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我为《世纪》杂志写了一篇介绍粟裕大将指挥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的文章——《听参谋长谈解放南京上海战役》。

    去年，也是粟裕大将诞辰112周年。在媒体和互联网、手机微信上出现的，本该是赞颂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的文章。因为他戎马一生、战功显赫；因为他三让司令，无私奉献；因为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是全军的楷模。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彪炳史册。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却有个别人在网上和手机微信上发出题为《粟裕在建国后曾犯三大错误》（即所谓“三次擅权”）等文章，继续向无辜的、已经含冤去世30年的粟裕“泼脏水”，企图推翻中央军委为粟裕平反的决定。

    笔者是粟裕大将冤案的知情者之一。在看到网上转载的上述文章后，拜访了粟老总的秘书朱楹少将，向他请教如何分析那篇文章？他逐个地剖析了所谓“三大错误”，是如何歪曲历史真相、强加于粟裕头上的，并提供了当年的档案复印件作证。他说，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张震、雷英夫、张剑等老同志，均已作古；在世的知情者也寥寥无几，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披露实情，再次为粟裕大将洗冤正名，告慰英灵，以正视听。

    笔者与粟老总亲属素不相识，只是因协助张震上将撰写《张震回忆录》的关系，和第三野战军有文字上的缘分。如今朱楹已病不能言。笔者出于一名解放军老战士的责任心，只得代为陈述了（将分两篇刊发）。

粟裕（右二）1955年10月1日于天安门城楼

    张震送文件发现身经百战的粟裕暗自垂泪

    1995年，国防大学领导赋予我一项任务：协助国防大学老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撰写回忆录。因我曾在军委办公厅和总参谋部工作过，便分工我收集张副主席担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时期的资料和起草初稿。

    我在聆听张副主席的回忆，和查阅、收集档案资料以及访问雷英夫等知情老同志的过程中，了解了粟裕冤案的由来，特别是对粟裕垂泪一事感触颇深。

    这要先从张震进京担任军委作战部部长谈起。张震是粟裕的部下，曾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的参谋长。1952年3月10日，张震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部长。

    当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粟裕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任职时间是1951年11月12日。1954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共和国成立前，作战部直接隶属中央军委，称军委作战部。1950年5月改属总参谋部建制，称军委总参作战部，也习惯地简称为军委作战部。

    1952年4月，彭德怀元帅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病愈后，被留在中央，7月起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兼顾志愿军作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彭德怀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设立了国防部之后，军队的领导体制并没有改变，依然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各总部和指挥军队。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还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参与领导军事工作。

    国防部设立之初，与军队各总部的隶属关系、分工、职责等条例尚未建立，矛盾就由此而来。

    军委作战部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张震到聂荣臻、粟裕办公室汇报和请示工作很方便。

    有一次，张震给粟裕送文件，看到见他正在低头垂泪。他跟随粟总多年，从没见过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流过泪，便关切地问他是什么原因？

    粟裕对老部下道出了苦衷：原来，总参谋部的文件，都是直接报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对我说过，你每周或半个月到我这里来一次。彭总回国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后，我很尊重他，就把原来直接呈送毛主席的文件，送到彭总那里，请他转呈。不想，彭总很不高兴地把文件一摔，对我说，“你要给主席送文件，就自己送，为什么还要我转？我不当你的通信员！”于是，有些总参的文件，我就直接呈送给主席了。刚才，彭总批评我说，主席把他叫去，问他：“总参报来的××文件，你的意见是什么？”可是彭总没有看过这份文件，没办法回答主席。他说，“总参报主席的这份文件，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

    粟裕用手帕揩了揩眼泪，又说：究竟哪些文件总参可以直接报主席，哪些要通过彭总转报，他也没有明确，我无所适从，很为难哪！

    粟裕为难，还不止于此。

    彭德怀就任国防部长之后，要求体现国防部的作用，有些过去由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的名义颁发的文件，要改由国防部的名义发。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哪些文件。正因为不明确，总参谋部起草的文件，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他的批评。如，有的文件没有用国防部名义，他批评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用国防部名义？”有的文件，总参建议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他又批评说：“屁大的事，还用国防部名义！”

    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粟裕真是存心向国防部争权，还能委屈地暗自垂泪吗？由此可见，他面对百万强敌，是刚强果敢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略和军队建设问题，他也可以据理力争；而对于如何处理党内的人际关系，则是一窍不通，受了窝囊气，也只能暗自垂泪。

    考虑到如果把元帅把大将骂哭的事公之于世，会影响二位老总的形象，因之，此事在《张震回忆录》中并没有写。如今，又有人翻出旧案，这就逼得知情者不得不把粟裕垂泪的事披露于世。如果有人认为笔者没有为尊者讳，那责任就只能由继续向粟裕大将泼脏水的人来承担了。

 《张震回忆录》

    所谓“争权”的缘起

    处理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问题，不仅粟裕为难，总部机关的同志也普遍感到没有章法，不好处理，应该理顺工作关系。于是，纷纷向粟裕反映，请他向中央军委提出尽快明确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职责的建议，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

