老播火薪，燎原壮法旌。1927年3月2日，为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董必武召集省党部和省政府紧急会议，起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以法律武器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七里坪镇和平街南端，矗立着一座青砖黛瓦的明清建筑，旧称南庙，这里就是我党首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审判组织——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1927年4月，七里坪农民协会按照董必武指示，建立以审判土豪劣绅为主要职能的七里坪革命法庭，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随之成立，共和国法制的星火由此燃起。

    法庭人员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以打鼓说书宣传革命法制的张南一当选为首任法庭主席，法庭内设审判厅、合议厅、警备室三个功能区。两个月内，关押和审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43人，实现从建立法制到实行法治的伟大探索实践。1928年3月，革命审判因主席张南一的牺牲而陷入低谷。几度风霜凌，法庭不屈不挠履行着司法职能。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闵丹桂兼任法庭主席时期，法庭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审理案件的法律法令就有200多个，红色法制的星火在华夏大地壮阔燎原。我党在鄂豫皖地区最早公开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我党最早的法庭庭长张南一、最早的司法警察执法队队长郑行瑞、现存我党最早的司法裁判文书…司法先行者以铁血丹心注解正义，挺立起人民司法的巍峨风骨。适用法律平等、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毅然生发，审判合议、刑事辩护、两审终审等刑事审判制度初具雏形，开创了人民司法先河。检察制度亦由此萌芽，首任国家公诉人程玉阶为“国家公诉第一人”。1932年10月，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留下战斗的共产党员，继续以法庭的名义惩治凶顽，鼓舞群众革命斗志。耸立起中国法制史的永恒丰碑，也为鄂豫皖苏区革命胜利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

    本立而道生。文化的光芒，为先行者的梦想拓荒奠基。不断探究生命的意义，专注追求社会正义，以董必武为首的司法先驱，在暗夜中燃起引路的星火，成为公平公正的植根者，为文明进步写下永载史册的序章。

    结语

    红安文化，是于古黄安葳蕤伸长的繁枝丽花。文化，承载资源异禀，更离不开积淀升华；文化，依托睿智的决策，也仰赖于赤诚的燃烧；文化，需要滚烫的创造，更寄望于勇毅地前行。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阔步前行的今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拥抱历史，感受到铁血红安的厚重人文情怀。谨以此文致敬红安文化，让红安的博大之美焕发新生，在五彩斑斓的文化强国建设征程中发扬光大、不息传承！

    参考文献：

    《红安县志》，唐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红安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红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战争：古来征战风云》，郭伟伟编著。
    《从士兵到将军——13位红小鬼到大将军的征战历程》，蒋斌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