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我会理事会研究决定，在2022年12月18日（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占川北）之时，在成都网上召开《成都红军后代联谊会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研讨座谈会》。

    研讨会投稿稿件：

    一、余昂 会长
    父亲余洪远：《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旺苍会议、剑阁会议及长征前筹粮工作情况的回忆》

    二、余晓新 理事
    父亲余述生：《翻越大巴山》               

    三、漆先望 荣誉理事
    《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纪念红四方面军入川九十周年》

    四、彭 浩 顾 问
    《弘扬革命精神 助推老区建设——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

    五、王荒原 会员
    父亲王波：《从川东游击军到红四方面军33军》

    六、罗玉英 会员
    父亲罗崇富：《巧渡嘉陵江》

    一、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旺苍会议、剑阁会议及长征前筹粮工作情况的回忆

    余洪远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六路进攻 “ 之后，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杨森蜷缩老窝重庆，刘湘把队伍拉回到泸州、宜宾、成都一线，往北也只在绵阳设防，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部队了，东南一片完全是空虚的。根据这个形势，徐向前总指挥提出了红军主力从东南打出去，解决吃穿用问题的主张。这个主张我们当时是坚决拥护的，它和中央“巩固老区，扩大新区”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要是照这个主张办，从仪陇、营山、渠县、大竹往东南打出去，在万县，忠州，涪陵一带扼守长江，杨森就被困在重庆了，杨森在六路进攻中丢了两个师，基本上垮了，他当时把大本营放在重庆，南充放了一个旅，其他如达县、宣汉、开江、开县，都被我们在＂反六路进攻” 中打下来。东边的万源，城口早就是我们的。杨森与刘湘的矛盾很大，依靠不了刘湘，只有南充有点外围部队。我们要把岳池、广安这一线再拿下来，嘉陵江以东，长江以北这样一片都变成了根据地，杨森在重庆就难以立脚，唯一的退路就只有往贵州跑了。向前提出这个主张时，详细分析了这个形势。当时我们有五个军，东南只要九军、三十军、三十三军打出去就行了，余下的三十一军、四军控制南充这一线。可惜的是这个正确的主张被张国焘拒绝了，他反而组织了陕南战役。陕南战役还是我参加旺苍坝会议时才知道的。旺苍坝会议就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跟红二十五军汇合的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红四方面军的军以上高级干部和川陕省委常委及省政府的领导。会议决定汇合红二十五军拿下陕西南郑，把川陕联起来。旺苍坝会议还决定把主力拉出去打陕南，川北只留刘子才，赵明恩一个支队，实际上一个团都不到，只有900多人来巩固。向前说部队留得太少了，起码要留一个军加上地方部队才行。会议还决定由王维舟、傅钟和我去南郑组织领导机构。会后我们三人跟三十一军军部向陕南出发，因为与红二十五军没联系上，南郑也没有打下来，总部决定部队回撤准备西渡嘉陵江。我们三个人到了勉县，又转到了宁强。在宁强，总部给我一个指示，要我去苍溪元坝子，其主要任务是：

    一、组织渡江的准备工作，建造船只和动员水手。

    二、筹备粮食，设立粮食站，组织招待站。

    三、省政府除一部分继续做政府工作外，其主要任务转入整个方面军的后勤工作（名义上还是省政府）。当时前方有五个军将近九万人，后方有省指挥部地方部队七千余人，补充师两千人，妇女独立师的一、二团两千多人，川陕苏区中共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政部门加上医院三万余人，共计十四万人（实际上有十八、九万人）。总部要我们筹集十四万人的粮草（实际上我们按二十万人准备了）。我们在这里筹粮的办法，基本上还是苏区那一套用交公粮形式，动员老百姓交义务粮。当时我们根据总部“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以嘉陵江为中心南北发展，主力向西迎接一方面军，迎接党中央”的精神，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打过嘉陵江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和一方面军＂的口号发动群众。这一带的老百姓听到了这个口号激动得很，除了交公粮而外，还把自己的口粮都交出来了，自己吃稀饭、野菜，很是感动人。特别是广元、苍溪及南江的群众，送粮的人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有的小孩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一趟又一趟把粮食送到元坝子（除昭化元坝子外，广元元坝子也设了个粮站，及时补充北去的部队，北去的部队在那一带也自筹一部分粮食）。当时军民的热情高的很，白天干，晚上也不休息，齐心合力筹粮。我们仅在这里就给部队筹集了约三十八万斤粮食。这些粮食分发给过江部队后还剩余了二万多斤，最后分给了船工和附近的穷苦人。

    再谈一谈剑阁会议。

    这个会议现在知道情况的人不多了，打完陕南战役，我们渡过嘉陵江以后，在剑阁由张国焘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在青川、平武前线没有参加。下面参加的人我记得的有周纯全、曾传六、张琴秋、傅钟、李文海、王维舟、我参加了，王宏坤也参加了。还有好多人记不得了，房子虽然不大，但挤满了开会的人。会址在剑阁城东南一个庙子下面的一个学校里（现剑阁县武装部驻地）。这个会议的内容如下：

    一、会议由张国焘总结了陕南战役和渡江战役。他说，陕南战役对胡宗南、杨虎城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消灭了王老虎旅；因为没有给红二十五军汇合上，改变了预计方针；由于陕南战役打击了胡宗南，我们得以杀回马枪并强渡过了嘉陵江。

