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合明烈士遗照及背面之手迹

杨合明烈士证明书

    爷爷牺牲的时候年仅34岁，我的父亲才出生两个多月。三十七年后，我才来到这个人世。

    自小记得家里一张不大的案台上总是排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旧照，照片的右下角已被腐蚀。照片上印着的是一个身着白布衬衫的青年男子，只照了肩以上半身。男子五官清秀，面容俊朗，黑浓的眉毛，迥然凝神的双眼，国字形的脸盘上呈现淡然而又严肃的表情，让人不禁想要去追寻个中之人的某些陈年过往。

    时光、流年，是一对长不大的顽童，有时候喜欢像贼一样将所有人的记忆在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偷偷盗走，然后又像是一个英雄的守护者一样保护这些所有直到很多年很多年，等到某一天又将其原封不动地还回那个人，而那人，却不是当年。

    记忆中奶奶无数次地捧着爷爷照片，没有言语没有眼泪，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干涸满皱的双手抚摸着照片的表面，就这样，或划着圏或上下来回掠过或沾沾点点。四五岁的我和六七岁的哥哥拿着玩具吵闹着在奶奶面前撒娇，奶奶这时候会放下照片，笑着抱抱面前的两个小捣蛋，牵着两双小手，嘴里喃喃念着“乖呀，听话。”然后便带着哥和我下楼玩耍。

    还太小的我们肯定一次都没有发现过，奶奶的眼里总是挥之不去的忧郁与悲凉。直到我长大一点才知道，爷爷牺牲的时候奶奶30岁出头，就这样，为了一个男人，抗着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人无法承受的磨难，艰难地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独守40多年。其实等我明白很多事情的时候，奶奶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我爷爷杨合明，又名杨获，出生于1916年农历二月初二，贵州郎岱县岩脚镇羊场村人。爷爷自小聪慧，敏而好学，五岁发蒙读私塾，八、九岁时就能阅读旧小说，会唱书，曾祖母常背着他到邻村唱书给老人们听，深受喜爱。爷爷读了三年私塾便插班进镇上小学五年级学习，年纪虽小但成绩优秀，小学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轰动当地，当时在偏远的小山村能出一个小学生已是不容易，更何况是第一名？所以学校敲锣打鼓送喜报回家。曾祖父、曾祖母十分高兴，虽然当时家境困难，但也摆了几桌酒席以示庆祝。后爷爷进入贵阳达德中学（王若飞舅父黄齐生先生所办）读书，期间因伤寒回家休息一年，病痊愈后继续返校修完课程。在达德中学的学习中，我爷爷极有可能同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这也直接造就了爷爷日后的另外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达德中学毕业时，爷爷应该十四五岁左右，回到家乡工作了几年的时间。期间先是在镇上当老师，后又到县土地勘察队工作。时值陆军辎重兵学校招生（校址在贵州贵定沿山镇，属黄埔军校第16期），爷爷考入该校学习，直到1941年毕业后分配到汽车团工作。1942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远征军，开赴缅甸进行抗日战争。战争失败后退回国内，行至云南昭通的时候爷爷病倒，是家乡人过去将其接回家中进行修养。第二年，家乡国民党保安团与当地土豪相勾结，将我幺爷爷杨合序及二爷爷的长子杨旭初诬陷，2人惨遭枪杀。我爷爷悲痛欲绝，放声大哭了几场，并写下署名“红楼侠客”的《悲壮集》记述其事。当时国民党保安团还说我爷爷是“异党”，扬言要抓他，爷爷逐不敢在家多待，即逃往贵阳。时值驻守贵阳的是国民革命军第94军，军长为牟庭芳（郎岱县人）。爷爷写信与牟庭芳，因为老乡的关系，牟接见了爷爷，又因为爷爷为黄埔军校毕业，形象好，文采优秀，再加上老乡的关系，便让爷爷到94军工作，任驮载营营长(当时贵州没有公路，军需用品均为马托运，所以为驮载营)。1945年8月94军从柳州空运至泸，接受上海、苏州地区日军投降，爷爷随军前往。1945年11月94军调防北平，后归属于傅作义领导的集团军，爷爷随军调往北平，并升任副团长。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我党的和平改编，使千年古都免于生灵涂炭。据爷爷在北京另娶妻室郝氏（郝祖母）回忆，北京解放之前就经常看到爷爷同一些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不定时深夜开会密谈，郝祖母问起的时候爷爷却总是三缄其口、闭口不谈。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启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工作，爷爷告诉郝祖母他被选派参加人民大学的组建工作，不久便又告诉郝祖母组织上决定让他南下回贵州支援家乡的解放工作。之后爷爷几乎没有在北京多作停留，便携郝祖母自天津到青岛，再从青岛到广州上岸，几经周折才回到贵阳。据郝祖母的讲述，当时由于内陆还处于战乱，交通瘫痪，只能走水路。在广州上岸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关卡搜查严密，爷爷从箱中取出一张小纸条交与郝祖母，示意其收好，郝祖母见搜查严密，情急之下将纸条塞进嘴里吞掉。后郝祖母问爷爷纸条上的内容时，爷爷拒绝回答，说即便是亲人都不能讲。

