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大地上，纵横千里的山川河流，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豪杰。上世纪中叶,当日寇的铁蹄践踏在中华大地，当独裁专治蹂躏着锦绣河山，当黎民百姓不堪重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多的热血青年为新中国的成立,为百废俱兴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开国上将陈伯钧夫人陈琳就是众多杰出女性中的一位，是太行山孕育出的优秀儿女。

    画面上这位慈祥的老人，有着自己不平凡的传奇人生。她曾与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她曾翻译了多本俄罗斯名著；文革期间她曾为陈伯钧上将写了几十万字的所谓“检查”；近期，她又整理出版了陈伯钧上将一百七十多万字的日记和文选。她就是陈琳，是我们晋城人。

    陈琳: 我出生在卫家大院，以后又住在南谷洞。虽然有时候看新闻、看电视，也经常看到咱们家乡的变化。我非常想念家乡，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回去。现在工作也忙了一个段落，在这之后,我就想到处跑跑。首先就跑了个美国，在美国呆了不到一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就觉得更需要看看自己的家乡。

    陈琳，1926年出生于晋城，十三岁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在鲁迅干部子弟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就读。当时的陈琳，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到前苏联学习了一段时期，回国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陈琳: 我是比较喜欢看书,喜欢用脑子,喜欢写文章。上世纪50年代，我曾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本书，他的东西我比较欣赏。还翻译过一个原苏联少数民族作家写的书叫《冲击》。那时候，还是几十年前，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能把他的全集译出来就好了。后来中央编译局成立了，要求我回北京来。回北京以后，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访问苏联的学习团，那时候团长是周扬，我跟着他们一起到苏联呆了半年，走了一些地方，在莫斯科，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走了一大圈，所以我到国外去，应该说是比较早的。

    在辗转南北的过程中，陈琳有幸结识了陈伯钧将军。

    陈伯钧，四川人，17岁就跟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二十六岁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琳与陈伯钧从相识到相恋，最后走到了一起，共同渡过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国上将陈伯钧是一名有着学者气质的骁将，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他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直至1974年2月去世。这就使得陈琳在老将军过世后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割舍不断的情结，那就是整理老将军的日记和文稿。她用这种方式，怀念着在文革中含冤而去的老伴；她用这种方式，告慰着自己倾爱一生的爱人；她用这种方式，修养着自己，启迪着后人。

    陈琳：他去世后，特别是看了他的日记以后，好多东西我才明白过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我应该把它整理出来。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办法从心里头把它接受下来，就觉得一看到他的东西，看到他的像，就流眼泪。我看他的东西，也是带着一种感情色彩，而且不断流眼泪，一面看一面哭，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能平静地去看他的日记，去整理他的东西。八十年代，我离休后，就觉得应该休息一下，学学字，学学画。我还是搞了两年，有一些画家说“再搞一年，你就可以突破了，”但是就在这一年我就在琢磨，我不能再搞了，我必须去整理他的日记。他的日记，这么一大堆十几本，而且是从1933年写起，一直写到解放战争结束。我不搞，谁搞？没人搞。我本来还翻译一些东西，后来我说不行，我搞这些别人可以代替，但整理他的日记别人不能代替，没有我，出不来。后来我就下决心，就这么搞吧，一天一天，搞了十二年。另外他还有二十本日记是解放以后写的，由于那时候家里经常被抄，解放以后日记涉及的秘密更多，涉及的人更多，留下来可能是麻烦，算了，就这样，把二十本全烧了。日记嘛，都是写得很匆忙，很小的字，我得用放大镜看。有时候一个句子不完整，因为写得很快，也可能他自己脑子清楚，就没有再写了，我得把它完整起来，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后面要说什么东西？你得去替他想，有时候我就到楼下转呀转呀。噢！我明白了，他要说什么东西，然后再前后再看，就是这么回事，我就把它整理出来，让它思想表露出来，这里还有一个再创作的问题，当然这个再创作不是我自己再创作，而是他的东西没有完整表露出来，我帮他表达出来。

    为了整理老将军的日记，陈琳花费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可谓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思。2002年4月21日，国防大学隆重召开了《陈伯钧日记·文选》出版座谈会。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分别为座谈会题词，原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分别致信祝贺，原总参谋部部长孙毅称赞，这是一部“革命历史的真实纪录”。2002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捧着手中的《陈伯钧日记·文选》，仿佛亲历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读着手中的《陈伯钧日记·文选》，仿佛在亲听着老将军讲解战争岁月、战友情谊和近代军事理论。

    陈琳：日记整理出来以后，有的同志看了。我就说，你们看，有没有价值。他们说，有价值，确实有价值。罗瑞卿的爱人就说：“你的书，孩子们看完了说，什么叫红军？过去不知道，现在懂了，红军是怎么回事。”

    陈琳与陈伯钧相濡以沫了一辈子，视将军为战友，为师长，为朋友。整理陈伯钧的日记和文稿，虽然耗费了她十几年的心血，却更加增进了她与陈将军非同寻常的情感，《陈伯钧日记·文选》的出版，在了却她一大心愿的同时，还为教育人民珍惜幸福岁月、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部难得的教材。

    如今，《陈伯钧日记·文选》不仅珍藏在省市级纪念馆、大专院校、国内一级图书馆、党案馆、党史研究室，而且进驻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以及德国、英国、新加坡、越南等地。一封封充满热情与感激的荣誉证、储藏证等信物雪片般飞往陈琳手中。按常理，她应该好好歇歇了，然而她却不忍闲住，还在为祖国建设尽着自己的一份天职。

    2004年9月，在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二十周年之际，面对一幅幅面目全非的长城残损画面，包括陈琳在内的四十名共和国老上将及军委老首长夫人为这次倡议保护长城活动赠言签名。陈琳说，这不仅代表我们自己，更代表一代共和国老将帅的心声，呼唤和平、阻止战争是万里长城对人类历史的永恒诉说，也是老将帅戎马一生的宿愿。长城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长城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