    二、会议批评纠正了红军撤退时，少数同志在执行坚壁清野任务时任意烧房子的错误（当时已烧了洪口、九子坡、红三塘、毛裕镇、烟溪场、巴州新街、通江城以及剑阁城等地）。从这次会议后就再没有烧房子的现象了。

    三、会议决定三十一军及九军一部随总部、省委、省团委、省保卫局、省工会先抢占江油、中坝、进至茂州。张国焘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去茂州成立“波巴依达瓦”中央政府的主张（会后，张国焘到了茂州，当了这个政府的主席，下面设了各部，基本上与苏区政府一个样，只是把有些机构合并了）。

    四、会议决定原来的川陕省政府改为红军总后勤部，对外名义不变，由我负责红军总后勤部的工作。剑阁会议以后，我和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到了中坝，我搞粮食，他搞宣传。我带了近万人，他也带了宣传队，我住在中坝中学（四川省立第二中学），他住在山货栈（祥泰行）。这里是新区，总部指示我们要采取灵活政策，尽力把粮食搞到手，所以，我们搞粮食的办法与苏区不一样了。我和傅钟商量，赞成他仍用“巩固老区，发展新区，迎接中央红军，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口号发动群众。傅钟同志很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他组织人搭上很高的架子，找石工把劳动法、土地法刻在塔上，(即现江油县上的纪念碑)，到处也写满标语。

    我在中坝设了3个大粮站，要给全军每人筹集二十五至三十斤粮食。这里虽然是新区，任务又重，但除了大地主、大土豪外，基本群众对我们还是很好的。当时有九军、四军在绵阳一线防御成都方向的敌人，掩护我们放手大搞粮食。我们在这里搞粮的办法是：

    一打，打地主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
    二征，纳义务粮。
    三借，打借条向富有的人借粮。
    四买，用银元、大烟土向群众买粮。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不能满足前方需要，当时北川部队每天有几千人回中坝要粮。好在正值麦熟，我们采取了割借的办法，对于富农、地主的麦子，我们给参加割麦的人划田包干，规定任务，连割带打晒，由政府派人收称，你这块地打了多少麦子，用政府名义写个借条，说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多少麦子，今后此地成立政府后如数偿还，然后盖上大印。这种办法粮食来得快。我们割了地主、富农的麦子，老百姓高兴的很。当然，有时调查不清，也有割了中贫农的麦子的。碰上这种情况，我们除道歉外，还补付银元、烟土和苏区纸票。我们在中坝这个地方（还有梓潼、剑阁一部分）搞到的粮食达1000多万斤，几乎解决了整个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过草地的粮食。当时北川、茂州、汶川都没有什么粮食，多靠这里送，在这里搞粮食，最尽力的是妇女独立师（妇女独立一、二团），她们割得快，打得快，每天总比男同志多收好多粮。总部还指示我们在中坝解决部队的吃盐吃菜问题。这里是个盐巴集散地，来自自贡自流井的盐巴估计有五十来万斤，我们购买了两万多斤盐巴。中坝村产酱菜也多的是，还有辣子酱、海带、黄花菜，一缸一缸的辣子面，味香可口的资阳豆瓣，每天我们安排前方的人把这些东西搬走，此外，我们还搞了不少腊肉、布匹、棉花、马匹、医药等作战军需物资由我们自己运到前方。

    第一次过草地时，这些东西和军需物资帮了红军的大忙。

    中坝这块富饶的土地，这里的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贡献，对革命的贡献，我是终身难忘的。

    说明：

    1、该文内容源自余洪远同志在《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5月第5期的回忆文章，以及在《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5月第8期的回忆文章。
    2、本文人物介绍
    1.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副主席。
    2.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3.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4.余洪远：川陕苏区政府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代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5.李先念：红三十军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6.王维舟：红三十三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7.张琴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
    8.周纯全：中共川陕省委书记。
    9.王宏坤：红四军军长。
    10.傅钟：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1.曾传六：川陕苏区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12.李文海：川陕苏区工会主席。

    余洪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余洪远（1907一1991），陕西省西乡县人，1907年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 中共巴州县委书记， 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 川陕省保卫局局长， 省政府副主席， 中共金川省委军事部部长， 甘肃省财粮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共陕西省汉南特委书记。1938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一旅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军分区警备一旅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起任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旅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旅政治委员。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豫北、洛阳、豫东、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1957年任沈阳军区炮兵政治委员。1962年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1 年10月5 日在南京逝世。

    二、翻越大巴山
    余述生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转战，实施战略转移。部队冲破平汉线，血战漫川关，越秦岭，涉汉江，12月上旬，进抵陕西省西乡县的钟家沟。

    上级很快下达命令，要翻越巴山，到四川北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巴山如苍龙横空，巍峨险峻，山势峥嵘，绵亘于川陕边界，隔汉中平原与秦岭对峙，平均海拔约两千多米，峰巅之上，已是银光闪闪。翻越大巴山，从北麓到南麓，横跨二百多里，上七十、下七十、山梁七十。

    从陕西西乡到四川通江，一条羊肠小道，是入川的捷径，但早已杂草丛生，人烟绝迹。听说红军要过大巴山，一些老乡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指着我们单薄的衣服说：“冰雪封山季节，别说部队过山，就是老鹰也飞不过啊！”在困难面前，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像是钢铁铸成的硬骨头，对翻越巴山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方面军总指挥部命令红七十三师为前卫，以二一七团为先遗队，由师参谋长李特亲自率部先行，为大部队修路和在山上搭棚子。命令传达下来，从团部到连队，紧张地进行着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

