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高原整理

    谭启龙（时任华东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江南工委书记）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长江以北的自卫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思想，曾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3个纵队南渡黄河以后，由粟裕同志率领，先行渡过长江，深入到闽、浙、赣、皖等东南省区，同当地游击队结合，建立根据地，以吸引国民党军若干个整编师去江南，为我中原地区主力大量歼敌，转变中原战场形势创造有利条件。当时，粟裕同志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建议，考虑华东和中原战场的局势只要我军能高度集中兵力，积极创造战机，是可以在中原继续大量歼敌，并转变中原战场局势的。因此，一、四、六纵暂不宜渡江南下，先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几个主力，再渡江执行新任务。中央同意粟裕同志的建议，一、四、六纵队暂不渡江，但决定由一、四、六纵各抽一个精干的团(实际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营)，配备轻型精良武器，组成先遣纵队，先行渡江南下，进入皖(南)浙闽赣，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结合，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迎接大军渡江南下创造有利条件。

    1948年5月，先遣纵队在河南濮阳组建，正式命名为“江南游击纵队”。纵队党委命名为“江南工委”，谭启龙任工委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孙仲德任纵队司令员，谭兼任纵队政委，饶守坤任副司令员(7月底，饶调七支队后，由彭德清继任)，李步新兼任副政委，宋日昌任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下辖直属队(番号为中原部队独立支队)、一、四、七等3个支队。一支队支队长刘亨云，7月，刘负伤后由谢忠良继任，政委杨思一，参谋长洪隆(冯萌东)，政治部主任陈雨签;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彭德清(兼)，副政委朱辉，参谋长康林，政治部主任赵荣;七支队支队长罗维道，政委黄先。7月底，罗、黄调走，支队长为饶守坤(兼)，政委杨家保。随军南下的江南籍或原在江南工作的地、县、区各级地方干部，组成3个干部队，分别随各支队行动。朱人俊任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朱辉兼任四支队干部队政委，马长炎任七支队干部队政委。先遣纵队所辖各支队进军目的地：一支队进军浙江，四支队进军皖赣，七支队进军福建。

    为适应先遣纵队组织形式及江南敌后斗争对党政军骨干尤其是军事骨干的需要，参加先遣纵队的干部，从师团营到连排班都降级使用，战士全由正副班长和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组成。全体指战员中，党员占百分之70一80。随先遣纵队共同南下的，还有华野司令部通报台、新华支社。

    8月上旬，粟裕同志又派出华野总部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部分参谋人员、电台及一个侦察营，随先遣纵队先行南下，到长江边侦察渡口、敌情，组织船只，为粟兵团南渡作准备。由于先遣纵队司令部没有参谋长、参谋处长，也没有警卫部队，严振衡奉命兼先遣纵队参谋长，明确侦察营兼有保障先遣纵队机关安全的警卫任务。待先遣纵队渡江后，严及所属参谋人员、侦察营则留在淮南路西沿江地区，等待迎接粟兵团主力。

    10月初，为开辟长江北岸安徽和(县)含(山)地区工作，又把先在该地坚持斗争的华野四纵特务团和四纵十一师三十三团第二营合编成先遣纵队独立支队，马长炎任支队长，高立中任政委，方志明任副政委。10月18日，又以先在和县南义地区坚持斗争的华野四纵十师三十三团第一、三两个营为基础，加上罗(维道)黄(先)干部队组成罗、黄支队，也称九支队，罗维道任支队长，黄先任政委。罗、黄支队拟从和县南义地区分道渡江进入闽西。

    5月16日晚上，朱总司令由陈毅同志和饶漱石陪同，向在濮阳整训的华野一兵团营以上干部作报告，先遣纵队干部不限级别，全体参加。朱总司令作关于时局、政策纪律和建军问题报告。绝大部分同志平生第一次见到总司令，聆听了总司令那亲切、朴实而又深刻的讲话，心情激动，倍受鼓舞。5月21日晚上，陈毅同志又向先遣纵队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详细阐述了党对进入新解放区的政策原则。