    回到贵州，爷爷与郝祖母先是回到家乡岩脚镇，组织贫农协会等。郎岱“三三暴动”失败后（事件发生在1949年3月3日，由当时的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领导武装力量攻打郎岱国民党县政府，同时起义还有威宁、水城、纳雍、织金、黔西、兴义等地)，爷爷来到贵阳，找到故交张法孙，张法孙时任贵州绥靖公署警卫营营长，部队驻守观音山。据张法孙后来讲述，我爷爷带着一个姓田的青年来见他时，他也知道我爷爷是共产党的身份（张法孙与我爷爷是在1945年于柳州拉堡机场认识的，当时爷爷随94军到上海驻防，两人性情相投，所以互引为知己。）张法孙十分佩服爷爷的胆识，更是对其胆敢铤而走险，来到国民党军队内寻求职务的做法表示惊叹。张念于老交情，并鉴于当时全国的大形势，所以就接纳了我爷爷，并让其到警卫营工作，任新兵连连长，以便为自己留下后路。爷爷在警卫营工作期间曾到安顺扬武、家乡岩脚等地招募新兵，组织训练，并秘密开展迎接贵州解放的相关工作。譬如他自写歌词自谱曲教新兵唱歌，歌词有道：“共产党，真是凶！得了湖南想广东，如今打到贵州境，嘿呀嘿！把他消灭光！”(这实质是在为共产党作宣传)。没过多久，有人将我爷爷的情况反映到贵阳警备司令处，时任警备司令夏之时找张法孙谈话，夏对张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人举报张的队伍中有共党的活动，让张对队伍进行肃清。夏的态度让张十分警惕，回来后就告诉了我爷爷，爷爷顿时觉得无法在贵阳继续待下去，于是便接受张所给予的50元大洋资助金，匆匆道别张法孙便离开警卫营。时值中共罗盘区委已经在郎岱县组织起了有效的人民武装队，并且取得了一些显著战果，爷爷便再次回到家乡岩脚镇参与中共罗盘区委领导的武装斗争，担任岩脚区武装队副队长兼区宣传干事。

    当时整个贵州的解放战争进行得非常艰难，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地方土匪勾结，占据着很多关键县市。当时在岩脚区与中共党委对抗的是国民党少将罗湘培（贵州遵义人，贵州绥靖公署独立第2师师长）。罗在贵阳解放后即逃到岩脚镇，与当地保安团长李成举联合，改编成国民党独二师，罗湘培为师长，下设3个团和一个直属队，共1500人左右。爷爷当时在岩脚镇带领着人民武装队转战过10多个地方，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战斗也日益激烈。在战斗中，爷爷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每次战斗必身先士卒，指挥战斗。爷爷当时还写过有关敌人军情的报告与安顺军分区政委白潜（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白潜亲笔回信。

