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工作训练，晚上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东西。别人怕站岗，我不怕。站岗是写作的好时机，尤其是围墙边上之类的岗，坐在那里偷偷地写，最后写了部长篇小说。我抱着一摞稿子，从开封坐车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给了一个姓张的编辑。我觉得我的心血搁在这儿就算完事了。事隔好几个月，突然团里面来了一个机关干部，他和指导员两个人找我谈话：你给郑州送什么了？当时吓我一大跳。后来才知道，出版社给部队来了一个函，说你部谁谁谁写了部长篇小说，初具出版规模，建议你们给他创造条件让他修改。那时候，部队哪见过这事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结果给我弄到团部，就在副参谋长的办公室改这个长篇小说。这在一个基层部队不成新闻了吗？说炮连有一个兵，在写一本书，事闹大了。这是我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好几十万字呢！

　　出版社刚给我寄了本样书，突然上边下来一个什么文件，要求所有准备出的书一律毁版，毁成纸浆。可人家把稿费给咱发了，500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我根本不知道500块钱搁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情景，拿着汇款单哆哆嗦嗦去取款，十块钱一张的票子装满了一挎包。

　　我慢慢意识到，恐怕干文字这一行，干文学这一行，是自己注定的职业了。

　　电视剧热，电影热，言情片热，很多作家瞄着什么来钱快、受众广，来寻找题材。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浸泡在战争题材里面不能自拔？

　　我想说，起因是长期在我心中有一种忧虑，或者是叫忧患意识。我觉得当代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达了，但是，精神价值体系没有很好地构建起来，至少这项工程还滞后。我们看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无一不是精神价值缺失造成的。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自己的信仰，那是挺可怕的，也是挺可悲的。信仰就是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而我们作家有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这种精神价值的义务。

　　写《长征》就要重走长征路，我是一段不落地走下来的。长征路上我碰到很多青年人，大多是外国人。中国青年上哪去了？乌江边照个相，铁索桥边照个相，回家了。那些外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蓬头垢面，背个破行囊，一点点地走，严格按照长征路线走。凭什么从头到尾走到底啊？人家是对新中国的红色历史感兴趣。为什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力量，用于证明他能够坚强地面对人生的理由。只能这么解释，没有第二种解释。

　　2000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了一本书，叫做《影响人类1000年的100件事》，由全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家评选出来的。中国入选的3件事，第一件事是发明火药，北宋时期；第二件事是成吉思汗横扫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此而名扬世界。西方专家为什么青睐长征？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不是。长征在精神上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西方人都这么认为，我们本土的人还不这么认为，还拿长征来调侃呢。数典忘祖！

　　去哪寻找能够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呢？我们只能从本民族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所以我开始写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我总想回答一个疑问，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繁衍、生存、发展到今天，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个民族走下去的？它凭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这中间肯定有仁人志士，有英烈先驱，肯定有精神价值的主流。我所有的时间就是寻找和回答这个问题，心无旁骛，没有别的什么追求了。这就是我这么多年，连武警文工团团长都不当了，专心致志写被称为“王树增战争作品系列”的一个缘由。而且就像你说的一样，已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