    6月6日，先遣纵队各部先后经濮县南渡黄河至郓城。6月8日，在华野一兵团驻地玉皇庙，粟裕司令员和我、饶守坤、李步新同志一起，研究了先遣纵队的渡江部署及江南工作。随后，又先后召集先遣纵队团、县以上干部到兵团部开会，研究渡江、时局、新区政策和各支队到达指定地区以后的方针、任务。粟司令和钟期光主任直接听取了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会间，豫东战役打响粟司令即去前方指挥，令先遣纵队担任警戒菏泽敌人出犯的任务，参加豫东战役。

    6月15日，为掩护一兵团部队南下，先遣纵队开驻菏泽、民权、兰考、开封一线，主要任务警戒菏泽敌人出犯。6月18日至21日，配合三、八纵队攻占开封，阻止商丘敌西援，令先遣纵队担任破袭陇海线柳河至民权段铁路，翻铁轨，烧枕木，铁路翻身，夜色中火光融融。6月21日至25日，配合一纵在曹县、民权一线阻击敌五军七十二师、七十五师、七十师、八十三师等西援开封，先遣纵队移驻睢县、陈留、通许、尉氏一线，担任侧翼警戒。6月29日，配合主力围歼区寿年兵团，先遣纵队开驻睢县，阻敌七十五师、七十二师向东突围和抢占睢县。饶守坤副司令率四、七支队位于睢县城，我率一支队、直属队、干部队位于睢县西郊杨屯，担任警戒。

    部队在行动中不断与土顽打遭遇战，俘虏还乡团和国民党军散兵200余人，缴获部分机枪、步枪。部队协助主力部队参加了处理俘虏的工作，同俘虏进行个别谈话，宣传我军政策，了解情况，让俘虏自行取决去留，培养诉苦教育积极分子。

    在配合豫东战役中，先遣纵队伤亡约30人。7月6日敌机狂炸我一支队阵地睢县贵廷砦、王店、董店一线村庄，仅二营就伤亡10余人。7月7日晨，敌人猛烈炮击我一支队阵地睢县于庄，支队长刘亨云同志上围子观察敌情时，被弹片击中胸部，受重伤，由谢忠良同志接替支队长。

    由于我军战役计划变动，敌五军进逼，先遣纵队奉命于7月6日至9日又由睢县向北转移，越陇海路，至定陶。7月10日至12日到成武县的阎楼。7月13日，粟司令和唐亮、钟期光主任亲临先遣纵队驻地，就先遣纵队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步骤、策略，以及各支队工作地区的划定、干部的调整、统一领导思想等问题，向团、县以上干部再次一一作了明确的指示。当天，先遣纵队就在阎楼誓师南征。全体指战员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又参加了豫东战役，为先行打回江南去的历史任务所鼓舞，无不意气风发，一路上人行矫健，马蹄轻捷，由成武向东南行进，经单县、丰县、山，再次南越陇海路，过永城，于7月27日渡河，到涡阳县境。在涡阳县的孙集，部队进行了3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休整，也是先遣纵队即将远离大后方的最后一次整训，为进入敌后，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豫东战役胜利结束以后，8月5日，粟司令又亲临先遣纵队驻地涡阳，向连以上干部作报告，特别讲了要加强团结，服从命令，反对无政府、无纪律;讲了游击战争的四点原则:(1)造成部队的热情，(2)造成群众的热情，(3)造成敌军内部的恐慌，(4)造成敌统治机构内部的恐慌。

