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标语》内容与历史现状是吻合的。《革命标语》中所提到的“打倒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AB团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由来是这样的：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

    “改组派”是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它是国民党的一个派系。改组派反对蒋介石专权独裁，然更仇视共产党，仇视工农革命运动。

    “取消派”也称“托陈取消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又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分化出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合流的产物。

    “第三党”是指1930年8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由谭平山、章伯钧等1928年春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的。第三党虽然在思想上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幻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间道路，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民主党”当时在法国指左翼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两者联盟，合称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1869年德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各国建立的左翼政党大都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从原先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目标，扩大到反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2月6日，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反AB团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1930年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特委印发了《反对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使赣西南的肃AB团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其中的“富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闽西，1931年1月，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场上，闽西红十二军，召开了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在会上，因为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情况，有人呼喊出“社会民主党万岁”、“拥护第二国际”等口号。而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和闽西党组织的一些人，由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这是潜伏在军队内部的反革命在作怪。于是抓了十几名红军指战员，并进行严刑拷打，这些人受不了酷刑，便胡乱招供，说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民主党”，他们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就这样，闽西的肃“社党”运动在严刑拷打中开始了。肃“社党”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当时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共计6352人！肃“社党”的扩大化使苏区的组织建设受到极大破坏，当时闽西苏区的30个区委中，仅有一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

    整个中央苏区从1930年春开始，就以“肃清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AB团、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为内容开展肃反运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不断扩大，到1931年春夏之际达到顶峰。他们随便抓人杀人，弄得人人自危，大家谈虎色变。由于肃反运动的扩大化，致使许多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干部、红军指挥员惨遭错杀，这是党内“左”倾路线给苏区党政军带来的一次严重危害。有史料记载，中央苏区这场肃反运动，在红军总数当时不到四万人中，竟被抓了四千四百多AB团分子，且大部分被杀害。

    《革命标语》的内容充分反映了这次肃反运动，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四、《革命标语》的及时翻印发行符合谭政的惯性思维。谭政 （1906—1988年），原名谭世铭，号举安，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图4    1930年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时的谭政

    谭政是一个优秀的红军政工干部，是10名开国大将中唯一以部队政工业绩突出而被授此殊荣者。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谭政虽然是从参加秋收起义起步，军旅资格很老，但却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几乎没有独挡一面建立战功的表现，也没有独立主持过一个战略区的军政经历，迥然有异于其他9位大将。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将军衔，主要是凭他在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中对于政治建设领域上的突出贡献。史学家评价其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将”。 谭政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的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委，并指挥教导大队参加了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9月，红十二军部队改编，34师、35师编入红四军，谭政率军部及红十二军36师再次入闽，12月与闽西新红十二军合编，再次成立了红十二军，仍任政治部主任。漳州战斗之后，红十二军主力返回江西，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又北上攻打宜黄、乐安、南丰。之后，红十二军并入红二十二军，谭政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1月，红二十二军与红一军团合编，改为直辖师，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委。参与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写了不少战时政治工作的战斗总结报告。

    红十二军政治部在谭政领导下，政治工作在红军中具有独到的建树，除了历史有记载的翻印、制定红军各种宣传文献资料外，近年来，红色收藏爱好者，在民间又有新发现。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翻印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概论》（作者收藏，图5左）；同年12月为纪念广州暴动，翻印的《共产党宣言》（胡建东收藏，图5右）等。《列宁主义概论》是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毛主席强调干部必须读的五本书之一。《列宁主义概论》由瞿秋白翻译，最早在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由红十二军政治部翻印的《列宁主义概论》，是苏区图书发行史上的第一次。同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在1920年就出版发行了，并在此后多个出版社多次出版发行，但由苏区红军翻印出版发行也是属于最早的。所以，红十二军政治部及时翻印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颁布的《革命标语》，符合谭政的思维逻辑，体现了红十二军政治部的一贯做法。红十二军政治部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一面旗帜，创造过一流的工作业绩。这种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为在极其艰苦环境条件下，红军统一思想、竭尽全力、步调一致听党指挥，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疯狂进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5