    那时我在二一七团交通队任三班长，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班买了一部分镢头、锄头，准备了砍刀、绳索，每人带了15斤稻草。17日深晚，滴达滴达的号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

    部队在夜幕中，沿着钟家沟起伏不平的丘陵疾进，细雨霏霏，打湿了单薄的征衣，即使在行进中，全身也觉得凉嗖嗖的。走着走着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天气变晴，透过晨曦，看见沟壑两旁，梯田鳞次栉枇，林木葱笼，不时有村落出现。行进了三四十里，树木越来越少，显得一片荒凉。

    随着巴山的褶皱抬升，阴坡低洼处遍布了冰雪，部队在雪上行进，只听得脚下吱吱作响，在阳光的照耀下，坚硬的冰层上面的雪逐渐开始融化，水顺着往下淌，难以往上爬登。有的同志在鞋底下捆上了铁脚码，没有脚码的同志就用稻草搓成绳捆在自己的鞋上。

    同志们你拉我推，互相关照，跌倒了又爬起来，还饶有风趣地编唱顺口溜激励情绪，前面唱：“路好滑呀！”后面答：“越滑越好爬！”前面喊：“坡好陡呀！”后面应：“越陡越好走！”歌声中一支修路大军不停歇地在冰层上作业，把滑溜溜的冰坡修成一梯梯的台阶。

    部队像一条长龙逶迤前进，爬着爬着，再也看不清婉蜒曲折的小径，好像这里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条小道。怎么办？指挥员忙着询问带路的向导，探索路径。

    战士们砍灌木、荆棘，垫路、插路标争分夺秒。手脚被划破，就用烂布包扎一下，衣服被刮烂，衣襟随风飘荡。就这样，一条小径渐渐地向巴山顶峰延伸。

    越往上爬，天气越冷，空气越稀，山也更陡。山上布满了坚硬的花岗石、石英石和石灰石。往下看，万丈深渊，黑沉沉地不见底；万仞陡壁，犹如刀切的一样。

    峡谷间，袅袅升起淡淡的白云，不注意跌下去就粉身碎骨。有的同志为战友的安全，自己走在外面。师、团首长边走边和战士们谈心，讲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讲川北的地理环境、穷苦大众盼解放的迫切心情，说的大家心明眼亮，劲头倍增。连、排干部身上都背着两、三条枪，还走在前面进行宣传鼓动。

    大家忘记了疲劳和饥锇。“加油爬，脚不停，马上就到巴山顶；谁英雄，谁好汉，巴山顶上比比看！”口号震得山鸣谷应。“雄鹰飞不过”的巴山顶峰终于被红军战士踩在了脚下。沿巴山山梁走，夜幕徐徐降临，云层越来越低。

    我们迎着凛冽的北风掀起的飞沙，在靠近巴山南坡的山梁上宿营。

    上级要求我们全团要完成3个团宿营的棚子。

    这天部队行军120里，极度疲劳，时间又短，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在山梁低洼处，找到了一块块较平坦的地方，点燃了一堆堆篝火，驱走严寒，用冻僵的双手，持着砍刀、锯子去寻找树木，锯的锯，砍的砍。有的手舞镰刀，割蒿草；有的挖窝子，或用绳子捆棚架，往上面铺树枝，盖蒿草。搭好第一个棚子后，我们让潘副团长和身体弱的同志先到棚子里睡一会，但磨破了嘴皮，谁也不肯进去。

    那时，班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一直发疟疾，脸色蜡黄，四肢无力，要我进窝棚休息。但强烈地责任感，光荣的使命，一直激励我和同志们坚持战斗了整整一个通宵。

    次日10点多钟，全团完成了搭棚子的任务，李特参谋长逐个检查了一遍，望着一簇簇的窝棚丛，我们又踏上了征途。

    这天，由于即将进入四川边界，团首长命令交通队担任尖兵，侦察敌情。我们带了3个向导，换上了从钟家沟买来的老乡衣服，头上缠着白帕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巴山南坡，虽坡度轻缓，但小径崎岖。走着走着，看见山坡上有一块块梯田，地上堆着枯黄的包谷秸，说明不远处就有村庄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又加快了行军步伐。

    下午3点钟，我们来到巴山南坡下的一个一、二十户人家的小镇——核桃树。

    这天正好逢场，我们到时，听见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哀叫，我们急促赶去，看见一棵树上吊着两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身上皮开肉绽，鞭痕累累。两个收款委员嘴里骂着，正扬起皮鞭恶狠狠地抽打着。

    我们冲上去，还没有等两个家伙回过神来，德造二十响早已顶住两个家伙的胸膛，又急忙把两个老乡放下。

    老乡饱含着感激的眼泪，紧握着我们的手，倾诉着他们的遭遇。

    我们立即抓住这个好机会，召集老乡们在场上开了个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

    开始，会场上雅雀无声，不久，下面人声鼎沸，老乡们都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穷人的队伍。

    并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当场镇压了那两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收款委员。

    接着，我们向两河口疾进，于傍晚在两河口击溃了敌人一个连，揭开了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回头远眺，大巴山已银装素裹，苍苍茫茫，掩映在大雪之间，显得更加威武。

    ( 注：余述生将军的这篇回忆录 1996年、2010年分别在《解放军报》、《成都晚报》和成都军区《战旗报》刊载，报社编辑对原稿进行了删节。)