    这本来是正规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很正常、很必要的事情。但是，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竟然把总参奉命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关于军队建设中的争议，说成是“粟裕借此争军权”“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1月第3版，第529～530页）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与会者就所谓粟裕的“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并责成粟裕在大会上作检讨。对此，粟裕事先竟一无所知！

    叶剑英元帅对此也不知情，曾问总参的同志：粟裕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会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

    所谓“告洋状”,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参加了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代表团有一项访问活动，是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他们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

    苏军总长说，我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材料。他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有关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方才向中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

    就是这样一件很正常的事，却被诬为“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粟裕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里通外国”？

    对会上的这些大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也没有接受，而是说明了事实。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基本事实，也不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强加给粟裕的“总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并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状。

    粟裕被迫违心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达八次之多。从7月2日起，批判粟裕的温度越来越高，有人提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

    主动向毛主席作检讨，也成了罪状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还有人指责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是“告阴状”！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看《张震回忆录》中怎么说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到作战部后不久，聂总对我交代说，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实在是太忙了，常常彻夜工作。我只管华北和总参的工作，就已经吃不消，而他们要考虑全党全国全军的事，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了。所以作战部的文电，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报送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都送到我这儿来，需要上报的，由我批呈。此后，作战部直接报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的文件，就减少了一些。

    大约过了两个月，195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通知我和总参军务部苏静部长列席。

    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

    我是第一次见毛主席发火，而且是批评总参的，多少有些紧张。我看了着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看到气氛有些紧张，我就插话说：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所以一般性的文件就不送了，只选最重要的上报。针对我的插话，朱总、少奇同志提出了批评。朱总说：你应该送。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少奇同志还说：是你张震来了以后减少的！见此情景，我也不便再讲什么了。

    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其实，聂总是一片好意，出于对毛主席的关心，却引起一场误会。但聂总并不介意，会后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和大家一起研究报送文件的具体办法，并于7月30日向毛主席呈递了书面检讨报告。同时，对今后报送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作战和敌情简报，重要的、紧急的，立即直报主席、副主席、总长、副总长；一般的可5天左右汇集一次，以精练简明的文字分呈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毛主席看过报告后，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507～508页）

    毛泽东严厉批评总参反映情况少之后，粟裕对自己也进行了反思：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去得就少了。因之，他觉得作为副总长，自己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不能只让聂帅一个人担担子。于是，他也给毛主席写了书面检讨，检讨自己未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主席没有指名批评我，但对我教育很大。

    毛泽东在粟裕的检讨上批示：“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则又作了批评。

    粟裕只是想检查自己，为聂帅分担一些压力，他怎么可能想到毛主席把批评聂帅的话写进批示中呢？

    结果，误会便由此而来：有人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把粟裕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成是“告阴状”，挑拨粟裕和聂荣臻的关系。

    为什么要整粟裕？

    这次军委扩大会为什么要整粟裕呢？据许多知情的老同志分析：

    首先，是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作出的特殊贡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调粟裕进京出任第二副总参谋长，并让他每周或半个月要向自己汇报一次，这当然也有听取粟裕意见的意思。

    同时，粟裕也受到了兄弟战略区指挥员的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

    1955年9月28日，黄炎培先生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战场指挥的七仗，延安总部发言人概括为“七战七捷”。

    中国古代有名句曰：“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菲律宾有个谚语说：“哪棵树结的果实最多，它挨的石头就最多。”

    赞扬粟裕的人和文章太多了，他当然就该挨“石头”了！

    就在这次批判粟裕的大会上，有些人对粟裕大加挞伐，说什么七战七捷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是“粟不顾大局”。进而又说：“两淮失守是因为粟裕恋战苏中”，“导致了淮南地区失利，又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记者经刘伯承将军推荐，访问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粟裕。9月27日，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实事求是地介绍粟裕的戎马生涯和光辉战绩。

    这篇文章，在这次大会上也成了粟裕“个人主义”的罪状，大加批判。

    第二，当涉及战略、战备、建军等重大问题，粟裕与彭德怀有不同认识时，他认为是正确的，便反复提出意见，甚至当面力争。

    笔者在这里仅举一例：是否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的问题。

    粟裕任总参谋长后，提出为应付突然事变，应抽出×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彭德怀却认为无此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

    粟裕据理力争，说：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

    这次纯属工作范围的争论，在大会上，粟裕竟被扣上了“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的大帽子！

    而若干年后，中央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金凤曾经点出了粟裕挨整的原因，引之于下：

    彭帅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主席很欣赏粟裕同志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同志，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总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粟裕同志其实很无辜。他为人一向谦逊，对老帅们包括彭帅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见他，他难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他难道能不执行？彭帅却因此心存芥蒂。……论年龄和资历，彭总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金凤：《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第31页）

    毛泽东也没有保住粟裕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页）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在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肯定了战争年代的粟裕，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粟裕也未全盘否定。

    毛泽东的话传到会上，陈毅领会了他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在大会上又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是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

    但是，毛泽东的话，也没能保住粟裕。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也可能有人问，毛泽东并没有在“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投反对票呀！

    但是，毛泽东自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一直觉得对不住粟裕，总想找机会当面对粟裕说说自己的苦衷。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