    1950年1月，郎岱全县和平解放后，罗湘培不得不表面上宣布起义，服从我党的整训，但实际上实为其伺机再起。在安顺接受红色政权培训期间，他暗地串通反动军官李成举、王孝传等人谋反，于3月偷偷逃回岩脚，策划叛变攻取岩脚。不久后，他又与当地土匪陈光远、夏其辉等联系，公开叛乱。3月底，罗湘培趁区武装队转战其他地方的空档之机攻占岩脚，岩脚区人民政府事先已获可靠情报而预先撤离。当晚，闻讯赶到的解放军134团和146团一举击溃罗湘培等乌合之众，毙敌60多人，缴获轻机枪、步枪、炮等100余件和不少弹药，土匪残余溃逃，岩脚区人民政府恢复正常工作。

    1950年5月，郎岱北部金大成等几股土匪，与被击溃后逃出的罗湘培相呼应，重新聚集了3000余人，占领岩脚周围山头，对岩脚形成围攻之势，企图再次吃掉这个郎岱县北方军事重镇。这次残匪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为历次之最。据当年与爷爷一起共事的南下老解放军夏广山老人讲述，爷爷曾带领武装队十几名队员，应约来到岩脚“女小”与对方进行谈判。会上，双方互不相让，产生了激烈的争辩，火药味十足。最后是谈论到外蒙古独立事件，对方一口咬定是共产党与苏联私下缔结盟约，出卖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听此无稽之谈，性情刚烈的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从后腰处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猛地插在对方的桌面上，未再说一句话便带着手下离去。

    5月24日（阴历四月八日），罗湘培、金大成即开始对岩脚镇进行强攻，区武装队集合全队力量，扼守着镇上的各个据点，爷爷亲自在岩脚文昌阁指挥战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人民武装队多次击退敌人进攻，爷爷亲握机枪对敌扫射，不幸被对面山上的匪徒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爷爷倒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鼓舞队友们的士气，爷爷还在竭力高喊着：“同志们坚持！我们的队伍马上就到了！”

    爷爷牺牲的那天，在离岩脚三里的羊场也发生了战斗，奶奶起早即带着六岁的大伯及出生才两个多月的父亲避往别处。近黄昏，在岩脚镇上代课的郝祖母带着一岁多的儿子（我的二伯）赶到文昌阁，当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郝祖母将儿子的手放在丈夫的手中，喊他。最后爷爷无力地睁了一下眼睛，落下几滴眼泪，随即闭上，就这样离世了，年仅34岁。第二天，爷爷被抬回羊场家中，停在家门前。大家才得以看见，弹是从左眉上击入，由左后脑穿出。爷爷牺牲后，残匪猖獗，奶奶及郝祖母来不及将爷爷下葬，只好先装棺，藏放于屋基围墙内，直到秋收平乱后方才下葬。

    爷爷牺牲6个月后，贵州全境得到全面解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最终被彻底清剿。爷爷以生命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终于在家乡得到确立，如果他天堂有知，也当深感欣慰。

