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全国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对山东这片红色热土极为重视，对勤劳勇敢的山东人民格外厚爱，一生26次来山东，对山东革命和建设事业给予了强有力的指导，使山东党组织在革命熔炉的淬炼中不断由弱变强，逐渐崛起为党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适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一代伟人，感悟他对山东革命、建设事业的诚挚关爱，领略他运筹帷幄、雄韬伟略的领袖风采，学习他深入群众、情系人民的赤子情怀，从而凝聚起继往开来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的齐鲁篇章。

    一、高瞻远瞩指导山东革命斗争

    革命战争年代，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枢纽，毛泽东对山东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总是把山东放到全国大局中去部署谋划，到新中国成立前，先后给山东党政军单位及领导人发电报多达100余封，对山东革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统驭全局、精心部署，对山东敌后抗战倾注大量心血

    调兵遣将部署山东抗日战场，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即致信主政河北的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鲁韩（复榘）绥傅（作义）晋阎（锡山）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并派彭雪枫、张经武到山东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促进了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正因如此，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多次派红军干部到山东，加强山东抗战的领导力量。当黎玉赴延安请求派一个团到山东时，他当即同意，并表示“一个团是不够的，看来还要多一些”。在他的主张下，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入鲁作战，增强了山东敌后战场的抗战力量。毛泽东还对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具体指导。早在1938年1月，他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山东：“省委的中心工作应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1938年5月，郭洪涛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来到山东后，制定《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这一战略计划上报中央后，毛泽东批示：“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此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相继驻扎在沂蒙山区，毛泽东的指示得到了实际贯彻。

毛泽东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

    强调重视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之初，由于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山东没有抓住国民党军队溃逃之机建立起政权。1939年4月，毛泽东、党中央给山东发来指示，批评山东过去退让过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且没有在省府、县长西逃时委任自己的县长，要求山东加强民主政权建设。5月，再次以中央名义对山东作出指示，强调指出：“在政权建设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按照这一指示，山东大力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1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级政府和300多个区乡政府，并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标志着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实行一元化领导，加强了山东的集中统一领导。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山东存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和115师两支部队。因定位和任务不同，两支部队分处不同作战区域，军事指挥长期不统一。毛泽东对山东的情况非常关注，亲自派刘少奇到山东解决存在的问题。1942年4月刘少奇到山东后，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代表中央决定建立山东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山东纵队司令部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合并办公。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统一领导根据地党政军工作，同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1943年9月，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这一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深谋远虑，使山东成为全国重要战略枢纽。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超常的预见性。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其核心就是控制东北。此时，经过八年抗战，山东解放区达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党员20多万人，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省政府，建立了全国唯一以一省范围为主体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成为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中共中央曾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在挺进东北的部署中，中共中央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其中山东主力部队7万人，山东地方干部6000余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为支援新解放区，山东按照中央部署，组织了不少于4万名地方干部南下。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最完整、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解放战争时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山东解放战场屡建奇功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是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成为解放战争的主战场，很多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重要战役都发生在山东。如孟良崮战役，重挫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这些战役的胜利都与毛泽东运筹帷幄、英明决策有重大关系。

    鲁南战役。宿北战役后，山东、华中野战军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击北上的整编第74师，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以利歼灭敌军；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如何确定作战方向，毛泽东与陈毅、粟裕数次电报来往，反复酝酿，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作战方案，从1946年12月18日到25日7天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发来6封电报，最后决定打响鲁南战役。事实证明，这一决策非常英明，1947年1月我军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会攻临沂的战略计划。

    莱芜战役。鲁南战役之后，华东主战场移向山东。国民党军为彻底解除华东野战军对南京的威胁，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迫使华野在临沂附近与之决战，进而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毛泽东多次就作战方案与陈毅、粟裕等人电报沟通，最终决心放手诱敌北进至临沂外围地区予以各个歼灭。但南线敌人迟迟不为我华东野战军所引诱和调动，计划难以实施。在此情况之下，毛泽东再次指示华野；“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救，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挥师北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也主动撤出临沂。正当敌人为占领临沂所陶醉时，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将国民党军李仙洲部歼灭于莱芜，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计划。

