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彭士禄

    噩耗传来，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于今日12时36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生前，他特意叮嘱丧事从简，并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他曾经工作多年的葫芦岛海域。

    直到去世前，彭士禄依然放不下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彭士禄是革命烈士彭湃之子，也是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环球人物》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彭士禄，是在2021年春节前不久。当时，他已在医院住了许久。彭士禄的女儿彭洁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家属已有一段时间无法去探望，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和老人通话。那天下午，彭士禄睡了午觉醒来，躺在病床上看电视，护士时不时喂他吃一点巧克力。因为曾经做过胃穿孔手术，彭士禄的胃已经严重萎缩，无法吃任何固体食物，只能通过插管输入营养液，偶尔才被允许吃一点巧克力尝尝味道。镜头前，老人的精神看起来不错，还和记者打了招呼，又和女儿简单聊了几句家常。好久没见到女儿的彭士禄对女儿说，想她了……

    没想到，那次采访之后仅两个多月，彭老去世的消息便猝然而至，令人扼腕痛心。

    彭洁含泪告别父亲，她说：“老爸，您走的是那样的平静、安祥，那样的有尊严！”她带着依依不舍的泪水和绵绵不断的思念，回忆着陪伴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

    那一桩桩、一件件、一帧帧、一幕幕的往事，闪现在所有人眼前。今日再次刊发当时的报道，以示怀念。以下为报道原文：

    “我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须发皆白的彭士禄对着镜头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位96岁的老人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见证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发展。建党百年之际，《环球人物》记者拜访了彭士禄。为国贡献了大半生，看到新中国今天的发展，九旬老人很是欣慰。

    颠沛流离的烈士遗孤

    彭士禄的童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革命先烈彭湃牺牲时，彭士禄只有4岁。他说，那时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漆黑夜晚，奶妈背着他不停地跑啊跑，而他吓得哇哇大哭。奶妈跟他说：“你别哭，别出声。”

    后来他才知道，这一天，彭湃领导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遭到重创，敌人到处疯狂镇压、屠杀，扬言要把彭家人斩草除根。年幼的彭士禄慢慢明白，活下去，就是自己的目标。

彭士禄父亲彭湃。

    此后，彭士禄开始了隐姓埋名的逃难生活。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他被带到潮安，在革命群众家里辗转寄养。彭士禄的女儿彭洁告诉记者：“我父亲说他记得有一天，来了两位叔叔接他去瑞金，途中遇到国民党盘查，这两位叔叔就被抓走了。7天之后，他们在广东的梅县被国民党杀害。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两位叔叔是东江特委的负责人，为了保护烈士遗孤，两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父亲常常感慨党和人民对他的关爱。”

    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彭士禄说：“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比对自己的亲儿女还要亲。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我曾经在潘舜贞姑妈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儿子是红军游击队长，家里就是地下交通站。当时，全村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自己的子女都上不起学，可乡亲们还是一起凑钱把我送进了学堂。我还有个渔夫爸爸，时常用打来的鱼给我换潮州柑吃……”

    在东躲西藏中，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不幸被敌人抓获，年仅8岁的他被关进了潮安县监狱，不久又关押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和广州感化院，直到1935年出狱。然而，一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将他关进了监狱。两次牢狱之灾让彭士禄吃尽了苦头，但狱友都尽力照顾幼小的他。经过多方积极营救，彭士禄终于再次出狱，被祖母带去澳门和香港读书。

    在香港，彭士禄渐渐了解了自己的身世，萌生了参加革命的念头。1939年夏天，彭士禄离开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参加了东江纵队，直到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找到，将他送往延安。

    途经重庆时，彭士禄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弯着腰搂住他说：“孩子，终于找到你了。”还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到延安后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周恩来还提到了他的父亲彭湃，周恩来当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彭湃到码头迎接，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周恩来，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

    难忘的延安岁月

    1940年底，彭士禄被护送至延安，进入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后又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彭洁告诉记者，刚读中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听不懂，尤其是数学基础很差，甚至搞不懂什么是sin、cos。在老师的鼓励下，彭士禄下苦功学习，在期末考试时，就赶上了进度，获得“优秀”评语。