    8月6日，粟司令率指挥部西去。从此，先遣纵队开始独立执行党交给的南进任务。

    8月8日，饶守坤、杨家保同志按照华野前委的有关指示，率领七支队单独南进，与纵队分别。纵直、侦察营和一、四支队在涡阳、蒙城间开始作强渡淮河的准备。一面派出侦察连，查明蚌埠和淮河渡口南岸的敌情及淮河水情，选择渡河点，征集船只;一面对部队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军事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原定8月20日渡淮，后因蚌埠、寿县间敌人增援，再加连下暴雨，淮河泛滥，报经粟司令同意，推迟至9月中旬，乘我军主力发动秋季攻势，蚌埠驻敌可能北调之机渡淮。9月下旬，我军解放济南以后，津浦线、临淮关与蚌埠守敌纷纷北移，我即连日冒雨南进至怀远县境。10月5日12时开始渡淮。在徒涉淮河以北内河泛滥区三里水路后，纵直、侦察营、四支队到达常家坟渡口，一支队到达马头城附近渡口。为防空袭，部队分批过渡。由于我军白昼突然渡淮，事先保密严格，完全出敌意外，加上警戒严密，船只准备有序，船等人，而不是人等船;又由于时值深秋，适逢西风，扬帆东渡，急流顺水，船行迅速，到下午6时，全部安全渡过淮河。

    一过淮河，即入敌后。一支队先锋连在渡河时遭到守敌一挺机枪阻击，牺牲了一名战士。四支队在强占桥头堡时，牺牲了一名班长。在穿越水(家湖)——蚌(埠)铁路，炸铁桥、打据点时，一支队又有两名正副班长负伤。当晚急行军，走的都是山区羊肠小道，过考城，越水——蚌铁路，次日清晨到达定(远)、风(阳)、怀(远)游击根据地曹家店，与坚持淮南地区斗争的江淮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孙传家、政委杨效椿、专员罗平同志等会师。同志们无不为一步步实现向南行进而兴奋鼓舞。有的同志欣然作诗:“胜利渡过第一关，阔别三载大米饭;革命不分南与北，英雄到处打江山。”

    四分区位于津浦路西，淮南路东，纵横百余里，有6个县，是抗日战争时的老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群众把我们认作当年战斗在准南的新四军二师，亲切地欢呼:“你们回来了!”沿村路旁，男女老少，列队欢迎，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新四军军属，老幼相扶，注视着行军中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想从中认出各自的亲人，直至队伍走完，纷纷叹说:“这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生活在边缘区的军、烈属，在我军北撤后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摧残，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怎么不早来!”群众诉说:“你们来了，我们晚上可以在家睡好觉了。”原来边缘区的群众为躲避土顽夜间抓人勒索，每晚都睡在田里。随着我军的活动，农村中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大军来了好翻身，打倒老蒋享太平，打倒老蒋分田地。”

    当时，根据孙仲德司令发自江边的来电及侦察营派赴江边侦察人员的汇报，沿长江敌警戒严密，先遣纵队部队不大不小，暂时不能立即实现偷渡长江的计划。因此工委决定在淮南的行动方针:由工委率纵直、侦察营、罗黄干部队及朱辉同志所率干部队的部分皖江干部，先行南下无为地区，与孙仲德司令、马长炎支队长会合，进一步了解沿江情况，作出渡江计划，开辟沿江自江浦至裕溪口间的工作;一、四支队暂留四分区战备待命支队在北，四支队在南，配合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游击区域，随时准备渡江南下。

    工委率纵直和侦察营等从定远向东南继续南下，这时，孙仲德同志派方志明同志率领独立支队一个营，到黄山至全(椒)、合(肥)公路以北地区接应。10月17日到达和县境内距长江仅40里的西陈村，与孙仲德司令、马长炎支队长会合。

    当我们进到和(县)、含(山)地区，望见长江中轮船的杄和烟上冒出的黑烟时，我们隐蔽迫近江边的行动，即被敌人察觉，敌人3个团就开始追踪我们，同时加强了沿江防务。江上敌艇日夜巡，江岸增设了据点，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扫荡”、“清剿”。

    10月20日上年11时，敌安徽保安团第三、七两个团，及整编四十六师一个团，加上敌曹良文部常驻和县的常备队，分成六七路，向我军驻地娘娘庙、范桥包围合击。当时我们只有5个战斗连队，其中马支队3个连，侦察营2个连，和干部队1个警卫排，前有堵截，后有追击，两侧还有敌策应、增授，情况紧急;我军英勇奋战，与敌苦战至黄昏，打死打伤敌人180多人，终于从和县城下冲出重围，我亦伤亡连级干部3人，排级干部2人，战士80多人。至晚向北转移，由官渡渡滁水，翻山岭，通宵行军120余里，于次日上午10时过浦、合公路，进至大马厂附近。四支队奉纵队命令，接应纵队司令部及所率部队转回藕塘地区集结，战备整。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向含山城西北突围而出的侦察营，亦于23日顺利归建。