    爷爷确确实实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爱国进步人士、一名至死不渝的护国斗士、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他作为国民党军官参加了远征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殊死搏斗。作为一名多年来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可以想到他是冒着怎样的生命危险在从事着相关工作。北平解放后爷爷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支援家乡的解放事业，在最为艰苦和恶劣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躲避、没有选择保身、没有选择出逃，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再次打入国民党军内，一刻不停地继续为党工作，并最终将其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立、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1952年，郝祖母带着我二伯回返北京，安顺地区专员公署发给烈士证明书，由专员公署和机关首长李庭桂、赵尧盖印。一直到我上初中一年级，与姐姐、哥哥三人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才见到郝祖母，当时她已经是78岁高龄的白发老人。我二伯（杨明）由于“文革”中被迫害而患病，50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爷爷牺牲后，郝祖母忍着丧夫之痛，一个人独力在北京抚养我二伯长大，二伯不幸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可想而知，个中辛酸苦痛更是罄竹难书。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太懂事，只记得7月的北京天气特别炎热，天也亮得特别早，不到六点钟外面就已经阳光明媚。郝祖母起的特别早，她起来就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便是一两个钟头。前面案台上摆放的是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那张我爷爷生前留下的唯一黑白照，另外一张是年轻时的郝祖母与小时候的二伯的彩照合影，二伯脖子上系着一块鲜红的红领巾。也许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也根本就想不到。面前的这个女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先她而去，留下女人一个人独自承受着，承受着那原本生命中已经无法再加砝的重量。

    然而，爷爷在弥留之际，绝不会想到，在17年后，他家乡的妻、子竟会因为他的问题而被抄家、批斗，乃至蒙冤入狱，受尽非人的苦难。

    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我家的遭遇一言难尽。1970年，我年仅26岁的大伯（杨维森）竟被以“强制地、县民政部门将其父旧军官杨合明追认为烈士，骗取政府抚恤金”为名，打为现行反革命，被安顺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71年，又将我奶奶（鲍茂芬）和初中刚毕业的父亲（杨维林）逮捕，分别判处了5年及3年徒刑。在牢狱生活中，奶奶、大伯和父亲分别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干苦力活、饿饭均为家常便饭，我大伯在狱中的8年时间里不断写申诉材料给司法机关，材料竟达一尺厚。

    一个革命烈士的遗孤就这样被“一网打尽”。

    然而，黑暗终将过去，黎明终于来临了。1976年，平地一声雷响，“四人帮”宣告完蛋，接着便是全国各地的昭雪冤错案。我家的案件终于由省法院重新审理。1978年12月，由安顺市法院下裁定书：“撤销原判，无罪释放。”每逢说起这件往事，大伯总是心有余悸地说道：“我们总算是幸运地活了下来了。”

    1990年2月10日，由六枝特区人民政府正式下文，以政府名义出资为爷爷立革命烈士碑。六枝特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人武部、党史办、民政局、岩脚区委等30多个单位前往参加，并送了花圈。爷爷身前的部分还在世的战友也前往参加吊唁。岩脚镇上，上至六七旬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孩童，均自发加入吊唁队伍。很多人自掏腰包购买鞭炮和钱纸，一路上鞭炮不停放、钱纸不停撒，浩浩荡荡一眼望不见头的吊唁队伍从镇上一直盘延几里山路，一直到爷爷半山腰的坟前。爷爷牺牲40年之际，全家遭受辛酸磨难之后，终于在今天被永永远远正名了，在场族人无不动容流泪。许多在场老人，更是老泪纵横，哽咽难声。

    爷爷如天上有知，也当感到欣慰了。

    还是那一对调皮的孩子，将陈年过往又甩回给身后的人，像是厌弃了的玩具摔在路边上，让大人去打扫清理。改革开放后，我大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当年爷爷的故交张法孙，当年意气风发的国民党警卫营营长也早已脱下旧时的衣服，成为了一名劳改改造后的新中国公民。张给我大伯说道，贵州解放后，他被审判并判刑二十年。张法孙当时曾想到要找到我爷爷来为他作证，证明他曾帮助过共产党人，从而争取有所宽免。但是，他无论怎么寻找、怎么打听都没有任何关于我爷爷的确切消息。后张法孙老人得到政府特赦，从晴隆锑矿厂回到安顺，曾任安顺市政协委员，并一直居住在安顺西街，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我大伯给他说起我爷爷早在1950年就牺牲的事实后，张法孙不禁低着头一言不发，不自主的叹气。也许这么多年过去了，张法孙心里面也清楚可能老友早已不在人世，不过当45年后终于得到确切消息了，心里面却又不自主地翻滚起了多年来一直平静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