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可留下的惟一照片

周美瞻年近花甲才得知父亲的下落

　　核心提示

　　“当革命浸透了他身心的时候，家人就渐渐离他远去”———这句话用在周吉可身上，再恰当不过。

　　这位事迹编入中国军事科学院土地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的人，与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并称“重庆走出的七大红军将领”。为了革命理想，他放弃学业，抛妻离子，长征途中牺牲于川西草原，时年29岁。

　　然而，这样一段历史曾一度被湮没，直到半个世纪后。凭着父亲最后的家书和惟一的照片，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执著的女儿终于还原了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4月5日，清明节当天，周美瞻来到母亲坟前。跟往年一样，她把父亲的照片、家书以及烈士证《光荣之家》的复印件一一焚烧；又对着西北方，遥遥地祭拜。

　　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曾留下一封情真意切的《与妻书》至今传诵。“我的父亲也留下了一封这样的家书。”85岁的老人泪眼婆娑地说，“父亲的家书中，既洋溢着对妻子的爱，也表达了革命者马革裹尸的绝然气概。”

　　周美瞻的父亲周吉可，长眠在川西草原上。

　　从合川走出去的红军将领

　　“从记事起，我就未见过父亲，也不知他是啥模样。”1928年夏父亲离家时，周美瞻不足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家里人常对周美瞻讲，“你父亲是20岁时生的你。”这让周美瞻一直记在心上。所以，“周吉可牺牲时，年仅29岁”这个重要史料，还是后来周美瞻给红十五军军史编写组提供的。

　　周美瞻的父亲学名周先哲，字祯，号际可，1906年出生在合川太和镇一个书香家庭。1926年，周际可进入成都私立志成法政专科学校，与京沪返乡进步学生共组“读书会”，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1927年，周际可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上海大陆大学学习，1929年转学中华艺术大学，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5月，周受党中央派遣改名为周吉可，随何长工、滕代远赴鄂东南组建红军，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

　　当年6月，周吉可被派去协助陈奇、柯庆施工作，为行动委员会成员，指挥红军第八军四、五纵队；10月扩编成立红十五军，任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1月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任十师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斗争；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转战鄂、豫、陕、川边境，参与组织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各次反“围攻”斗争；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8月牺牲于长征途中的川西。

　　1930年从上海发出最后一封家书

　　1930年3月15日，周际可从上海发出最后一封家书后，便如人间蒸发一样。这封信是写给他母亲的，有10多页。

　　“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20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免不了还要增加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家庭将为我读书而穷，为我做事而更陷入窘迫之境了。”当时，周母一再假称其妻子和兄弟生病，要他返乡，遭到儿子的婉拒。

　　“现在的社会，没有学识的人不说不能立足社会，要被一般人耻笑，但主要是不能彻底明白时代，是要为社会所鄙弃的”。冷静理智中，周吉可还是迸发出激情与理想，“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

　　周这样劝解母亲：“家庭不要再默守几十年前那种已经不中用了的保留遗产、仅靠土地的收入的旧的生活方式，这非但不能维持必然破碎的小有产者家庭，而且每个在家庭中的男女青年，也把握不住自身的前途，想象不到将来怎样才是出路”。

　　“我现在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这是周吉可对自己去向的最后交待，谁也没想到，这只是革命者的假借之词，此时的周吉可，受党的指派从上海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从事军事领导工作。

　　这一切，家里人自然半点不知。怕引起母亲伤心，周美瞻从不敢过多询问父亲的情况。初中毕业时，她即将外出读书，母亲终于含泪道出：“你父亲没有音信已十多年了，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祖母处还有他写回的最后一封信和照片，你去拿来作个纪念吧！”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叔父怕牵连全家，一举将父亲的信件、书刊全部烧毁，但这两件东西，却幸运地留了下来。

　　“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新中国成立后，周美瞻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选调到市委机关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她便着手打听父亲的下落。她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去函去电，甚至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由于不知父亲已经改名为周吉可，最终一无所获。

　　之后，周美瞻每次申请入党，都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过关。她因此慢慢地远离了机要工作，文革中又被下放到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甚至连她女儿入团，也因为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而受到牵连。

　　最让周美瞻痛心的，是母亲张永芬的命运。母亲遵照丈夫嘱托，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日子，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等着最挚爱的人归来，母亲总是拿着那封家书告诫女儿：“不要害怕，要相信你父亲绝对是好人。”

　　“她是在白白等了40个年头后，带着终身遗憾和委屈，孤独凄凉地离开人间的。”周美瞻说，更可惜的，母亲至死都背着地主婆的身份，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母亲被清理回乡。一个无依无靠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人，回乡后无法生活，只得流落他乡去投靠娘家远亲，在潼南小渡乡与一位远房侄儿勉强度日。

　　“1969年母亲去世时，我们连去见她最后一面的权利也没有。那时我就有个信念，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周美瞻说。

　　得知父亲下落时，女儿已年近花甲

　　1983年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中，重庆市民盟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谈到，他曾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一年多以后，线索辗转传到周美瞻这里，她惊呆了：几十年的日思夜想，终于有了眉目！

　　周美瞻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立即赶往陈家。提到周际可，两代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陈周二人曾在合川中学同学，又是太和镇同乡。1929年陈彝荪到上海读书，两人住地相距不远。一次示威游行中，陈彝荪被捕，周际可通过组织设法将其营救出狱，以后又发展陈为中共地下党员。

　　陈老深感遗憾地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周际可的后人还在寻找他的下落，因为周际可从没提过自己已经结婚并有后代。

　　顺着线索，又拜托上海党史办协助查找，周美瞻找到了与父亲在上海一起读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战友郑绍文，他记起在一篇调查材料中见到鄂豫皖红军战斗人员序列表中有周吉可的名字，从而肯定周离开上海后到了鄂豫皖苏区。

　　得知当年战友历史问题仍未澄清，郑绍文利用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向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四处打听，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交通部顾问梅盛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小川不约而同提到“周吉可”。看到周美瞻提供的照片，老战友们认定就是当年的周吉可。重庆党史办给中央军委发查询函，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立即发来周吉可在红军中职务的证明材料。

　　1988年，周吉可烈士申办手续正式批复下来。拿到烈士证的第二天，周美瞻就来到母亲坟前号啕大哭，“母亲，我终于找到父亲了！”