    余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1915年2月一1993年8月9日），又名余淑慎，1915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乘马四乡王楼村余家细洼（现属河南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童子团，并担任分队长、中队长，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九连战士，红十师二十八团二营通讯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三营九连战士、副班长、班长、师团委委员、宣传队队长，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组织干事，懋功县官寨游击队指导员，西康雅安独立团政委，红三十一军教导营二连指导员、政治部军事裁判所干事、卫生部党总支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副主任、旅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野战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川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四川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三、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纪念红四方面军入川九十周年
    漆先望

    1932年10月中旬，鄂豫皖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向西转移。先后跨越平汉路、突破漫川关、翻越秦岭，于1932年12月18日进入四川省通江县两河口镇。红四方面军西征三千里入川，比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转移长征早了整整两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后来对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未曾预料的重要作用，红四方面军也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一、保卫苏区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控制通南巴的川北军阀田颂尧正率主力部队出兵成都，参加“二刘之战”（即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阀混战）。趁敌人后方空虚之际，红四方面军主力大举南下，于12月25日攻占通江县城，1933年1月1日攻占南江县城，1月23日攻占巴中，开始在通南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以通南巴为核心的川陕苏区，以后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为保卫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先后组织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
    ——反“三路围攻”。

    川陕苏区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蒋介石先是促成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接着委任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命其乘红四方面军入川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攻。田颂尧抽调38个团约6万兵力，编成左、中、右3个纵队，于1933年2月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
    此时，红四方面军共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根据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即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经之险隘地区，构筑工事，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苏区内地，反攻条件成熟时，则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此战，历时四个月，取得毙伤国民党军1.4万余人，俘虏国民党军万余人，缴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追击炮50余门。不仅收复了川军进占的地区，而且使川陕苏区扩大一倍以上，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反“六路围攻”。

    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以夺取刘存厚兵工厂为主要目标的＂宣达战役＂；
    以夺取盐巴为主要目标的＂仪南战役”和以扩大苏区为主要目标的＂营渠战役”。
    同时，与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部队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川陕苏区也有了很大发展。
    在此期间，四川军阀刘湘击败了刘文辉，暂时结束了混战局面，并于10月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获得蒋介石大批军费和武器支援。
    随即纠集四川各派军阀部队，分6路围攻川陕苏区。参加“六路围攻”的川军共110个团约20万人，另有飞机18架配合，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企图在3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消灭于川陕边境。
    面对川军大规模围攻的形势，红四方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方针。期间，川军相继发起4次总攻，红四方面军相继收紧阵地。通过万源决战防御，为红军发动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东西两线分别发动反攻，给川军以沉重打击。
    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0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共毙伤俘国民党军8万余人，其中俘虏2万余人。缴获枪
    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飞机
    1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
    ——冲破“川陕会剿”。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策划川陕会剿，除川军外中央军也派部入川参战。敌军在川陕苏区周围部署的部队，很快增加到二百个团以上。
    为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广昭和陕南战役。
    1935年3月为配合红一方面军入川，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这三次战役不仅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计划，而且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入川。但由于优势敌人联合压迫，川陕苏区民穷财尽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战略需要。
    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了创立两年多的川陕苏区。

    二、艰难长征

    1935年5月初，红一方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筹粮扩红，部队得到较大补充，全军达8万余人。为迎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康边境地区（即现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州一带），由此开启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
    ——懋功会师。

    1936年6月8日，李先念率领红30军迎接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攻占懋功，继占达维。
    1935年6月13日，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不仅给红一方面军送去了急需的粮食、衣物，还抽调了红4军32团、红30军270团和红33军294团共3个建制团约3800人补充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则抽调了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攻占包座。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分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北上。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率1、3、4、30四个军为右路军，艰难走出若尔盖大草原。后，徐向前自告奋勇，率领红四方面军的4军和30军，经过艰苦战斗（10师师长王友钧和一批干部战士英勇牺牲），将敌胡宗南部49师大部歼灭，一举打开北上通道。
    ——浴血百丈。

    右路军攻占包座，北上通道洞开。张国焘却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通过草地，率领由5、9、31、32、33等5个军组成的左路军退回阿坝，并要求右路军重新穿越草地南下。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1军和3军单独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被迫率领4军和30军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此时，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并率部进军川西南，提出“打下成都吃大米”。
    攻打成都平原触动了川军的根基，1935年10月至11月，川军在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与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的百丈关展开决战。
    红军虽然毙、伤敌15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近万人，被迫于11月21日撤出百丈关。
    至此，南下红军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受失败。
    ——再次北上。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在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努力下，在任弼时、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干部的共同推动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非法的“临时中央”。
    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实现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为红军长征画上圆满的句号！

    三、突出贡献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长征不但使红军摆脱敌军的围剿，沿途播下革命火种，而且使党和红军冲破武装割据导致的地域限制，走上抗日前线，成为领导全国的革命政党和人民军队。
    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中都经过四川，且在四川经历的艰难险阻最多，停留时间最长。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8句中有4句提到四川，“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九十年前率先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开路先锋。

    红四方面军不仅是红军进入四川的先锋，而且是长征路上整个红军队伍的开路先锋。
    除了包座战役打开北上通道，红一方面军攻克长征最后一个关口的腊子口战斗，关键时刻立下大功的红4团2营，也是由红四方面军294团在团长张仁初带领下整建制调入红一方面军的。
    1955年大授衔，毛主席走到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张仁初身边时，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对他说：“你就是张疯子吧，腊子口那一仗打的非常漂亮呀，我一直记得你！”
    ——居中策应。

