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第三次“左”倾路线已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1931年4月，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区来。5月12日，鄂豫皖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第二次围攻粉粹后，四军领导同志便同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并在以后成为党的叛徒的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在鄂豫皖区暂取守势，这正是我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四军领导同志建议: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区反围攻。但是，张国焘借口所谓巩固苏区，一再否定了四军的正确建议。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他才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但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7月中旬，军部率六个团南下，8月1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时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我军西克罗田，南占浠水，并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进占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震动九江、武汉。何成浚除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外，并派十军军长徐源泉率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各一个旅前来截击。于是，我位于广济、英山的部队南北夹击，九月一日，与敌战于洗马畈，歼敌近千。至此时仅一月，我连克四城，消灭敌人七个多团，缴枪四千，俘敌旅长以下五千多名。黄、广、英地区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组织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持红军作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正当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竟借口四军“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退。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但是，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管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已，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在张国焘大”肃反”之际，蒋介石即开始调动15个师进入鄂豫皖边区，部署第三次“围剿”。苏区军民虽然对张国焘的“肃反”和一系列”左”倾政策极为不满，甚至喊出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感情是极为深厚的，对敌人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蒋介石进攻苏区的罪行，号召苏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筹集给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围剿”的斗争准备。仅金家寨、麻埠、白塔畈、斑竹园、南溪、汤家汇，半月之内即有146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筹集军粮1300多石、银圆2500块、鞋袜2100多双，并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

    此外，地方由县到村，凡年满18岁以上35岁以下男子均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等脱产、半脱产的革命武装。仅白塔畈游击队即发展到250多人枪。六安、霍山、霍邱、商城新建和扩编了4个全脱产独立团，每团1000多人。1932年3月，为了阻击六(安)英(山)霍(山)罗(田)商(城)5县边区接合部敌人，经皖西北道委批准,将原设立在黄氏河的5县边区及流波䃥一带，划为五星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设在燕子河。县委书记童芳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余良柱，并组建了县独立团，团长韩承宏(又名韩志月)，政治委员杨继明，下辖一、二、三营,共500多人枪。

    1931年10月25日,为了扩大主力红军，在麻埠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七十三师共3个团，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纪念十月革命14周年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约3万人。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历时43天,毙、俘敌1.5万余人，缴枪70000多支、迫击炮10门，电台1部。第三次反“围剿”首战大获全胜，苏区军民欢欣鼓舞，纷纷组织慰问队慰劳红军,鼓舞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