    五、军博革命文物专家充分肯定《革命标语》。2017年4月17日下午，我带着这两本《革命标语》，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拜访文物部副部长程定飞先生。程先生长期在军博文物部工作，经手过数以万计的革命文物，是中国顶尖级的革命文物鉴定专家，军博每次重大文物展览活动，凡中央电视台有报道的，都由他出面解说。程先生虽然学识渊博，高屋建瓴，却为人低调和蔼可亲，待人热情。他看过这两本《革命标语》后，从风格、用纸、油墨、文字、印章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肯定。当他看到关于红军书写标语如何落款的规定后，非常激动，连连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红军标语落款问题找到依据了。”

    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贯以来都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为改进红军宣传工作方法，曾经提出过许多很好的主张，就像这个如何写标语问题，把白色区域写与红色区域写的区分开来，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宣传效果。1931年1月，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肯定，这个《革命标语》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临别时，还特别嘱咐我要保管好这件难得的珍贵革命文物。

    综上所述，这两本《革命标语》文献资料是真实可靠的，不是臆造之物，是新发现的苏区文物真品，同时也是苏区文物之大珍品。

    红军《革命标语》的文献价值

    这两本红军《革命标语》原件，除了缺少白色区域使用标语的封面及注意事项的第1至第6条内容外，其余都很完整。从遗留的第6条最后一句话“各级政治部负责自行分工”到第7、8、9条注意事项内容看，该革命标语提出的注意事项，前面的第1至第6条内容，与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于都县和1930年3月19日在江西大余县颁布的红军标语的注意事项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关于标语落款问题，从第10条开始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看看如下规定（图6）：

图6

    这几条注意事项的新规定非同一般，它是解读苏区红色标语唯一的理论依据。要研究苏区遗留的大量红色标语，掌握这些写标语的注意事项非常重要。目前，关于苏区红色标语研究的书籍不多，有阐述辨识标语落款规定的文献更无迹可查，因此这两本红军《革命标语》就显得尤为珍贵。

    白色区域使用的《革命标语》，除了书写标语注意事项14条规定以外， “打倒帝国主义”方面内容的有5条；“打倒国民党”方面内容的有15条；“建立苏维埃”方面内容的有8条；“拥护苏联”方面内容的有9条；“工人”方面内容的有16条；“农民”方面内容的有17条；“白军士兵”方面内容的有21条；“红军”方面内容的有2条；“工商业者”方面内容的有3条；“革命青年”方面内容的有15条；“妇女”方面内容的有7条；“游民”方面内容的有3条；“反对第三派别”方面内容的有12条；“时局的”方面内容的有11条。合计共有144条标语。

    白色区域使用的《革命标语》落款之后，还附有“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国民党十大罪状”的具体内容。

    红色区域使用的《革命标语》，没有再附写标语注意事项14条规定。 “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内容的有5条；“反对国民党军阀”方面内容的有6条；“武装拥护苏联”方面内容的有9条；“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方面内容的有22条；“组织革命战争”方面内容有的18条；“拥护工人利益”方面内容的有12条；“拥护革命青年”方面内容的有7条；“实行妇女解放”方面内容的有9条；“工商业者”方面内容的有4条；“反对第三派别”方面内容的有8条；“消灭AB团”方面内容的有5条。合计共有105条标语。

    两本《革命标语》加起来，包括“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国民党十大罪状”这两条，共有251条标语，比1930年3月29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大余县颁布的《革命标语》，多出75条，比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于都县颁布的《红军标语》，多出117条。足见红军对宣传鼓动工作越来越重视。事实上，革命标语的大量书写，对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等的成效越来越显著：中央红军从1929年4月的一个军三个纵队3千余人，发展到1931年3月的两个军团超过3万人，短短两年内中央红军的人数翻了10倍。

    此两本《革命标语》的内容较前面两个红四军政治部颁布的标语，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关于“反对第三派别”（图7）、“消灭AB团”（图8）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但规定要在红色区域内书写，在白色区域内也必须书写，如“打倒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AB团、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等，充分反映了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危害之严重。

图7

图8

    虽然此《革命标语》缺失封面和书写标语注意事项1—6条的内容，但对红军标语文献研究而言无伤大雅。因为前面6条内容，与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于都县颁布的《红军标语》，及1930年3月19日红四军政治部在江西大余县颁布的《革命标语》的内容基本一致，不影响对文献内容的研究，而有研究价值的内容恰恰完好无损，真应该感谢天公作美。