    因为长途征战，入川前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均损失严重。多亏先期进入四川的红四方面军通过居中策应，吸引了大量敌军，才使后期入川的红军部队转危为安，并得到宝贵的休整时间。
    红四方面军不但为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提供了大量粮食、衣物，而且提供了重要的兵力支持。除将3个团整建制调入红一方面军，后又将红33军整建制并入红5军（原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将红32军整建制并入由红二、六军团组建的红二方面军。
    ——征战主力。

    红军在川期间的所有重大战役，包括川陕苏区反围剿、强渡嘉陵江、南下作战和开辟北上通道，军力相对雄厚的红四方面军都是征战主力。
    为此，付出重大牺牲，立下赫赫战功。
        今年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九十周年，回顾历史，为红四方面军的丰功伟绩深深震撼！
    四川和全国达到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对红军前辈最好的告慰！
    展望未来，红军前辈鲜血染红的党旗和军旗正迎风猎猎，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注：作者曾任巴中行署副专员，其父漆承藻是九十年前随红四方面军入川的老红军。

    老红军漆承藻
    1906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漆店村。
    1929年5月商南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2月随红四方面军入川，曾任红四方面军红30团供给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工作。
    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四、弘扬革命精神 助推老区建设——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
    彭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的相关指示精神，持续加强研究和宣传，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助推川陕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陕南一带，乘四川军阀混战正酣、川北兵力空虚之际，火速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
    12月18日，进入通江两河口，
    25日，红军占领通江城；
    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城；
    2月1日，红军进入南江城。
    红四方面军在解放通南巴地区的战斗中歼灭川军约3个团，溃敌8个团，迅速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随后，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和“围攻”，开展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形成了面积、人口居于全国前茅的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12月入川后，迅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政府，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烈拥护。
    到1934年11月，建立了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的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
    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创建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极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与同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他苏区相比，川陕苏区的人口居于首位，面积第二。
    毛泽东曾经对川陕苏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苏区，充当了中国革命南北转移的桥梁，意义重大。

    今日今时，川陕革命老区——巴中大地山河锦绣，360多万巴中人民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与党中央同心同志、同向同行，在迈向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巴中的豪迈征程上，脚步铿锵、坚定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巴中市始终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牢记“国之大者”、担当“兴市大任”，组织带领全市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笃行实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巴中的壮阔征途上，全面展示了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助推川陕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英雄气慨。

    ——这是艰难壮阔的10年。
    10年来，连年洪灾、疫情肆虐、高温烧烤、经济下行。
    答好前进道路上的这些必答题，巴中人民不屈不挠、攻坚克难，办成了许多奠定基础、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在壮阔而艰难的岁月里写下了极不平凡的篇章。
    ——这是加快发展的10年。
    10年来，加快经济建设发展一直是不变的主题。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做优存量，做大总量，谱写了一曲曲深刻改变巴中面貌的发展壮歌。　　
    ——这是全面小康的10年。
    10年来，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一直念兹在兹。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四川脱贫攻坚主战场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年梦想成为现实。　　
    ——这是奠定格局的10年。
    10年来，推进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重大布局一直是巴中的擘画重点，从兴文新区具备相当规模到恩阳新区如火如荼建设，再到文旅新区正式组建，巴中的发展格局基本奠定。　
    ——这是夯实基础的10年。
    10年来，巴中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的夯声中驰而不息。
        高速铁路建设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一条接着一条开通，机场航线一条接着一条开通，大型水库一座接着一座建成或开工。
打基础、利长远，这10年可圈可点。　　
    ——这是人民至上的10年。
    10年来，民生投入总是财政支出的保障重点。
    巴中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到就业保障，小到烤火取暖，都枝叶总关情，浓浓的为民情怀总是那么温馨。　
    十年奋斗充满艰辛，十年答卷不辱使命。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腹心，一个崭新的、充满了发展张力和生长能量的巴中正在崛起。　　
    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巴中在哪里？
    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中国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南。
    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形成了巴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造就了一个物产丰富的巴中，也因此阻隔了这里的人们与外界的交流互通。
    “千峰万仞大巴山，堵堵山墙一道道关，何时打开那墙，何时闯破那关？”　　
    从背着干粮、打着地铺，5万群众历经600多个日夜，硬是用人工方式让巴中有了第一条二级出境公路——唐巴公路开始，巴中掀起以交通建设为主的基础设施大会战。　
    当重庆北到巴中的K9413次列车驶出站台时，标志着巴达铁路的建成通车。　
    当北上出川的重要通道之一
    ——巴陕高速全线通车时，米仓天险从此被突破。　
    当开行至成都、重庆绿巨人动车时，巴中告别了无动车的历史，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驶上了“快车道”。　
    当巴中恩阳机场正式通航，并开通至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城市的18条航线时，巴中人民实现了“飞天梦”。　
    当被誉为“红色铁路” “扶贫铁路” “振兴铁路”的汉巴南铁路巴中至南充段开工建设时，巴中，即将成为西安——成都——重庆经济圈的大动脉中一个重要节点。
    工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一个传统、小作坊式的食品企业，通过退城入园、转型升级，胡婆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检测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民营企业。　　
    一瓶原本不火的本地酒，生产技术和方式更新后，江口醇远销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临港产业园，仅仅两年时间，基本形成了以智能终端、智能穿戴、智能家居为核心的“巴中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十年发展，工业成就骄人。
    建成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个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2个省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园区建成面积达到28.5平方公里；
    全市工业企业从835户增长到2216户、增速百分之165，工业个数从
    141户增长到334户、增速百分之137；
    全部工业增加值从72.14亿元增长到119.54亿元、增速百分之65.7，食品饮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占比突破性增长。　　