    11月19日，在无为地区，敌又向我罗、黄支队大举进攻。在反扫荡战斗中，我三连打得只剩90发子弹，牺牲营长、协理员、正副排长等150余人。

    根据沿江的敌情，工委对沿江工作的部署，改为划分地段，由各支队分别负责，组织沿江工作委员会，随带便衣短枪加强连，及一部分地方部，各自开辟一个地段的工作。支队主力仍分别留在津浦路西及三官山地区，待机渡江。同时纵队将原拟乘敌不备，偷渡长江的计划，实践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报告华野总部，粟司令随即指示先遣纵队:坚持淮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待机南渡。

    先遣纵队各部，以一部分部队和地方干部，按工委原部署，抓紧渡江工作;主力留淮南敌后，协助地方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2日，一支队三营在合肥县香庙驻地，与定远出扰的敌整编四十六师十九旅五十七团发生遭遇战，毙、伤敌50余人。我纵担任掩护的八连牺牲9人，伤17人。10月20日、21日，支队进袭定远著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牛登峰部据点张桥，俘匪20余人，缴获枪支一部。10月30日下年敌约4个团分头向我纵直驻地定远得胜集及支队驻地安子集进攻，一支队二、五两个连，在掩护纵直、支队安全转移的战斗中，负伤15人。11月18日，四支队夜袭大马厂据点，守敌逃窜。

    部队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地方武装统治区活动，掩护地方干部开辟工作。10月17日，一支队干部派出一部分同志，协助分区进行征粮工作。11月3日至12月13日，又派出干部50多名，其他支队也都派出干部队，由地委分配到县、区委任职，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为准备大军南下在本区歼敌，或渡江作战在本区过境，解決宿营、粮食、烧柴、民工等所需，这是当时地方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减租减息，结合健全或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自卫，扩大民兵，发展县、区武装。还有一部分干部分配到边缘区，加强情报工作。干部队下去的同志，团结当地坚持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政策等)和群众路线，坚持开辟和扩大了南游击区。在边缘区情报工作中，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1948年11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期间，先遣纵队奉命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具体任务是，协同江淮四分区和后来南下到淮南路东的江淮独立一、二旅，全力以赴，辗转破袭先遣纵队各部坚决执行华野总部命令，先集中全力破袭准南路、津浦路，后又集中力量不断破袭津浦路。

    11月12日，一支队破袭准南路下塘至罗集段;四支队、纵直、侦察营和马长炎、方志明同志一部，破袭津浦路施郢至管店、张八岭段。破袭津浦路时，与敌交警总队发生战斗。11月20目、23日与12月1日、7日，一、四支队、侦察营破袭津浦路张八岭至沙河集、管店段;12月8日、11日、17日，破袭津浦路滌县至沙河集段，三汊河至草山黄段。

    当时津浦路沿线敌军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守兵相望，戒备森严。淮海战役开始后，又增设据点，每隔二三里路即有碉堡一二个，还有机动兵力护路。铁路两侧20里内地段，又是日寇先前制造的无人区。我们每次破袭，往来赶路总在百里以上。部队一部分担任翻铁轨，炸铁桥，剪电线，掩护民工掘路基，抬枕木，扛电杆;一部分担任警戒，袭占碉堡，与护路敌军作战。我们夜间破路，敌人白天修复，我们再破，敌人再修，如此反复破袭，贯彻淮海战役全过程，使敌人始终未能发挥利用津浦路快速运输的优势后退或前进。直至淮海战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以后，敌李延年、刘汝明两部放弃对邱李兵团增援企图，先遣纵队才奉命解除破袭津浦路的任务。