    此红军《革命标语》的文献价值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这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布的《革命标语》。1929年4月17日的《红军标语》和1930年3月29日的《革命标语》，都是以红四军政治部名义颁布的，只有这次是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义颁布的。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的小布宣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名（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1人（名单未定），后增加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后周恩来任书记。

    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军事工作机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同时在小布成立。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党的四大以前，并没有成立军事工作部门。1925年9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于同年底成立了党中央军事部，1927年5月党的五大和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正式名称仍然是中央军事部。1929年中央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1930年8月，在中央军事部内设7个部委，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军事部正式改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2年底，当时党内习惯称为“中央军委”。应当特别指出的是：1931年1月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是“中央军委”，而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军事工作部门，主席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兼任，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下设参谋部、总政治部、经理部等，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兼任。

    白色区域使用的《革命标语》，其翻印时间是1931年2月22日。可见此《革命标语》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形成的。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并参考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政治部的《红军标语》和1930年3月19日红四军政治部的《革命标语》，不断充实而成的。

    二、第一次将革命标语区分成“白色区域使用”与“红色区域使用”两个部分，这使书写区域与标语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不但增强了标语宣传效果，而且给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宣传员书写标语带来便利。

    红四军政治部前面两次颁布的书写标语只规定：1.在县城及大市镇，须把标语全部写完，县城市镇和大村庄，只对有“※”记号的要写；2.在行军沿途写的标语以“♂”为记号，没有这个记号不必写这两个方面，并没有规定在红色区域写什么，白色区域写什么。这次规定却说得很清楚，红军宣传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到什么地方就写什么标语。

    三、第一次将“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国民党十大罪状”以标语形式提出，并要求红军每到一个县城或者大村镇都必须书写。

    共产党十大政纲是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这十大政纲，红军也在过去的有些地方书写过，但作为标语来书写是这次才提出来的，并规定在白色区域必须书写。这对启发群众觉悟，鼓动群众开展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参加红军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国民党十大罪状是红军根据国民党腐败无能，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而归纳和总结的国民党反动派真实形象，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将国民党的反动嘴脸揭露出来，能更加生动地唤醒群众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也是《革命标语》第一次提出，它大大鼓动了群众，支援了红军战胜敌人。

    四、第一次将“反对第三派别”、“消灭AB团”写入标语内容，为苏区执行“左”倾路线，残害革命同志广泛制造了舆论，危害了苏区党和军队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错杀了许多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革命标语》见证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从苏区建立的历史我们知道，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环境那么恶劣，力量那么薄弱，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领导工农群众，坚持革命战争，已经非常不易，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偏偏又顽固地推行一条与苏区实际不相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以清查“AB团”、“社会民主党”为名，大肆捕杀红军优秀指挥员和苏区干部。在中央苏区有一大批党和红军部队的干部被错杀，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革命标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留下了历史印记。

    五、此《革命标语》总共有251条之多，是目前所发现的革命标语中最多条目的，创造了革命标语之最。

    书写《革命标语》的规定，除了上述介绍过的1929年4月17日的《红军标语》和1930年3月19日的《革命标语》两本以外，各地方各部门其实也制定过不少，但其标语条目数量都没有超越过这次规定。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颁发的《革命标语》，夺得苏区书写标语数量之冠。

    六、此《革命标语》关于标语署名的规定，是辨识红军标语的理论依据，为研究苏区红军标语的落款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第一次发现，具有巨大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

    目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中，还遗留下来不少红军书写的革命标语，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实现富国强国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如何解读这些革命标语，这两本《革命标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革命标语实物的存在和落款，对于研究红军历史也是很好的佐证。

    七、此《革命标语》为仅见品，目前还没有报刊杂志、网络平台以及相关书籍介绍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
    2、 《红一方面军纪实》    （刘本荣著   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红色标语》    （尚守庆编著  201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
    4、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5、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6、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7、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8、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 （王国本主编  学苑出版社1993年）
    10、《中国革命老区》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11、《红色文物鉴赏》 （曾本清著 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
    12、《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 （曹春荣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
    13、《红色中华》第1——324期影印件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14、《苦难辉煌》  （金一南著  作家出版社2018年）
    15、《共和国之根》（胡国铤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16、《中央苏区行》（胡国铤 彭光华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17、《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  （严帆著  中国上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毛泽东生平实录》（竟鸿  吴华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

    洪荣昌，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