    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之后，为进一步分散和调动敌人，华东野战军决定分兵两处，以便在运动中歼敌。毛泽东在电报中察觉到华东野战军的急躁情绪，于1947年5月4日、5月6日、5月8日，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忍耐待机”。5月10日，顾祝同被华东野战军的诈退所迷惑，认为“共军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被迫撤退”，遂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叫阵，最终使华东野战军等来战机，赢得孟良崮战役的空前胜利。此役后，毛泽东这样评价：“在全国各区，就经济论，东北为第一位；就军事论，山东为第一位。”

    鲁西南战役。针对蒋介石继续把战火引向解放区的图谋，毛泽东、党中央又作出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在数量上超过敌军，就立刻转入全国性进攻的重大决策，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济南战役。从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我军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对敌决战态势形成。毛泽东基于战局的发展，果断作出攻打济南的决定。为打好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审订作战方案，前后共发出近20封电报。就在部队即将攻城时，毛泽东又给华野首长和华东局发去一封短电，要求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防止王耀武突围出逃。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济南被攻克后，王耀武化装出城潜逃。由于华野和华东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前部署，层层堵击，王耀武终在寿光被抓获。济南战役被党中央誉为“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史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揭开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山东战场上历次战役的胜利，都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是毛泽东高度重视、英明指挥的结果。事实再次证明，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具有非凡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拥有不可比拟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指挥山东我军对敌作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山东各项工作给予了许多指示。在他的关怀下，山东党组织顺利完成土改、生产、支前、救灾和各项建设任务，使山东解放区成为华东人力、物力、兵力的重要基地，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认可。1948年10月，济南市决定修建烈士纪念塔。毛泽东闻讯后欣然命笔，题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来到四里山革命烈士公墓。当得知四里山山坡上安葬着众多革命烈士时，他感慨地说：“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啊！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此后，四里山改名为英雄山。这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为中国革命所牺牲的千千万万山东人民的无尽哀思和追念。

1952年10月27日上午，许世友在济南四里山向毛泽东介绍黄祖炎被害过程。

    二、亲临视察关怀山东建设事业

    毛泽东情系山东，新中国成立后，曾25次来山东，给予亲切关怀和指导。其中，10次下车到基层调查，15次是途经山东时找省领导和基层干部上车座谈。在视察中，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广泛了解山东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并就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尊重科学、调查研究等作出许多重要指示。

    始终把群众放在至高位置。毛泽东一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他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时刻都装着人民群众。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当社员们发现毛主席来了，都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当时大家手上沾了泥，有的往身上擦，有的来不及擦，就被毛泽东一把握住了。1959年9月，毛泽东来济南视察时，天下起小雨，陪同人员劝毛泽东不去东郊公社了。当得知全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200多名代表和社员群众在大辛庄等着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乘车赶到大辛庄。虽然雨越下越大，但毛泽东依然接见了东郊公社的干部群众和参加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并亲切地同他们握手。当毛泽东视察完毕登车准备返程时，看到大辛庄的一些社员冒雨从村中和公路上跑过来，又两次停车走出车外，站在雨中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才离去。“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人民群众观的至高境界，是毛泽东思想最富于生命力之所在。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期间，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作关于思想问题的讲话，其中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话充满哲理，幽默诙谐，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

    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山东视察期间，毛泽东多次教育干部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要讲空话，认为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从1958年开始，全国出现了一种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的不良风气。1959年2月25日，毛泽东在济南东郊公社召开座谈会。有位支部书记提出，他们生产队的小麦，要争取达到亩产3000斤，毛泽东听后不以为然。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东郊公社，看到地头改为计划亩产1000斤的标牌，仍不相信。他对大家说：“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不要空口讲空话。”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发现了不少问题。4月29日，他以《党内通讯》的形式，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农业方面的关键问题，其中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推广机械化以及讲真话、不讲假话等问题，并特别强调“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收获多少，就讲多少”。1959年9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山东，当听说秋后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一定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毛泽东在山东调研期间曾指出，“中国的兴盛，离不开科学技术”。1958年、1959年，他曾两次到山东省农科所调研。1959年两次到山东视察农业时都强调，要合理密植，通风透光，适时浇水，防止倒伏，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总结推广先进经验。1960年上半年，中苏矛盾已经激化，苏联对中国取消援助、撤回专家，并停止供应钢材、石油等重要生产物资。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频繁到各地视察了解情况，特别是对各地在工业和技术革新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格外关心。在这种形势下，1960年5月2日至5日，毛泽东来山东视察时，专门参观了正在济南举办的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