    十年发展，日新月异。
    巴中工业不再是“严重滞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农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平昌县澌岸镇中和村养牛大户苟中鲜，每天都要装稻秆，给栏里的
    100余头牛准备草料。
    中和村已发展养牛户10家，存栏500多头，去年净利润达到80多万元。　　
    十年来，农业特色加快发展，规模快速扩大，建成茶叶、核桃、当地药材基地249.05万亩；
    “巴字号”越来越响亮，“巴食巴适”品牌价值124.48亿元，“南江黄羊” “通江银耳”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21年全市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174.5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7.4，增速达巴中建市以来最高。
    现代服务业不断提档升级。
    十年来，经开万达、中泉国际、红叶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相继建成，特色商业街、步行街相继打造，城市商圈、便民生活圈健康发展。服务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145.47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60.74亿元；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百分之35提升到2021年的百分之48.6……
    消费市场迸发出源源不断的活力。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提升。十年来，全市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63.5亿元，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近5亿元；
    累计争取国省外经贸发展资金2800余万元，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外经贸展会（洽谈会）200余场次；
    出口产品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十年来，成功创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均实现了零突破；
    通江县、平昌县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南江、通江入选天府旅游名县，巴州区入列国家级中药材溯源试点县。　　
    十年来，工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发展强劲有力，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新时代巴中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加快书写。　　
    这十年，发展速度如何？
    数据作答：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的374.67亿元到2021年的742.51亿元。　　
    这十年，巴中人民昼夜兼程、锐意进取，流血流汗不流泪、宁愿苦干不苦熬，在平凡的岁月里写下了极不平凡的篇章。　　
    巍巍巴山定会铭记巴中人民这段不易的奋斗历程；
    汤汤巴河定会为巴中人民用辛勤和汗水、勤劳智慧换取的发展成绩和速度而自豪！
    回顾巴中的发展史，从90年的历史中走来，沉淀出丰厚的历史底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总结运用好当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铭记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失误教训，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锻造出的苏区精神，用党的奋斗历程鼓舞斗志，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用党的实践创造启迪智慧，更好担负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为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助推革命老区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从川东游击军到红四方面军33军一一摘自王波回忆录《血染巴山战旗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八七会议。
    遵照会议精神，在武汉的部分川籍共产党员，王维舟、唐伯壮、冉海舫等人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创建了以川、陕、鄂边区为革命根据地的川东游击军，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坚持不断地同国民党反动军阀进行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区。消息传来，川东地区群情振奋。各县农民协会发展很快，游击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更好做了。扩军时，都由各乡农协主席挑选贫雇农成份好的青年，送到游击队。这不仅充实壮大了游击队而且保证了这支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
    至1933年5月，川东游击军已发展到3000多人。
    为加强游击军的建设，王维舟在大山坪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宣汉县委书记修焘，宣汉特区副书记龚堪念和省委巡视员。游击军支队长冉南轩、蒋琼林和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首先调整了游击军三个支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同时根据当时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川陕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明确了游击军今后的斗争方向及任务。决定暂时放弃开江、开县游击区的活动，将川东游击军主力三个支队集合于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地区，紧靠川陕苏区的外沿作战，配合四方面军主力红军前后夹击敌人，不断袭击敌人后方兵站及交通要点，使顽敌反动军阀刘存厚部队腹背受击。
    自从得知红四方面军入川的消息后，王维舟曾四次派联络员到通江苏区联系，却没有一人回还。川东游击军只好根据形势，在敌后积极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
    在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后，老牌军阀刘存厚为防备红军主力进攻，将部队北调，增强万源至土地堡一线的防御，从而造成后方空虚，给我游击军以扩大活动和打击的机会。
    1933年10月17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红军分左、中、右三军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迫敌溃退至宣汉城东30公里之南坝场。这时，此地逃敌连同来援的刘湘部共有八个团之众。
    川东游击军得知这些情况后，于10月18日，在宣汉前河马泥爪的南岸长房子，召开了紧急会议。王维舟向指挥员们介绍了这次战役的形式，提出游击军的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打大仗，坚决消灭各方面逃窜之敌。具体部署是：第二、三支队集结在江家山、马泥爪沿河两岸，截击宣汉方面通过前河东窜之敌，及由普光寺、清溪场向南坝场之逃敌。一支队及芭蕉场吴志太所掌握的团丁300多人，由冉南轩统一指挥，立即奔赴宣汉以南七里峡、天生桥地区设伏，堵截宣汉南逃开江之敌。总指挥部暂设长房子。王维舟随第三支队行进，设伏于马泥爪至桅杆山谷地区。我率第二支队位于马泥爪至江家山北岸，并立即调动三河场，铜鼓石，清溪场的所有农民游击队、自卫队、少先队在风包嘴山北侧隐蔽待命，配合第三支队作战。10月19日晨，我们一举歼灭了由宣汉县城逃窜至马泥爪的刘存厚部一个连，俘虏敌人100余人（后发给路费全部释放）缴获意大利造步枪120余支、子弹六千余发，手榴弹300多个。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动群众以鸟枪、土炮、大刀、梭镖等武器，将万源和宣汉约八个团的逃敌围在南坝场地区一个星期。因敌我力量悬殊，川东游击军无力消灭这股敌人。
    这时，红四方面军已解放宣汉全城。我们获悉徐向前及总指挥部已进入县城。为尽快消灭南坝之敌人，王维舟于10月21日先派龚堪念前往宣汉联系，张国焘未接见。10月23日再派我以川东军委副书记身份，连夜组成了一个由50多个乡农协会主席参加的代表团，前往宣汉县城。这次，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热情接见，我将王维舟写的亲笔信面交总指挥，并将川东游击军配合主力夹击各方面逃窜之敌，以及目前将约八个团的逃敌围困在南坝场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并请求派主力红军前往下八庙，共同全歼残敌。经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领导研究后，决定派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第二十八团、七十三团，奔赴南坝场增援。看到主力红军的到来，我游击军士气十分高昂，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敌八个团全部击溃，我军一直跟踪追击到开县的高桥及开江县的宝塔坝。至此，达县、宣汉、城口、万源四县全境解放，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西门外操场上，王维舟主持召开了三万人的群众大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委员陈昌浩，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大会上宣布：原川东游击军所辖各部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冉南轩任第97师师长，蒋琼林任第98师师长，王波任第99师师长。
    自此，红四方面军第33军成立了。
    红33军成立后，宣汉、达县两县人民，热烈庆祝，爆竹声、歌声交织在一起，两县人民掀起了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
    红33军成立不到半个月，即有三万多游击队员参军，全军编制满员后，又成立了由于代生（江震）为师长的独立师。
    红33军在红四方面军统一指挥下，投入到巩固川陕苏区的斗争中。