    11月26日上午9时半驻滌县敌六十六军十三师，率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3个团全部，向我纵直和一、四支队驻地定远藕塘进攻。纵队决心反击，歼灭敌人。以干部队坚守藕塘镇东面的塔山;以支队从藕塘镇正东和东南向北阻击，严重杀伤和打垮敌人，以四支队从藕塘镇东北向南迂迴，断敌退路;并以侦察营居中，在一、四支队的结合部由西向东攻击犯我塔山阵地之敌的侧背，诸路合击，聚歼敌人。四支队在迂迴反攻中，正遇到迂迴进攻我藕塘背后的大批敌人，四支队转为防卫阻击，用炮火大力杀伤敌人。激战终日，至下午6时，把敌人全部击溃，毙、伤敌约200人，俘敌50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宗。仅一支队就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汤姆枪5支，步枪20余支，子弹数千发，我伤亡约200人，其中一支队牺牲分队长郭雅荣同志等36人，负伤88人;四支队伤亡20余人，史家书大队长(副团长)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光荣殉职，葬于塘镇北面五六里路的山地。这次战斗，使敌三十七团丧失战斗カ，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气势汹汹而来，灰溜溜地退去，从此龟缩滁县据点，再不敢向我大肆进犯，为我以后继续破袭津浦铁路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军民，群情振奋，当晚藕塘满街灯火，庆祝胜利。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南敌军纷纷南窜。先遣纵队奉命与江淮军区淮南部队共同担任在蚌浦路上阻敌南逃的任务。又奉命相机进占国民党安徽省会合肥。

    1949年1月20日晨，先遣纵队进至肥东梁园附近，前卫部队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王曙东、牛登峰部打响，敌一触即溃。我俘敌10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100余支。同时，迫使敌梁园自卫队70余人放下武器。1月21日凌晨3时，我们进至合肥附近磨店子，前卫部队又与敌驻合肥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两个团打响，战约1小时，敌仓惶南逃，城内守军仅留部分保安队。傍晚，根据纵队决定，宋日昌同志与四支队一大队先头入城，随后，纵队直属机关进驻合肥城。国民党第十专员公署、合肥县政府及四个保安中队即向我投降，合肥解放。城乡群众，燃放鞭炮，列队欢迎我军相继入城。1月22日，四支队收缴了降军4个保安中队的全部武器。随后，一支队又收编了合肥东郊大兴集国民党地方武装人枪200余。

    继解放合肥之后，我七支队于1月24日解放舒城、桐城;独立支队解放含山、巢县;九支队到了三河、庐江、肥西上袛。同时，江淮部队解放县。长江以北安徽大小城市就全部解放。

    合肥市于1月22日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宋日昌。同时建立城防司令部，司令孙仲德，政委谭启龙。军管会设秘书、财政、文教、社会、交通5个处。1月23日正式开始工作，先后召集国民党机关团体人员，“民主同盟”人员，中小学教职员座谈会、报告会，分别向他们阐明了形势、政策(主要是对旧职人员、工商业、减租减息、城乡地方武装、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等政策)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颁布了城防司令部戒严令，限期登记反动党团特工人员及民枪，并解答了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

    对于在我军入城前后合肥市出现的“民主同盟”的组织和活动，军管会根据工委的决定，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和政策:(1)对于沈儒、章伯钩在香港所领导的民盟，我们抱友好、合作、互助态度，但对张申府一流操纵的“民盟”，我们不予承认。至于合肥市的“民盟”我们没有得到中央、华野前委的有关指示，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证明他们为沈钧儒、章伯钧所领导，因此，我方不能正式承认。他们不仅不应同我们建立两党的组织关系，而应暂时停止一切合法的、公开的活动，并把全部组织系统、负责人和盟员的名单、履历，用书面形式详报军管会。(2)对他们在我军进城以前印发“告合肥同胞书”，欢迎人民解放军，做了一些维持城市秩序的工作，表示赞赏。(3)严正批评了他们在我军进城以前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名义印发《人民解放军新的十大纲领口号的错误行为，要他们正式登报声明和收回;还指出他们自动搞武装活动，不符合民盟搞武装的纲领。

    对城市贫民的生活困难，我们发放了10天救济米应急。并着手发动群众，安排人民生活。

    合肥军管会于1月31日结，工作全部移交江淮军区派来合肥接管的黄岩、郑抱真等同志，成立合肥市政府。先遣纵队工作人员全部归建。严振衡同志及所属侦察营，于1月底离开先遣纵队和合肥市，去安庆浦口段进行沿江侦察，为大军渡江作准备。

