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我成熟起来了。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3天后我就走了，到山西吕梁山那一带，就是临汾县西边的大山里。第二件事是我走后父母也被赶出北京，到外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只知道是去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农村，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反正家也没了，没什么可惦记的了，拼命干活啊！种棉花，剪枝啊，种玉米、割麦子、赶大车啊，我几乎都会，还说了一口地道的当地话。整天和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一块玩，晚上睡在麦草堆里面，拉着破胡琴，唱当地的土戏。一个北京的孩子实际上变成一个农村孩子。

　　可我心比天高，不停地写诗，用钢笔抄在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上，每页中间贴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小插花，精致得像正儿八经的诗集一样。我记得有一首诗写的是云彩，诗的名字叫做《奔腾的野马群》，青春的躁动不安全表现在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是你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青年，怀揣着文学的梦想。这个梦想不十分清晰，朦朦胧胧，总觉得自己拿起笔写点什么的时候，心里才能够踏实一点。

　　1968年到1970年，我在农村待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赤贫。我住在一孔破窑洞里。房东大娘一堆孩子，但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也管她叫妈，她就像我的亲妈。老太太说，北京的娃到咱这儿落难来了，太遭罪了。他们家天天吃野菜团子，一蒸一笼，但一笼里总有两个是不搁野菜的，黄澄澄的。只要我一下工，老太太就把这两个藏在怀里的玉米面馍偷偷塞给我，看着让我吃下去，还不能让她的孩子们看见。乡亲们都对我很好。这些农村人，他们几乎可以说一无所有。你说他们懂什么主义？他们就是善良，天然的善良，很简单的善良。但是，他们那巨大的同情心，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滋养。你别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经历，却让我到任何时候都不怕吃苦，任何时候都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我当兵走时，我的房东妈还活着。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告诉了她，她从此不理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实际上她很悲伤，心里在流泪，舍不得我走。根本不是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娃啊，到了部队你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妈等着你的好消息等等。

　　我当兵的第二年，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归。指导员给我训了一顿，说你打假电报，你是北京人，你妈怎么会在山西农村？我说我一辈子有俩妈，插队时的这个妈跟我亲妈一样。指导员也是农村人啊，他说你小子还算有良心，我批你假了，你快去快回。我三赶两赶到那个村子，晚了，我的房东妈去世了。他们穷得买不起棺材，两口缸一对，把老太太埋了。

　　部队成就了很多人的文学梦。你在部队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我们全县北京知青500多人，1970年冬选送入伍的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这是很大的荣誉。我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个箱子、脸盆、衣服啊，都给我房东了。我上县城时，换上了我房东妈大儿子的一身衣服，头上系了一块白毛巾，整个就是黄土高原农民的样子。下大雪，队里派了辆破拖拉机送我到县城，我换上了新军装，就把脱下的衣服又捎回村里。接兵的人根本不知道我是知青。我说我是赤条条走的。

　　到部队，我就觉得真正到了我应该到的地方。什么苦啊，累啊，我才不怕呢！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新兵进行伞降训练时，500个新兵要挑出10个人提前跳，剩下的新兵一律在下面观摩。什么意思？你看你们都是新入伍的吧，人家这10个人敢跳，你们也要敢跳，一样的嘛！伞兵部队把这种训练模式叫示范伞，一个新兵能跳示范伞那是莫大的荣耀。我又是跳示范伞的新兵。我在空中一点都不怕，荣誉感老是冲击着我，我觉得我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下到连队，我是一个炮手，部队所有的集训队，比如跳伞示范队、班长集训队、宣传队、篮球队，我几乎都参加过，反正只要上面要人，都是我去争门面。我觉得连队生活给了我极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