    老红军王波（1908—1999），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清溪乡人，是王维舟的侄子。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队，由王维舟任军委书记兼总指挥。
    川东游击队辖三个支队，其中，第二支队由乔典丰任队长，1932年冬川东游击队再次整编，王波任二支队队长。
    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西门操场，川东游击队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王波任红33军99师师长兼政委。
    此后，历任红四军步兵学院教育长、吉林省军区警一旅参谋长、
    46军师参谋长兼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云南省冶金工业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是四川省第四、五届政协常委。

    六、巧渡嘉陵江
    罗崇富

    1935年春，我们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去打汉中迎接红25军，先后攻克了宁强、阳平关、沔县，歼敌七个团。这时胡宗南调动了5个师的兵力在汉中切断了两军会师的通道，我军行动受阻，两军会师毫无希望。
    这时中央红军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行程万里已进入贵州省，并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中国工农红军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马上就要入川了。这样我们四方面军又返回川北，准备渡过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师，同志们至三四年底反击敌人＂六路围攻 ”以来，一个冬季没有得到过修整，大家十分疲劳，在要去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喜讯的鼓舞下，全军上下革命热情高涨。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自组建以来都是在山地、丘陵地带作战，对渡江、渡河作战的经验很少。总部决定渡江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王树声同志为前线副总指挥，并组织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决定红三十军为先头部队，军教导队为渡江的第一梯队，我263团为第二梯队。
    为此，王树声同志决定在全军抽调会水的木工、铁匠等人集中组成一个水兵营在嘉陵江的支流东河练兵与造船，训练架设浮桥并准备各种渡江器材。
    王树声同志一面派出侦查人员收集敌人江防情报，掌握沿江地形、道路、渡口及敌江防工事，敌纵深兵力部署等情报，一边亲自带领渡江一、二梯队相关的各级领导们去到前沿了解敌情、观察地形、选择战机，选择最佳渡江点，决定把先头部队渡江的地点定在了苍溪塔子山脚下。
    一、这里的水面不算太宽，大约150米， 水的流速较缓慢。
    二、我方河岸上有塔子山制高点，山上树林茂盛，既利于遮挡隐蔽我方营地，又便于观察河对岸敌情，战时做为制高点利于控制战场。
    三、对岸敌人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部队，他们依仗嘉陵江为屏障，部队麻痹大意，江边只布置了一个班哨，战斗力不强，河对岸的庙子山上住有一个连的兵力，敌人主力住在离嘉陵江边几里远的苍溪镇上。
    他亲自在塔子山带领渡江一、二梯队排以上干部观察地形，介绍敌情，要求干部们做到心中有数。
    王树声同志对我们说：我们这次的渡江要在夜晚进行，要发挥我军的特点和优势打近战、夜战，攻敌不备，出其不意。战斗一旦打响要猛打猛冲，打他个措手不及，趁敌人混乱之际迅速插入敌心脏，第一梯队登陆后迅速占领对岸制高点庙子山，要固守阵地作为大队渡江的桥头堡，掩护第二梯队和大部队顺利渡江；
    二梯队过江后要迅速向纵深发展，打向苍溪，扩大战果。同时水兵营要迅速架好浮桥，以便在思想上做好准备打他几个回合。
    王树声同志周密细致的工作，使每个干部了解了自己的任务。干部战土人人做到了心中有数，为保证渡江的胜利，他坚持组织一、二梯队排以上干部轮流塔子山上站岗放哨，并且像战士一样按时换岗换哨。利用站岗的时间，密切观察敌人的活动规律，并熟悉对岸地形。我军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渡江的布兵排阵，对岸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要渡过嘉陵江。
    全军指战员更是在要和一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鼓午下，全军上下都积极的开展了渡江的教育和必要的演习，造船工作在东河顺利展开。
    同时，水兵营和渡江的一、二梯队更是在东河进行渡江的训练。
    一切渡江的准备工作就这样不动声色的准备就绪了。
    根据造船速度和渡江材料的准备情况，王树声同志调整了一下渡江一梯队，决定二六三团派一个营加入渡江的第一梯队。邵烈坤团长立即决定由三营担当此项任务。三营的全体干部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都争着当前卫连，王营长说：别争了，就八连为前卫连。王树声同志接着说：军教导队是三十军的精华，
    二六三团是善守能攻的泰山团，也是善于夜战的部队，这次渡江能否全胜，就看你们的了！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有着作战经验，又经过充分准备和训练的我红三十军，悄悄地向河边运动，王树声同志亲自在塔子山上指挥渡江行动。我们连和军教导队作为先头部队，借助夜色，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肃静无声的紧张的行动着，静悄悄地抬船下水了。（一只木船能乘载十五人，十二人就可以抬下水）我们登上船后起劲地向对岸划去，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嘉陵江哗哗的流水声和不时响起船桨的划水声。
    这时我们的观察员观察到敌人的哨兵正回去换岗，我们抓紧这一有利的时机加油划船，恨不得一步跨过江去，我们的船终于靠了岸。
    黑乎乎的岸上空无一人，敌正在换哨的哨兵还没有出来，大概是夜里的安静，使他们觉得很安全，所以哨兵很松懈，我们迅速的向敌人班哨住房扑过去。这时，敌哨兵才慌张的跑出来了，大概是听见了河边上的异常声响，但是我们已扑到他的面前，他慌忙打了两枪，扭头想跑已经晚了，我们抓住了他，并迅速的活捉了这一个班的敌兵。
    时间紧迫，我们在俘虏兵的带领下，猛扑庙子山，山上一个连的敌人听见河边枪响，已经乱了起来，还没有弄清咋回事，我们已经冲上山去了。手榴弹、刺刀对准了敌人的胸膛，敌人乖乖的交了枪。
    按战前的计划军教导队留守庙子山，以巩固大部队渡江的桥头堡。我们连随即直插苍溪，直捣敌心脏。后续部队连夜架设浮桥。
    接着，红军的大部队似滚滚的铁流，源源不断的过了嘉陵江。
    我们连就是这支铁流的尖刀！