彭士禄曾就读过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1942年春天，延安大学和中学部需要调派一批学员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立刻报了名。中央医院建在一个窑洞里，设施非常简陋，彭士禄和其他医护人员每天给伤员换药、清理、洗衣做饭，由于干活勤快积极，他被评为模范护士。然而，彭士禄自己却病倒了，被诊断为肺结核。“当时药品匮乏，肺结核被视为不治之症，但我父亲一点都不怕，医生叮嘱他要卧床休息，可他照样游泳、爬山，没想到两个月后，他的病就好了。”彭洁说。

    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彭士禄担任了第四学习小组组长，他带领同学们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是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对得起党？”他的话打动了大家，很多人掉下了眼泪。于是，第四小组的同学在他的带领下互帮互助，一起学习进步，很快成为了全校的学习模范。

    那时候，除了学习，大家也要干活，不仅人人要种地，也要纺线织袜子、织衣服、弹棉花，甚至做牙刷。彭士禄总是一马当先带头干活，有一次挖井时，眼看天要下雨了，他把衣服一脱就跳下了井，麻利地挖了起来。学校开展文艺联欢活动，彭士禄用马尾巴做了一把琴，进行二胡演奏。

    很快，彭士禄和第四小组的先进事迹登上了1944年7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1日，作为模范护士和模范学生的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破例免去了预备期。

    几十年后，有一次彭士禄参加延安校友会，一位校友跟他开玩笑说：“你就是彭士禄啊，你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了！当年老师要求我们把《解放日报》上你的事迹全部背下来认真学习，你可把我们整苦啦。”

    延安的生活给彭士禄留下了深刻印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时常说：“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分别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他通过考试以优异成绩赴苏联留学，先后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彭士禄结识了留苏的中国学生马淑英，二人在异国他乡相知相恋，后来结为了夫妻。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核武器迅猛发展。1954年，美国核潜艇试验成功，作为最先进的海军装备之一，苏联等国也先后拥有了核潜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急需核动力人才。

    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获得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称号，正在进行论文答辩。时值陈赓访苏，挑选部分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成绩优异的彭士禄被选中。于是，他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了两年核动力专业，回国后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彭士禄留苏时在莫斯科广场。

    1958年底，中国开始了核潜艇研制。然而，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毛泽东主席批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彭士禄和同事们深受鼓舞，迅速投身到核潜艇研制中。可是，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导致核潜艇工程下马。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召开中央专委会决定核潜艇工程（代号09工程）重新上马。消息传来，时任潜艇核动力研究所（715所）副总工程师的彭士禄激动万分，他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再次带领团队投入核潜艇研发中。

    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缺乏核潜艇资料，科研人员大多只会俄语看不懂英语，彭士禄就组织大家学习英语，一边学习一边看英文资料，参考国外核电站的理论研究、方案设计以及核动力装置等基本情况，以最快速度完成陆上模式堆方案。

    1965年，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批准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方案、地点和协作关系，决定建设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代号909）。彭士禄、赵仁恺、符德璠被任命为909基地副总工程师，彭士禄为技术总负责人。1968年7月1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要求成都军区派一名师级干部和一个工兵营进驻909基地，加强基地领导和模式堆建设，即“7·18”批示。

    不久后，八千军民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南大山深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陆上模式堆建设。

彭士禄（前右二）与聂力（中）在工厂调研。

    核潜艇研发期间，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只有极少量的计算机、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的条件下，彭士禄等科研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他基本上吃住在实验室，很少回家，一天24小时投入工作，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睡一会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试验成功后，彭士禄立即带着数十名科技人员奔赴核潜艇造船厂，参加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调试。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二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驶向试验海区，进行航行试验。彭士禄亲自跟着核潜艇下海，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到时候万一我喂了王八，你可别哭。”

    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其命名为“长征一号”，舷号为401，并授予军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服役后，彭士禄前往葫芦岛核潜艇制造厂进行后续的安装调试工作。有一天，他感到胃疼难耐，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次生病，让他切除了3/4的胃。

    在研制建造核潜艇的同时，彭士禄还推动了中国核电站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在担任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初期总指挥期间，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提出了核电站建设的时间价值观念，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计算了核电站的主参数及经济计算，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于在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卓越贡献，彭士禄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晚年的彭士禄回忆往昔，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