    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其著名论断。他曾经多次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同山东领导干部交谈时，他要求：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必须了解实情，既要听取各级领导同志的汇报，也要深入下去，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毛泽东每年都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调研，有时是深入基层调查，有时是在行车中找各地负责同志在车上交谈。他曾经十数次途经山东时找省领导和基层干部上车座谈，听取汇报。1959年，毛泽东三次来山东，主要是对山东的纠“左”和人民公社整顿工作进行调研。1959年2月25日，毛泽东来到山东，在其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社员生活和干部作风等问题一一询问，广泛听取各阶层的不同反映。这次座谈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参加，自始至终都是他亲自拟定调查提纲、提出问题，自己口问、耳听、记录。

    毛泽东在视察山东过程中，对山东党员干部不时提出鼓励和期望，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巨大激励作用。1952年，毛泽东在济南考察黄河滩区时，提出引黄河水改良沿黄十几万亩卤碱地种植水稻的设想。济南人民执着努力地进行稻改，终于成功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品牌——黄河大米。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时，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为农民多培育些好作物品种。按照这一指示，山东加大农业科技攻关力度，经10余年努力，于1976年成功培育出“鲁棉一号”，大幅提高了棉花产量，促进了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棉花生产的大发展。

1952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黄河泺口视察。

    三、典型引领推广山东经验做法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山东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给予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关于“翻边战术”。抗日战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经验，提出“翻边战术”，即我军集结在边沿区，在敌人出动“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而是选择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占区去，使敌人不敢贸然进犯。毛泽东对“翻边战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他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学习借鉴山东的做法，创造出更多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关于整军经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部队的迅速扩编，特别是大批解放战士编入部队，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驻鲁机关和驻鲁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战术和技术的三大目的。其中，渤海军区结合开展新式整军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士兵的作用，部队指挥员战斗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1948年1月28日，毛泽东对此批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关于镇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境内依旧残存着各种反动社会势力，给社会治安造成极大危害。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上半年，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各项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951年2月至4月，毛泽东连续4次批示和转发山东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报告。其中，4月7日，批示山东分局关于城市镇反的报告：“城市镇反工作，山东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华东局已给批准并转华东各地参考。请你们也参考此项经验，正确地开展城市的镇反工作。”4月13日，批示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有力指导了山东的镇反运动，同时也为全国镇反工作树立了典型和榜样。

    关于“三反”“五反”。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所暴露出的贪污腐化问题，以及一些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山东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三反”“五反”情况，济南市委分别于1951年12月27日和1952年2月5日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对济南市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中批示：“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同时，指示把济南市作为开展“三反”运动的中央联络点，由济南市委直接向中央报告运动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措施、各界动态等，为中央指导运动提供参考。在对济南市委《关于开展“五反”斗争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批示：“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毛泽东对济南经验的推广，对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健康开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关于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为引导翻身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毛泽东于1955年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收录山东典型经验10篇，其中4篇毛泽东亲自加了按语。例如，他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加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长达800余字的按语，不仅充分肯定了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的经验，而且对促进全国各地因陋就简、加强文化学习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按语：“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该篇按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

    关于整山治水。中国很多地方属于丘岭山地，农业生产条件差，如何鼓励人民群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实践创造，是毛泽东在解决农业问题时经常考虑的，对这方面的事例也极为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通过整治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1957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为全国农业战线树立了一面旗帜，先后有28个省市自治区50多万人次来这里参观学习。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对临沂地区莒南县厉家寨的批示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