    淮海战役胜利结東，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我军消灭。华野总部要先遣纵队报告淮河、长江沿岸的情况，我大军南下进行渡江作战的形势日益逼近。党中央决定建立安徽省委，任命宋任穷为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

    1949年1月28日，中央令华野解除先遣纵队的单独渡江任务，于合肥集结待命。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统一整编。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我被任命为第七兵团政委。七兵团司令员是王建安同志，姬鹏飞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同志任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司令员彭德清同志任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副军长，七支队支队长饶守坤同志任九兵团第三十军副军长。我接到电报后即刻起程到野战军总部报到。其他同志也分赴新的工作岗位。先遣纵队及干部队由杨思一、谢忠良同志暂时负责，继续进行沿江侦察控制船只、渡口。2月14日，野战军指挥部又命先遣纵队领导以孙仲德、李步新、宋日昌同志为主，谢忠良、杨思一同志为辅。

    3月初，先遣纵队奉命开赴蚌埠，实行改编，其中连级干部半数、排级以下人员全部，直赴徐州，归特种纵队建制，作为建设现代化机械兵团的骨干(到特纵的人员:一支队大部分参加坦克团及特校，四支队大部分参加野炮团，七支队大部分参加高射机枪营及野炮团，直属队大部分参加教导团);其他半数连级干部和全体营以上干部，到蚌埠待命，分配工作;原在淮南坚持斗争的部队，归还原建制。独立支队的二营归建于华野四纵三十三团，其余成为炮三师十团、十团、十三团的骨干基础;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归华东局统一分配。

    率干部南下接管浙江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那时，我还在先遣纵队工作。先遣纵队广大指战员听到《新年献词》全文播发之后，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我当时的心情也是很激动、很喜悦的。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对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之迅速，都始料不及。华东野战军前委(1949年2月改为第三野战军前委)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先后两次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对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华东解放军1949年的六项任务，研究了如何顺利完成我党从城市工人运动中产生，然后走向农村，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又重新回到城市这根本性转变问题。我没有参加贾汪会议。但前委扩大会议精神，对于统一全体同志的思想和行动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十处提到先遣纵队（先纵）。选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地1版《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326-342页，《粟裕学概论》写作团队2021年11月22日曹秀连扫描，吴跃军对史实进行部分修订并审核。）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又称江南游击纵队）领导人名单

    司令员：孙仲德
    副司令员：饶守坤（至7月底）、彭德清
    政治委员：谭启龙
    副政治委员：李步新
    参谋长：严振衡
    政治部主任：宋日昌
    纵队党委为中共江南工作委员会：
    工委书记：谭启龙
    工委副书记：李步新
    工委委员：谭启龙、孙仲德、饶守坤、李步新、宋日昌

    华东野战军渡江先遣纵队作战序列（作战部队7000人，干部队2000人）
    纵队直属队（中原部队独立支队1000人）
    一支队（浙江，一纵一个团1000人）及一支队干部队。支队长刘亨云、谢忠良，政委杨思一，参谋长洪隆（冯萌东），政治部主任陈雨笠。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朱人俊。
    四支队（皖赣，四纵一个团1000人）及四支队干部队。支队长兼政委彭德清（兼），副政委兼四支队干部队政委朱辉，参谋长康林，政治部主任赵荣。
    七支队（福建，六纵一个团1000人）及七支队干部队。支队长罗维道，饶守坤，政委黄先、杨家保。七支队干部队政委马长炎。
    华野侦察营（400人），营长章宏，教导员是皖江人，副教导员范豫康。营临时党委书记严振衡（兼），营长、教导员参加党委。
    独立支队（华野四纵特务团、四纵十一师三十三团第二营，1600人）
    支队长马长炎，政委高立中，副政委方志明。
    九支队（又称罗、黄支队，华野四纵十一师三十三团第一、三营，加上罗黄干部队，方向闽西，1000人）
    支队长罗维道，政委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