    老红军罗崇富
    原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司令部副参谋长
    （1914一 1984） 金寨县斑竹园镇沙堰太山人。
    1931 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副旅长、军后勤部长、成渝铁路川南指挥部指挥长、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铁道兵第五师长、铁道兵第六师师长、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1982年定为正军职待遇。

    将帅碑林
    由洪学智上将题字一1955年和1988年洪学智将军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雕像园

    四川巴中有一座红军碑林
    1932年12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越巴山，长驱5000余里，抵达四川通江两河口，随即在川北地区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一全国第二大苏区。
毛泽东同志指出：“川陕苏区是扬子江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90年弹指一挥间，在当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如今已建立起全国最大的红军纪念碑林一一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由张爱萍上将题字
    红军十六字训词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在江西瑞金“二苏大”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佈告(第一号)

    主席 : 毛泽东      
    副主席 : 项英、张国焘 签发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的余洪远被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川陕苏区同时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还有: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张琴秋、李先念、王维舟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共计十人。
    上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发的中央执行委员、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的佈告。

油 画：徐向前指挥全军夜渡汉水
该油画收藏在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巍峨屹立的红军纪念碑

赤化全川

平分土地

红色组雕一一保卫赤区

红色组雕一一赤化全川

山崖上的红军万岁石刻

刘伯坚（1895一1935）烈士雕像

刘伯坚烈士《带镣行》诗篇刻石

    带 镣 行
    创作年代: 1935年3月
    文学体裁: 五言律诗
    作者: 刘伯坚
    诗词原文: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红军魂雕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援建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战斗群雕

赤化全川

    在川陕苏区众多的石刻标语中，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村的石崖上，有一幅全国最有名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被誉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
    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来到景家塬，准备在石壁上刻一条“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语。当在石壁右侧刻好“国民”二字时，刘瑞龙到此巡察。他认为此标语字数太多，镌刻在崖壁上不壮观，显示不出气势，便把标语内容改为“赤化全川”。
    錾字队重新搭架，请巴中恩阳河一名姓张的小学教员书写“赤化全川”。20多名石匠经过40多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錾刻，然后涂上白色的石灰水，使之更加醒目。
    在景家塬左侧高25.9米的石壁上，方笔横书、楷体阴刻的“赤化全川”，每字高5.5米、宽4.7米，笔画深0.35米、宽0.7米（里面足足可卧一人），字距7.1米，整个字幅面积达300平方米，离地面15米高。“赤化全川”四字刚劲古朴，沉着霸气，十里之外，仍清晰可见。
    1935年红军北上后，当地乡绅闫升平、闫际风等人，以一石二升小麦为赏，由甲长闫成文买墨汁和收集锅烟墨欲将“赤化全川”四字涂抹掉。由于崖高字大，字迹难以毁去，“赤化全川”这才被保留下来。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刻成后，当地居民称此崖为写字崖。
    红军离开后，当地群众思念红军心切，夜望北斗，有人看见景家塬红云点缀，奇光异彩，时开时合，历久不散，便称之为红云崖。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诗人梁上泉以此传说为题材，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红云崖》。之后，诗人又将《红云崖》改编成同名五场歌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多方介绍这幅红军石刻，使之蜚声中外。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将石刻标语“赤化全川”纳入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内，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龛山上枫叶红

心系红军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